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信：后来结果如何呢？

王中远：非常艰难，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侵入。蒙方的理由是，人是有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田：向着祖国），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长15米，宽3米的一个大坑。

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没办法，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序，1、2、3、4、5、6、7、8、9，我们按编号编出来，林彪是5号，一个完整的大坑，9个人并排放进去，把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的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流锥也是满象样的。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9个人，遇难者。

田炳信：蒙方有没有洒了些酒在上面？

王中远：那到没有。

田炳信：这个仪式搞完的时侯是16日了？

王中远：是16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田炳信：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王中远：当时国内没有明确，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个什么人物。国内也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但蒙方没有火葬，只好就地掩埋。

田炳信：许大使一直在吗？

王中远：一直在，他是领导，主谈。谈判的情况孙一先同志的《在大漠那边》一书中写的很清楚，当时只有我知道林立果，我在北大读书时，他也在，知道是林彪的儿子。当时林豆豆也在北大，是中文系的。

田炳信：你怎么知道是林立果，你看到什么了？

王中远：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田炳信：社会上有传闻，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

王中远：社会上有各种传闻，这是其一，但这部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是高空几千米被打中，残骸至少要在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如果是高空几千米打中爆炸，那尸体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有人提出来有个洞，有人怀疑是不是打下来的，实际上应是飞机爆炸里面的东西向外冲出来的，洞口是外翻的，所以肯定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老孙回国汇报后，又汇同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田炳信：你们回到温都尔汗以后，还继续和蒙方谈吗？

王中远：我们一回到温都尔汗就又开始谈判，双方态度越来越激烈。9月16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一直到17日一整天。17日下午，我们确实感觉不能再呆了，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晚上六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乌兰巴托以后，马上给国内报告，因为当场谈判实际谈了两天两夜，谈话记录也很长，都是原话对口记录，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东西南北走向，怎么走法，机身在那里爆炸，尸体的位置摆法，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

材料准备好后，由孙一先同志回国向总理直接汇报，孙一先同志9月21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当时与孙一先一道回国的还有一名翻译，回国休假，对事件一点都不了解。汇报时总理当场问老孙，回来几个，答两个，那个没去现场，他是回来休假。总理就问那个哪去了，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说他已经回家了，他不了解情况，总理很严肃地说：“谁让他回家的？”并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人把那名翻译找回来，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起来。

田炳信：当时老孙知道是什么事吗？还是汇报完才知道？

王中远：当时不知道，汇报时也不知道，一直到传达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