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孤独又清贫 心中有怨却无悔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他入狱不久她也被开除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虽然停止了对她的“监督改造”，但一直没有恢复其公职。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达万元之多，使得他还清了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发丧。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广大知青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广大知青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纪实文学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调研理论文章纷纷问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壮举，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许多互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3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曾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卢荻在莆田采访期间，以一个老知青的真情实意打开了李庆霖尘封多年的情感大门，李庆霖当时心血来潮还挥毫赠送卢荻两帧墨宝，其中一帧就是坦陈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共有3个儿女，大儿子在当地镇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教书，一个女儿在福建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给李家带来了温馨。近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至于我个人，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