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年夏季将临的时候，正德皇帝又准备命令自己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巡幸南方各省，这下朝庭真的炸了锅。从朝臣的角度讲，他们已是忍无可忍了，先是负责监察朝庭礼仪的御史大夫们上奏书，其言辞之激烈火尖刻足见这些饱学之士用心之良苦，但偏偏于皇帝而言，不过是针尖麦芒想碰他的甲胄，见皇帝不作任何答复，他们就整整齐齐跪在午门外，颇有一点以死相谏的味道，正德依然不理，这就大大地激起了其他更多的京城官员的“道德良知”——不仅联名上书，而且不约而同地跪到午门“跪谏”，皇上让身边的人去劝说这些人各自回家，不听，皇上这下子龙颜震怒，不过他没骂这些个臣子们是“跪着暴动”，只在亲信江彬建议下将跪劝不去的146名官员每人赏梃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伤杖毙（有的是被家人领回家后伤发而亡）。此事一发生，全体内阁大学士引咎辞职但不被批准。而南方之行也因这场风波延宕了几个月之久。

正德皇帝的南巡于1519年秋得以实现，江南的美景和气候给喜欢纵情游乐的正德添加了兴奋剂，正德只要兴之所至，可以说无所不为，要命的是在一叶扁舟去撒网捕鱼节目中，正德的小船翻了。落入水中的正德虽然很快被救了上来，但从此龙体染恙，一直不见康复，他1520年底回到北京后，1521年初就在他的豹房殡天了。享年不满30岁。

用“好人”“坏人”，“好皇帝”“坏皇帝”这种极端绝对的划分来给正德定位显然是令人尴尬的事。

年轻的正德皇帝不愿遵守祖宗成制，不愿意被内阁大学士们用礼法的绳子牵着他走，而且更无心使自己的天子之尊神秘化，他喜欢皇城内外更为广阔的天地，并且也想在其中大有作为，就在他那个时代也很难就此指斥他为昏君，因为在其有生之年他并未误国。即便有史家指责他外出期间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不管她是否娼妓，是否婚嫁，是否已有身孕，他统统不管，是为扰民，似乎也仅此而已。应该看到，在正史中记载的正德的身上其平民化倾向似乎更为当代人看重。正德平素很喜欢跟手下人一甚身份十分卑下的人搅和在一块，在一块吃喝玩乐，根本不讲尊卑，外出打仗、巡幸，他经常放着皇帝的銮舆不坐而跑到后面的大马车上和侍士军士们挤成堆说笑。

有一回在地方长官为之而设的宴席上因为正德皇帝不按尊卑长幼的席位乱坐，以致于开宴了，他的坐位上竟没有筷子，吓得地方长官和一些臣僚不知所措，而他却不当回事，认为不过无意间出了个笑话。即便是当朝风气普遍看重的各种大典，正德也表现出超凡脱俗的通达——他的祖母去世，在举行表礼的时候天正好下雨，正德见满地泥水，不忍心让朝臣们个个滚一身一脸烂泥巴，下令免除跪拜磕头。这对于正好借机会表示忠孝之心的朝臣们来说当然是忤逆之罪，根本违背了孔孟之道，于是有人慷慨陈情，遣责正德皇帝。因此一举成为朝野称颂的名人，被载入史册，由此可见，在要求泯灭个性、天性、人性的封建专制帝国，正德这一现象的出现，纯属偶然，封建礼法制度绝不会让正德式的君主“长命不衰”，即使他没英年早逝，维持帝国运行的礼法制度也绝不允许他在张扬个性的路上走得更远。果然正德皇帝去世后，以后的皇帝也没法象他那样为所欲为令朝野惊诧莫名了！

正德皇帝的帝位在他一次次的远征，巡视活动期间开始动摇。早在他第二次亲征时，就有大学士凯切陈情：京城无主，变乱随时可能发生。正德没有理，反而将几个老喜欢当面让他难堪的大臣调到偏远地区任职去了。正德只管耳根清静，根本不管现实中确曾有过的危机，他自有他自己掌握的情报系统、特务机构。正德御宇期间有过两起亲王起兵造反的大事件，而且对方的理由也很充分：当今临朝者乖戾无道，行状污秽，令宗室蒙受羞，天下不安……。

但两次起事都没成功。

探究其失败的原因，造反者过份沉迷于他们基于道德、法统的义愤而缺少充分的军事准备和舆论鼓动这是其一；其二，造反者对正德作所为造成直恶劣的影响也估计过高。但不管怎么说，正德无视封建君主的权威构架，蔑视法统所造成的朝野不安，已是不争的事实，倘若上苍假以天年，任他偏离当时的皇朝运行轨道“胡作非为”去，很难说他不会身首异处，死于反叛者的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