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各战场战役的同时，还时常念念不忘对外事工作进行指导，他还十分重视对外事干部的培养。此时，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事干部，曾先后两次写信给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并提出具体的可行性办法。1947年7月29日，他在给王炳南的信中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两年工夫都要得。11月10日，他又致信叶剑英并转王炳南、徐大年、柯柏年，信中写道：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政协和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由章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份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整理时有意见提出来，不要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和精心指导下，中央外事组一边转战一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积蓄着自己的外事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加强了外事组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做好了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对待国际问题主要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与外事组在一起的中央负责同志参考。当时，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翻译好，董越千负责审稿、定稿，刘文仲管刻钢板、油印，每天出两种。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竟然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

西柏坡外事会议上，周恩来强调指出“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

1948年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委经过一年多的转战，终于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和后委实行三委合并，西柏坡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央外事组也随即离开临县，于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村。

到达西柏坡后，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工作条件的极大改善，周恩来也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外事组的工作了，此时，他又把开办外事学校，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引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浦化人任校长，学校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为了首批外交战线上的干部。

1949年1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迫切需要一支能够从事外交工作的队伍去接管和负责城市涉外事务。鉴于此，周恩来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一次外事组会议，他要为这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讲一讲当前的形势。这是中央外事组自成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给大家做报告，他非常重视，并专门下发了会议通知，要求外事组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到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进城以后开展涉外工作的方针和外事干部应注意的各种事项。他说：进城后，涉外工作首先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与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外资企业可允许其继续营业，但要接受我们的管理。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他还特别强调外事工作影响大，所以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无小事，决不能擅自行事等。

天津解放后，成了新中国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统战部的章汉夫，外事组的黄华、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晋、马牧鸣、凌青，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杨公素……这些后来蜚声中外的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们陆续到达这里。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天津市委等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指示还指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被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时，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的具体化。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走马上任，周恩来郑重叮咛“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部随之组建。作为外交部长，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外交人员的筛眩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的基础上挑选外，他又从中央其他各部门的干部、军队的高中级将领、地方领导干部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选调了一部分。不仅考虑人选，他还“边招人边工作”，仅一个月的时间，到1949年10月底，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国送达开国公告和周恩来的公函的任务，相继办理了10个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的有关事宜，同时拟订了外交部组织条例、确定了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等。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成立大会。晚上8时整，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二楼大厅，他们在几张旧桌子拼在一起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茫然。周恩来继续说道，“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上任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会场立刻又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周恩来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他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从司长到科员一个都不落。“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20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他又点到王炳南：“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精于日文，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还有乔冠华、龚澎、浦三、龚普生、董千越、宦乡、柯柏年、赖亚力……周恩来将外交人员花名册上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了，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人们都惊讶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从军队中选调来的，为使大家尽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前来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乃至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还组织他们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等等。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来专门组织外交人员躲在屏风后面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接见了大家，人们异常兴奋，七嘴八舌地向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当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举例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不照样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绩卓著吗。他幽默地对大家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时周恩来也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为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最后他郑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首届驻外大使经过严格培训，纷纷走马上任。他们谨记周恩来的谆谆教导，走过风雨，走过辉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教诲还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华驻外使者，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不懈奋斗。(陈丽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