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中国的“金”学研究，尚属空白，文学史中没有《金瓶梅》的条目，大学的古典文学课不准讲《金瓶梅》，连大学教授对这部奇书也讳莫如深。

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金瓶梅》的作者当然不可能以自觉的理性去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特质，他只能以特定的时代强加给人们的理性去批判种种与这种理性背道而驰的人和事。毛泽东一语中的，指出了《金瓶梅》这部大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

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

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却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古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十六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也曾把《金瓶梅》跟《红楼梦》做过比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内在联系，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古典小说中的位置。

毛泽东以一个大政治家的独特眼光对《金瓶梅》所作出的评价，不仅堪称“金”学一家言，对我们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