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决定恢复行使主权”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与其说这是双方的协定，不如说是中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主权移交后英国继续参与香港行政的可能性。1997年以后，香港问题将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过问。英方对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释:

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主权问题的解决，中国颇为体面地终结了被视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屈辱的历史。中国当局能够表现出、也确实被要求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联合声明》的“附件一”详细规定了中国对香港的义务，“附件一”还对个人权利做了详尽的规定。

护照风波

1989年，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大规模授予居留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严重的冒犯，因为这表明英方完全不信任中方的承诺。

英国政府采取了有些许安慰作用的折衷办法。1990年7月，政府同意向5万户家庭发放正式的英国护照，理由是这些人士对于香港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因此给予特别照顾。据说一些香港商界人士以实际方式提供“赞助”，向保守党提供大笔捐赠。虽然保守党对此予以否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香港商界领袖可以自由出入唐宁街10号，在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前后都是如此，以至于香港驻伦敦办事处对此大为惊奇。香港的头面人物并非一致赞同英国政府在护照问题上的折衷方案，邓莲如夫人就认为这种做法将制造分裂，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

最终的护照分配情况是:7000份给“纪律部门”(警察和海关)，6000份给“敏感部门”(资深公务员和媒体人士)，36，500份给其他被认为是关键性岗位的工作者(专业人士和商界人士)，500份留给重要的投资者。通过各方施加巨大压力，香港义勇军的葡萄牙裔和华裔幸存者最终也获得了护照。申领护照的人数比原先预计的要少，第一批发放的护照有43，250个名额，申请者为65，700人。这个方案确实给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使在野的工党陷入了两难处境。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反对把护照发放对象限定为“精英人士”。至于政府方面，以言语率直著称的前保守党主席诺曼·特比特在1990年的一次采访中声称:“如此众多的移民从香港来到英国后，不会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将依然是香港华人，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一种极为危险的怨恨之情正在酝酿，只有当生活变得相当好时，这种情绪才会消除。但血缘、历史和宗教纽带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命令。”保守党明确保证反对进一步的大规模移民。

中国政府自然认为，英国政府决定以这种方式签发护照，严重违背了《联合声明》，既毫无必要，也是对中国的侮辱和挑衅。中国明确表示，任何持有这种护照的人恐怕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这种证件甚至可能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得不到承认。中国人没有让反对意见成为阻碍双方关系的绊脚石。不过，北京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张王牌，这就是有权决定新的《基本法》的框架。《基本法》数稿草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讨论:香港舆论各界几乎都有代表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北京任命，咨询委员会则由香港居民组成。《基本法》草案的各项原则得到中肯的讨论，尤其是著名民权律师李柱铭资深大律师提出了许多意见，北京方面同意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基本法》最终于1990年4月4日颁布，其基调相当平和。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