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清楚这次访苏的艰难性，所以，当塔斯社记者询问他将待多长时间时，他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苏两国要解决如此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却将毛泽东置之别墅，不闻不问，使中苏会谈一开始便冷了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随访的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回忆：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只是在此后，苏联方面才谈到双方签订友好条约的事。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冷场”，引起西方媒体的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毛泽东已经被软禁在莫斯科。这时，斯大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放弃往昔的成见，带着莫洛托夫前来拜望毛泽东，表示重新会谈的诚意。他们之间的会谈呈现融洽、友好的气氛。毛泽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从不让步。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斯大林才不得不改变观点，同意签订新条约和其他新协定。斯大林诚恳地说：“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毛泽东对此感受极深，体会到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时，只要你据理力争，斯大林也不是不可商量的。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这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不愉快的远足之旅。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新，常常旧事重提：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到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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