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暴动的做法，使国民党人痛下决心，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了。只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仍旧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存在着，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认可，因此，这一绝交行动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有效控制的地区。但是，广州暴动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毕竟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多少清醒了一些。1928年初，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用了相当的努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召集到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前一阶段暴动政策的失败，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毫不客气地把它们统统归结为是中共领导人“左”倾盲动的结果。只不过，他们也同样很难了解中国共产革命正在呈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农村武装割据以及工农红军等等。他们一方面反对盲动，一方面继续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对于1927年国共关系的破裂，莫斯科把共产党方面的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

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革命仍旧遭受挫折。于是，莫斯科又进一步撤换了瞿秋白，而代之以在它们看来没有小资产阶级妥协性和狂热性的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上台，不仅丝毫没有表现出多少无产阶级的远见和睿智，而且盲动到和共产国际派驻在中国上海的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坚信为了在中国组织全国性暴动，推动世界革命的早日到来，苏联应当出兵中国。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干部了，他们最后只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寄希望于用这样的方式来严格地贯彻执行他们的意志和决定。

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适合的人员去苏联留学。最早一批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选派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陆续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有刘伯坚、朱德、任卓宣、王若飞、赵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人。1924年以后，则有李富春、傅钟、李卓然、邓小平等。随着1925年中山大学建立起来，前前后后来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这其中较有名的一批留苏学生，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陈昌浩、李竹声、盛忠亮、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孙冶芳等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为了使大批长期在国内抛头露面的共产党人不被杀害，莫斯科又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偷渡到苏联来，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这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吴亮平等人。而这期间在苏联专门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王一飞、聂荣臻、傅钟、朱瑞、伍修权、左权、师哲、周保中等。在中共党内有如此之多的留苏学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选百分之百地服从其指挥的干部来担任党的领导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国共关系破裂后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由此开始，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了。（选自《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沈志华主编  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