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

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拼命地工作。从2月到7月初去世，五个月中，他会见外宾十八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一次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5月18日，成仿吾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朱德提意见，朱德19日收到这本非常熟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20日就把字大的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字小的地方则由秘书念。然后，他提出要去党校看成仿吾。身边工作人员劝阻：“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成仿吾接来谈谈吧！”朱德不同意：“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还是我去看他吧！”5月21日，90高龄的朱德专程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宿舍。

朱德鼓励成仿吾：“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这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朱德还详细了解了成仿吾的工作情况。当成仿吾问到朱德的健康情况时，他回答：“中央对我照顾得好。消化情况不坏。”

临别，朱德嘱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别。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朱德就与世长辞。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朱德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却没有人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一间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才缓缓驶进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