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江青

“9·13”之后，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一座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全部启动起来，而此前半年，这几部雷达并不一起启动，只是单部轮换转动。我还特地到乌兰巴托附近的地空导弹基地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也都架到了发射架上，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入夜后一片灯火通明，闯入的中国飞机使本来就不轻松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真相与震惊

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要求我，不许跟外界，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有关飞机失事的事。我这样被“软禁”了两个星期。

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23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注: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我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几天后，总理让吴法宪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认。吴法宪推说有的看不清。总理冷言道:“你们空军那几个人，什么人跟林彪走了你会不知道？！”

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9·13”，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却显得颇有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是5号(注:林彪)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最后一张是我们“追悼仪式”的那张，总理扫了一眼，马上扔到了一边。当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