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毫无疑问，手抄本文学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在一场宣称要“触及灵魂”的运动中，“白纸黑字”往往就是“罪证确凿”，一封寻常的家书有时都要暗示阅后即毁，何况这些对伟大时代精神的颠覆性作品。那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不署名，张宝瑞也不例外。

不署名并不意味着安全。1972年春，手抄本《归来》（《第二次握手》）流传到北京，两年以后，首都一家报纸在其第960期《内部参考》中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批示：“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公安部门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着手清查。不久，写作《第二次握手》的张扬就被拘留，经过一年零三个多月的审讯、外调、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湖南师范学院文学系的专家分析定性从而“破案”以后，终于在1976年3月21日由省公安局报请省委批准逮捕。

张宝瑞当然不知道这些“内部机密”，但是他知道写作的危险。他小心翼翼，却是一发而不可收。据统计，文革的手抄本作品有300多部，其中张宝瑞就有20多部。

四

1977年深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张宝瑞想上大学的愿望变得越发强烈起来。尽管信心不足，他还是决定试一试。“那一次，我很清楚自己数理化学科的情况，所以，并不是抱着考上的心态，而只是准备体验一下，没有任何的复习准备就上了考场，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年7月，张宝瑞又坐在了高考的考场，自我感觉发挥得还很不错。他还在一张考卷的背后，写下一首七律诗，取名《无题》，之后再交上去。

26岁的张宝瑞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据《经济观察报》马国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