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楚青老人深情地说：“如果这三块弹片是粟裕在水南战役中负伤留下的，算起来在他头颅里整整54年了，但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他在生前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

“头部弹片所导致的头痛头晕，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粟裕，给他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平常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凉水冲头，或者在头上戴健脑器，缓解疼痛。我们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既着急，又没办法。”回想这些往事，老人脸上挂满了内疚和悲伤，总是不断地自责没能更好地照顾粟裕。“战争年代，一打起仗来，他在前方常常几天几夜不睡，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他习惯晚上工作，我白天上班，我们经常几天都见不上面！”我们谈话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重，把老人带进了对往事的追思、感伤和对亲人的深切怀念之中。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记得他在谈起淮海战役时，说当时他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我想如果是弹片镶在脑子里，那疼痛一定是非常人能忍受的，他超常的坚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令人钦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曾点将，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毛主席又派陈毅再次向粟裕传达，明确要求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天头痛头晕难忍，但仍在坚持工作。当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要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战。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头疼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他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主席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修养，直至病愈。修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经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楚青老人及全家把这三块弹片视为传家宝。2003年3月，她得知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亲自把其中一枚赠送军科院史馆陈列，把另两枚交给大儿子粟戎生保管。她说：“把弹片交给军科，是我们家人的想法，也是它最好的归宿。”

临别时，尽管天气很冷，老人执意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她说：“这是粟裕立下的规矩。他在世时，客人离开他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口。这些年我们一直也这么做。”汽车缓缓启动了，她老人家还站在寒风里频频招手不肯离去，我们心中立刻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