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

“自从延安秘密会谈以后，张学良就在东北军内部积极地展开促蒋抗日的活动；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中级军官的抗日觉悟；在东北军内部成立‘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参加的成员中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军官，为抗日作思想和组织准备。张学良自己抓紧一切机会，劝说蒋介石改变亲日反共的政策。然而，蒋介石不但丝毫听不进去，反而大搞阴谋诡计，逼张反共。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把蒋介石抓了起来。

“蒋介石被抓以后，张学良要我立即通知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把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找来，共同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已抓到的情况，请党中央马上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特别邀请周总理当代表团团长。就在事变发生以后，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乘机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企图派兵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欲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出于激愤，也纷纷要求杀掉蒋介石。另外，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投靠南京政府。面临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如何处置蒋介石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张、杨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认识，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待着周总理率代表团到来后研究解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派周总理和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作为代表团来西安谈判。十二月十六日，周总理等从保安飞抵西安。

“那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和张学良的一个副官长一起，负责保卫代表团和周总理的安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日日夜夜里，周总理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一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听张学良介绍情况。张学良对总理说，蒋介石要逼迫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配合他的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们怎么劝说都不顶用，反而扬言要调我们到福建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了。张学良介绍情况后，就诚恳地征求周总理如何处置蒋介石的意见，并且一再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抓蒋介石是为了逼蒋抗日，只要蒋介石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愿意抗日，我们就放了他。听了张学良的介绍，周总理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对张、杨的这一行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不使国内产生新的内战，我们同意你的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战，我们完全同意放蒋回南京。张学良将军听了周总理对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异常兴奋，感到有了红军强有力的支持，天不会塌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