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林彪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

“军”“民”之争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能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居高临下之处。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9具尸体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现场;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究竟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我在国内时参观过被打下来的那架U2美国侦察机，它是翼根被打穿后掉下来的，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

我们和蒙古之间还要就此事写一个正式的“纪要”。但在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的性质认定问题，我们在宾馆里一直争执到凌晨两三点还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纪要”上写军用飞机，后来又要求改成“军人驾驶的”，或“军人乘坐的”，反正强调带个“军”字;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架民航飞机，驾驶员可能是空军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别在现场发现了一双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烧掉了，另一只还保存得很完好。我们以白皮鞋为证，说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这架飞机的性质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军”还是“民”，经过五轮谈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欢而散，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