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变化。7月1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叫他在六万人的大会上发言，同时为了不负上级领导的期望，1973年7月8日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党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已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1973年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直至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参加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诡异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当时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绝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祟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一片真诚感动了劳改监管人员，他们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劳动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午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城厢镇居仁巷15号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