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解体，代之而起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