西安事变指挥部——杨虎城公馆

“经过周总理的耐心开导，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思想比较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总理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会见了蒋介石，在周总理的教育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时针已经指向五点，孙铭九先生已经谈了整整三个钟头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地继续谈下去。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决定改日再谈。在最后一次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二十五日，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张学良未同周总理商量，就贸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卫兵向我报告张学良已坐车到机场去的消息时，我急忙赶到周总理的住处，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一听，顿时惊愕地问：‘几时走的？’我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总理略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我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接着，周总理焦急地问我：‘现在有没有汽车？’我回答：‘有车’。于是，周总理立即和我驱车赶往机场想追回张学良。可是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事后，我们感到这事将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破坏‘三位一体’的团结，于国内和平不利。周总理对我们这一鲁莽行动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急忙去向周总理请罪，向周总理下跪，请求宽恕。可是，周总理并没有指责我，他把我拉起来，和蔼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了。’又耐心地启发我说，‘要抗日，一定会有斗争的。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共产党始终支持你们的正当行动。’这使我非常感激。后来，周总理从全局考虑，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避免扩大事态，就请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转告我们，赶快离开西安到陕北红区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周总理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把我护送到陕北红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本文来源《文汇报》 记者 施宣圆　田玲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