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6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中国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注: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当天从中南海搬进了保密措施更严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