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前人设想过或者已明确提出来的一些事情，由于客观形势或主观认识的变化，没有来得及去做，或者做了一点后被搁置起来了，后人如果觉得它有道理，就把它继续做下去。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就是八大提出和设想过、但后来在实践中没有贯彻下去的思路。还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一切国家学习”的思想，但限于历史条件，当时只能向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学习，向他们开放。中苏关系恶化后，这条开放之路也不通了。到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进而同西方一些国家建交后，才开始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如“四三方案”）。在历史新时期，随着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仅把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并且大大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具体内涵。

第二，前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后人把它停下来；前人遇到的应该去做但却因为认识上的原因反对去做的事情，后人把它改正过来。这两种情况，就是人们常说的“拨乱反正”。历史进入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改革之初作为重大举措在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则是肯定和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地区试验过但受到批判的农村经营管理方式。

第三，有些事情，前人下功夫去做过，经过实践检验，方向是对的，但做得不够充分、不够完善，甚至发生过某些偏差。对这些事情，后人经过调整把它做得更稳妥、更周全、更充分。例如，关于如何落实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之后，在一定时期内卓有成效，但后来“双百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也出现了不当的现象，有时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关于如何反对和克服领导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是毛泽东一直抓得很紧的事情，在不短的时间里也卓有成效，但后来通过搞自下而上的群众政治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解决，发生了不少偏差。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把这些过去做得不够好，但应该去做的事情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采取更妥当、更周全的措施，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四，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设想过，自然也是没有去做过的事情，后人遇到了，于是就需要及时地去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干出新事业，走出新路子。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发展”。诸如创办经济特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探索不断深化和丰富，遇到的新事物会越来越多，着力于发展的地方也就更多。

邓小平的这四句话，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新时期开辟的新路同毛泽东那一代人做的事情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古往今来，如果以前人为参照坐标，后人所做之事，总的说来，也无非这样四个方面。所谓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所谓后人总要胜过前人，条分缕析起来，也大体是这四种情况。

令人回味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这四句话。在1989年的“6·9”讲话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说了关于总结实践经验的四句话，同1980年说的很相似，概括起来就是：对的要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如何理解这四句话，那是另外一篇文章所要分析的了。〔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责任编辑/孙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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