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美国脱钩时我们更要多挂钩，中国外交要避险搭桥

核心提要：

1. 过去十年，中国外交从跟随者、学习者，向引导者、塑造者方向转变。新一代的中国精英有更大的全球抱负，中国也开始真正下气力参与国际事务。当前的全球化停摆期，对于中国的外交有危也有机，“危”是指美西方的封锁容易造成民众对外界的消极看法，而“机”则是在停滞、麻烦、抗衡、胶着中可以进行“创造性的破坏”，走出新路径，打开新局面。对此，要进行三种新外交能力的建设。

2. 首先是“避险”和“搭桥”能力。也就是管控危机的同时建造更多的联系。随着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戒感不断增强，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脱钩和围堵在增多。“避险”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要继续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思想，美国在某个领域脱钩，我们可以在其他方向比如欧洲、以色列、新加坡挂更多的钩。此外也要积极“搭桥”，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引进高端人才等便利通道。同时要防止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

3. 其次是中国外交要建立反思与评估机制。过去各个涉外部门工作量大，很难对政策专门进行细致和中长期评估。比如，“一带一路”要在哪些地方进行调整？哪些“伙伴关系”出现变化？是否要像美国一样建立军事同盟和海外基地？这些都要进行评估、比较、反思，加强横向交流，广泛吸纳建言，允许媒体公众知情，进入思路征集、效果评价、政策完善的流程。这样也有助于增强外交公信力，吸纳不同智慧形成合力，为制度、政策和观念的进化打下基础。

4. 第三要从核心外交向大外交“金字塔”发展。决策层属于塔尖，而地方外交、民间外交属于塔身。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外交体制是多层级的。塔尖要特别高，塔基要宽大，塔身要非常厚，各个层级要衔接好。比如中国能成功应对难民潮的冲击，就是地方外事部门通过微安排、巧合作化解了风险。此外中国的地方外交也可以学习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外交，明确区位优势，增加更多的层次、想象力和资源，让中国特色更多彩。比如让港澳青年更多参与国际组织就是一例。

5. 就当今局势而言，我们不要被中美关系紧张迷住双眼。美国就是希望吸引中国全部注意力，让中国在其他方向难以动弹。所以要调整过去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思路。以俄乌冲突为例，实际上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外交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比如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就增加了中国的回旋余地。故而对于反全球化浪潮，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你孤立、隔断、排外，我们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风范大国，更应在中东、非洲、南太、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领域创造性介入，在全球化重启中发力。

6. 当前中国社会谈论非洲、谈论印度等话题较为鲁莽，出现了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东西，这些都要不得。中国整体上属于将强未强的状态，自卑和自傲只隔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所以我们要留意大多数国家的反应。对弱者、小国要以仁相待，对大国、强手，要对以智。现在的仁和智都有待加强，所以我们尤其要把周恩来的外交思想、风格、语言继承发扬，外交语言和风格都应该更加多元，不要让人觉得只有“战狼外交”。外交语言是为谈判而专设的，最大功能就是伐谋攻心，不能变成军事的语言。

7. 当前中国“黄金外交季”很多亮点的出现，往往是在痛点中和难局中打出来的，平顺的时候反而不太引起注意。外交官在多半是一般人束手无策的时刻，处理不同利益、不同语言、不同制度间的矛盾与分歧，凭借对话手法，巧妙破解难题，最后达成某种共识，在看似不可能局势下缔造突破口。但当前也是中国外交最险峻的关口，中国在外交经验积累、手段应用方面还有缺失，更要抵住官僚惰性和民粹主义的干扰，更好发挥能动性。

8. 中国究竟是“朋友遍天下”还是“少数派”？我们总的取向应该是做大朋友概念，把各类朋友交得多多的，把对手乃至敌手搞得少少的，把敌对的领域压缩到最低限度，磨合中建构、线性变多维，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和外交形态。比如中国坚定反对美国在联邦层面打压中国，但不意味着与美社会各界、不同地方、不同领域都针锋相对。外交是人情感的集中体现，没有那么绝对，“化敌为友”的可能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和努力。

9. 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使其走出黄金时代，使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霸主地位终结，所以美国人现在开始出现一种无理封杀打压的行为。而中国在经历往上走的发展时代，跟美国从巅峰往下滑落的心态不同，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应该更加从容和开放。当前，大国的胜败归根到底还是在内而不在外，只要把自己的改革、自身的发展做好，未来中国有很大希望。

对谈丨凤凰网国际主笔 侯逸超

整理丨王煜 王言 高明琨

中国外交如何化危为机？王逸舟：要避险搭桥，美国脱钩我们就和别人挂钩

《凤凰大参考》：欢迎您来到凤凰网“黄金外交季”特别策划访谈。您在《创造性介入》一书中提及当下国际政治的几个趋势，包括国际政治碎片化、国际规范网络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近年来，在特朗普冲击波、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延宕等背景下，您认为同过去相比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王逸舟： 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异动层出不穷，需要更细致和长时段的评估，增加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论。

跟前些年相比，一个新现象是全球化处在停摆期，各种民粹主义、沙文主义乃至本国例外论甚嚣尘上，国际合作、经济一体化及全球合作链似乎支离破碎。特朗普现象是个典型，反映出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处在漏洞百出的状态。

这个过程对中国外交有危有机，我们能不能走得稳、走得好，在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上，培育新的特色、新的公共产品，发展维护国家利益、发出中国声音的新办法，既有挑战也存在机会。有的时候乱不全是坏事情，它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在停滞、麻烦、抗衡、胶着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希望有意义的新路径新局面。

（王逸舟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构成了对当下中国外交的最大挑战，即：经济全球化的停滞将可能导致中国长期发展走势下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脱钩断链，造成国内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更多消极看法和闭锁心态；加之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灾难和大自然的急剧变化之类不确定性，给中国社会带来“刹车”效应的同时拖累对外开放合作进程。——编者注）

▎2018年出版的《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是王逸舟教授“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合集。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叫“全球化的停摆期”，您觉得这个停摆期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的？

王逸舟：很难说。全球化进程漫长，有人认为从战后算起，有人说是从近代就已出现。无论如何，20世纪末的二三十年，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从国际贸易的增量、各国（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数，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全球化明显减速，处在低迷和停摆期。原因有很多，当下显而易见的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打击。百年罕见的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各种断裂，如航空、航运、旅游、餐饮等行业出现多年罕见的困难。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场地缘安全较量，至今仍在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对各国外交包括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屋漏偏逢连夜雨，两者叠加的效应带来至少七八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算是二战后最长的一个下行周期了，是全球化高涨之后的调整期。

不过，上述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全球经济的萧条、不景气，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新的科技突破迹象，出现各领域各行业的优胜劣汰，令主要大国、强国寻找危中之机。

▎ 新冠疫情下的世贸组织。图源：纽约时报

《凤凰大参考》：您在最近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说“避险”和“搭桥”（“避险”指规避重大风险，保障中国国内的发展势头不被逆转；“搭桥”指在外部某些势力与中国脱钩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编者注） ，第二个是外交反思与评估机制建设，第三个是建造新型外交金字塔。您能不能分别介绍一下具体内容？

王逸舟：好的。谈及外交能力和机制改革之前，要先评述一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成就。跟此前对比，这段时间中国外交有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我们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

中国从一个跟随者、学习者，朝着引导者、塑造者的方向转变，从相对被动的角色变成更加进取积极的角色。我个人觉得，从积极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度强化了，使得在国际事务中发声的意识增强了。政府、各种强力部门，军方、外交、商务等，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增加对外部的介入。

我上大学那会中国人只是模仿、学习，睁眼看世界，有一种落后看先进、下位看上位的感觉。现在中国底气比较足，有了要领先一步的意识、要强力主导的意识、要在国际社会中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重大倡议的意识。将来也许历史会说，中国人从这个时代开始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下气力了。

“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时是一个单纯经济合作的倡议，旨在促进同中亚、东南亚的双多边关系，现在它成了某种全球性的倡议，是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下一步说不定还有全球生态倡议、全球高边疆倡议。在非洲、拉美、北欧，在那些无人地带，如极地、深海、大洋、外空，中国的介入和存在感明显强化。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势——中华民族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新一代的中国精英有更大的全球抱负。

▎ 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全球受到新冠疫情打击、发展停滞时，中欧班列逆势增长、安全稳定运行。图源：西安晚报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隐患，看到那些冒进的线索。要想想哪些方向应当有所为，哪些恐怕得放弃，得量力而行。因此，我最近的思考和写作（指《外交语言探问》、《外交知识刍议》、《外交能力试析》系列。——编者注），聚焦和梳理中国外交经过大规模的猛烈行进后，哪些有进展、做得恰当，哪些需反思、要纠偏，并且提出三种新能力建设的概念，又叫外交机制体制的变革完善方向。

一种是“避险”和“搭桥”。一体两面，“避险”是指管控危机、防范不利因素，“搭桥”是在被脱钩的同时挂起更多链条、建造更多联系。

此前的外交对此没有太多考虑，那时强调中国在全球化的高涨期怎么顺应时势，大力招商引资。前期各方向的经济合作比较顺畅，没有太多避险的任务。现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戒感不断增强，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脱钩和围堵在增多。“避险”成为当务之急，是全新的要求。中国外交需要在这方面想更多更好的办法。

举个例子，美国现在对中国一些的理工大学，特别是有军工和国防背景的大学，采取了限制性政策，导致我们一些学生、教师、科学家去美国访问变得不易。国内因此有一种声音，高科技搞自力更生，要自主研制。它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极端化，我们还要在困难中想办法，继续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思想。

“东方不亮西方亮”。你在这个领域脱我的钩，我其他方向挂更多的钩。过去我们学美国多，眼睛关注那个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比较多，大学生进修深造，重大项目、重大谈判也主要跟那个国家展开。外交资源、人力、物力往这个方向最多。但是这种以美国为重心，以双边带动全局的思路，要做一些调整，放开眼量看各个方向，包括那些以往注意不够的地方。所谓“避险”，主要指的是在被打压的情况下，我们的外交如何趋利避害、另辟蹊径、巧妙布局和运筹。

▎自1998年起，哈佛中国论坛每年都会在春天如期召开，旨在增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促进各方合作。图源：哈佛中国论坛

这方面很讲究，需要同时反思自身。举个我比较熟悉的例子，这几年国内大学的对外交流明显减少，而这并不仅是疫情所导致的。内部存在各种担心，因而防范措施增多、变严了，对外学术交流需要更多的申报和审批、学者跟外国同行的见面变得不易、涉外书稿的选题审核和出版核准程序之繁琐细密，更是让研究人员不胜其烦。对此应该认真反思和纠正。

我觉得，越是美国人焦虑、封堵的时候，我们越要开放、加强国际交流、推动思想互鉴。美国担心中国崛起让他的黄金时代没了，让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地位终结了，所以一些政客急欲进行打压，包括很多反常规的、无厘头的做法与说辞。中国态势是在往上行进，这个时候更应从容自信、保持开放，堂堂正正把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同时做好，不能被美国带了节奏、乱了自家阵脚。

▎美国总统拜登于2022年签署了针对中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限制与封锁。图源：路透社

《凤凰大参考》：这点我非常同意，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也好，高校也罢，他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王逸舟：其实大可不必，要相信我们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有祖国的意识，有恰当的政治敏锐性。虽然有个别人出卖国家利益、出卖灵魂，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国际化的熏陶，看到了交流中实现的成长，学者们懂得什么对什么错，尤其重大涉外事务上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有关管理部门对此要有起码的信心与信任，不能限制太多、因噎废食。

往外观察，美国有些军工背景的科研、有些敏感的专业把中国学子及科学家的入口封了，但是它别的很多地方、大学和学科仍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最好的大学美国还是最多的，美国科研创新精神仍有值得我们学习追赶之处。即便是国内最好的大学，也仍有强烈的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展开交流、引进人才的需要。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前进和壮大的重要动力。当然新的条件下开放的思路、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避险与精选并举。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想要有更多的源头活水，就要打开更多方向，比方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虽然很小，但它的高科技特别多，军用的、民用的都有高科技，创业公司也特别多。欧洲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的，如荷兰、瑞士、北欧的一些大学，规模不大却有专长，不少专业值得中国年轻人进修深造。国内很多大学招生数量多、校园面积大、经费也不太缺，但专业不够精，前沿性与创新本领不够强。我们可以和一些欧洲大学深度切磋互鉴，取长补短，培养更多有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学子。

▎在科技创新领域，以色列是世界的领跑者。当地高校有许多优质的科研资源与科研人才。图源：ORT Israel

广义上讲的“避险”不光是教育领域、科技领域，它还包括方方面面。“避险”的另一面就是“搭桥”。我们现在的外交需要有一种新的意识，跟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引资一样，从服务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出发，提供更多的便利、更多的通道，如长期专项签证、科技合作项目的特殊许可、中高端国际人才的灵活引进程序、中外合办大学的领事业务服务、国内外高水平通用教材互译的手续简化等等。在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领域，要防止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再次强调）不被大洋彼岸那个超级大国的某些乱棒和胡作非为带节奏、带偏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不断开放中、在持续革新的进程中实现的，对这个伟大的进程及议事日程要坚定不移、保持定力，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和重大战略以外的干扰破坏。

中国应该建立军事同盟和海外基地吗？王逸舟：需要发挥外交评估功能

《凤凰大参考》：我记得您也提到过一些外交职能部门的改革，您有没有建议比方说外交部和科技部门建立合作？

王逸舟：这就涉及我说的另外一个新功能培育，也就是外交本身的体制机制变革。它过去自觉不自觉已经在发生了。

▎1982年，钱其琛主持首次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比方说，上世纪80年初期开始有新闻发言人，后来发展成制度，90年代以前也没有边海司等机构。现在有关外空、极地、气候变化等领域有新的需求。这些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要求外交有新的设置、新的预算投入、新的人力安排。

回首过往，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内构造实际上一直在变革调整，增加了新闻发言人（后来扩展为新闻司）、军控司、领事司（领事保护中心）、涉外安全事务司、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等，近十多年来设置了一些特使专办（如非洲事务特使、中东与阿拉伯事务特使、负责协调国际气候谈判的特别代表、负责阿富汗或缅甸事务的特别代表等）。它们反映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壮大和扩展，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于外交服务日益增长的要求。

现在到了新的阶段，应该有适应性调整和充实。把它变成一种有意识的、前瞻性的安排。对外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细致评估，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这是我说的中国外交反思和评估机制。它一方面，在机构建设方面，要分析哪些可能不太适合的部分应当有变化、哪些新的机构需要建立起来。

还有一方面是纠错机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外交评估很大一部分是复杂多维的动态纠错过程，不管是通过议会质询，或者智库媒体的批评，还是通过部门内部的定期评价总结。评估就是对已经出台的政策做出认真的、细致的、客观的评价，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可能出了新的问题或漏洞，哪些是我们过去的短板要把它补上，诸如此类。重要的是不能仅仅依靠内部的或领导的评价。

▎图为解振华作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言。图源：彭博社

举个例子，“一带一路”10年前提出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有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需要，国内又有巨大的产能，周边国家对此也十分需要，所以就把这个倡议搞起来了。它迅速获得了呼应，现在一百多个国家都进入这个框架展开合作，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亮点之一。然而近期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停摆和美西方的打压，某些地方的“一带一路”合作出现了透支和漏洞，出现了还不起债务、国家破产的情况，一些国家的政局、当地的安全情势发生了变化，有些工程项目可能烂尾了、无法推进了。

所以情况是需要被评估的：“一带一路”在经历了快速的进展之后，哪些地方要收缩战线，哪些地方要继化推进，如何跟当地的国情、政治安全形势、人文环境对接好。做好这个评估，下一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公众在走出去的时候就会有更加稳妥有效的安排、更加细致周全的保障。

中国这些年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跟一百多个国家建立起了双边的多边的网络。比方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跟沙特、伊朗、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各种联系等。这个成就很了不起，有中国特色，不过也要评估哪些伙伴关系是坚实的、是牢固的、是可以继续的，哪些可能是昙花一现，由于某些国家的变化，不是战略伙伴关系了，甚至成为麻烦关系了。评估很重要，它不光指具体在一线的谈判代表要审视处理伙伴关系，而是从外交整体来看，这种反思机制尤其被需要。

例如，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伙伴，是否应该像美国一样建立大量军事同盟和基地？有军方朋友和搞战略安全研究的朋友说，我们在非洲那么多的工地，在地中海、红海那么多的船队，难道不需要派兵去保护吗，不要在沿岸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吗？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问题与疑虑，需要有机制有专人去评估，去现场考察和得出必要结论。包括在三沙周边，在南海的一些主权海洋纠纷，要评估在这个区域，中国究竟跟相关国家的关系如何，哪些地方、哪些地段、哪些资源、哪些权利要坚定不移地去维护，哪些是共享的、是国际水域，须更加灵活巧妙地处置。这些东西要做出清晰的、有讨论有批评的评估。还有分析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不需要建立美国那么多的军事基地，更不需要结盟军事领域，而可以通过其它多重手段在全球建立起更多的保障项目，比如说公安干警出去联合执法，我们的律师、安保企业走出去维权，与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构展开合作等。很难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所有看法都需要比较和评估，在这个比较评估中发现国情特色和层次需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海外基地，该基地主要是为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及非洲维和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支持。图源：CNR国防时空

《凤凰大参考》：您之前提到过经济上的评估和战略上的评估，以“一带一路”沿海国家为例，一些学者认为能够真正赚钱的（项目）并不是太多，您怎么看？

王逸舟：经济学家的反思评估做得是比较完备的，有各种数据，经常公开讨论，公众有时也能参与意见，哪些国际项目投资是有效的，在全球产业链、全球消费链、全球供应链中间的位置、投入产出比等，经济学家比我们国际战略学界、外交学界做得更充分，不讳言缺点和问题。实际生活里存在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可能的断裂，前期没有预料到、后来出现麻烦，不意味出发点不对，或整个政策就错了，（而是）变化超出预期。

评估更多是对事不对人，比如对外援助，公众现在说我们经济遇到困难了，这些年发展速度下降，还要不要给联合国那么多会费，还需不需要给非洲那么多发展援助。数据表明在2015年和2018年中非峰会上，我们承诺了各600亿美元，我们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联合国维和经费也是第二位。公众的担心与疑虑是正常的。不能不有所回应，也不能只是部门内部议论一下。

▎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示意图。在2013-2018年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资金占到对外援助总金额的45%。图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CARI

所以这个评估机制要回应公众的一些问题，到底需不需要对外援助。我个人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外援助在整个国家预算，在整个外交经费中占比其实并不算高，跟发达国家、跟很多大国相比其实是合理的。但为什么公众担心？为什么一些干部有抱怨？是不够透明导致疑虑，是对公众的解释不够，是评价机制的不完善所致。

有人可能问，难道没在做这个事情吗？相信我，外交部、商务部、军方这些实际部门特别忙，不可能做这种细致的、中长期的评估，它们需要沉静下来、查阅资料、比较国际做法，完成这种评估需要专门体制机制和投入。这是外交体制机制新阶段建设的一个重点，需要花大气力去建设的。要发展完善我们的外交评估。

我多次说过，今天中国现实里外交部门面对的难题，特别是公信力方面的压力，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本身孕育了解决问题的线索。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大且传播迅速，对它们的及时鉴别与透彻解说不易，要求决策层提升面对复杂信息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

经常听到提问：“一带一路”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倡议，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有哪些具体问题，比如，在疫情和战乱严重的国家有什么损失？类似阿富汗和斯里兰卡这类国家有多少，具体涉及哪些投资和援建项目？网上还有说法，担忧中国政府暂停77个国家的债务偿还，可能造成国内纳税人不应有的代价。这些信息带来部分网民的负面情绪，对国家公信力产生压力。

信息的真假怎样，实际情况如何？有多少国家属于推迟偿还，哪些是免除性质，哪些是减免性的，依据是什么？暂停、减免、豁免债务对于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哪些短中长期影响？需要的话，这类问题清单还可延长下去。纳税人的问责意识，中产阶层的权利要求，普通人的好奇心，会始终存在。如果没有得到解释，大道信息不畅通，一定是小道消息满天飞。信息来源多样化的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有自己的看法是自然的。国家现代化包括机制的完善和学习适应过程。

需要认识到，已有的进步不代表过程的完成。新阶段上能力提升的基础，是对机制缺陷和出台政策做出反思，重点是评估已有政策的效果，找出存在的问题，明确改进的步骤。从能力建设角度讲，一定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赋予相应机构以必要权限；重视吸纳部门外和社会上的建言献策和批评意见，加强横向的交流与沟通渠道；允许媒体和公众有一定知情权。媒体报道和公众关切有助于这一过程的持续展开（即使后者有时信息不全、判断不准）。

任何国家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好的制度在于发生失误时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差的制度或政府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没有恰当的评价和制衡。即使在同样一个制度和文化下面，亦有可能出现正反事例（如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对航天竞争领域自身缺陷的反思改进，以及本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外交的执迷不悟与重大损失——王逸舟注）。

▎ 图为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到访中东。图源：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

俄罗斯当下在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中之所以举步维艰，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内部的评估机制显然出了问题。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显著，加上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快速动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上效率更高（如“一带一路”在全球落地、冬奥会残奥会成功举办、新疆香港异常事态的扭转）。但举国体制的弱点是，政策的透明性不够，由下而上的监督较弱，出了问题若不是上面发话就不易解决。在外交工作方面，譬如讲，对有学者提到的“战略透支现象”等敏感话题，鲜有严肃细致的研讨。对此，决策者和相关部门的积极态度十分重要。

外交评估机制应当是一种容错、反思、改进的开放系统，可以让外交人积极尝试，对可能出现的失误及时发现和调整，也有必要的包容谅解。理论上，现代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一种增量改进，思路征集、效果评价、政策完善等都在其中，让不同的智慧吸纳形成合力，为制度、政策和观念的进化打下基础。

有正式的安排（人大、政协以及二者的专门委员会），包括听证、咨询、评审、讨论和投票等环节，也有半正式和相对自由的专业咨询和媒体监督。政策执行部门把拟出台的策略和步骤做出汇报和接受审议，与社会、民间、智库保持互动。

另一个部分是政策方针的效果评价，针对外交工作的日常部分，涉及办案、谈判和协商，比如使领馆的信息汇总评估，部门内部的总结，与其他部委的协商和征求意见，特定范围向社会公众的通气等。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既有表扬奖励，也有检讨惩戒，有口头说明，也有文字记录，有担责的对象，也有负责改正的环节，必要时还有机构的新设、撤销、合并。通过试错和纠偏，总体方针得到落实，失误和漏洞及时被纠正，社会对国家的期许得到更好的满足。

评估机制设计与实施的依据，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或民粹舆情的压力，而是（1）是否与国家利益和社会需求大方向对接，（2）是否符合总体外交方针，（3）是否存在逻辑自洽性的矛盾，（4）是否对新证据及时调整，（5）是否权责明确、分工清晰（避免出了事“只打外交板子”），（6）是否关键数据和结论有备存，在不涉密前提下可以开放查询。显然，与规范的评估机制对照，我们现有的外交评价还须更多的改进。

中国如何化解难民危机冲击波？王逸舟：大外交“金字塔”功不可没

《凤凰大参考》：您在近期作品指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吸纳的社会性参与十分重要，加强外交公信力和增加社会支持还有大量工作可做。可否对此做些详细介绍？

王逸舟：这属于我讲的外交能力建设的另一个建议方向，即：如何从传统的核心外交、小外交向大外交的方向发展。

大外交是什么概念？它像一个金字塔，核心的、主导性的顶层决策的塔尖，包括我们中南海、外交部、军方，包括发改委、商务部门、中联部这些强力部门等。中国本身是一个超大国家，中国有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单位，相当于国外几十个中等以上大国。

▎近年，不少媒体将中国各省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均GDP进行对比。图源：镝数聚

在这样一个超大国家，我们的外交体制机制建设，理论上讲是个多层级的。这个塔尖要特别高，一定得塔基宽大、塔身非常厚、各个层级衔接好。这里面，地方积极性、地方外事的自主性发挥特别重要。

我们国家有一半的省市是沿疆沿边的，比如西南、西北、东北，包括沿海的省，广东、福建、山东、江浙等。沿边这些省市有很多对外的交往，不管是船队、“一带一路”，还是涉外安全问题，地方的积极性发挥与否，对整体的外交能量和中央方针落实特别重要。

说一个例子。全世界很多国家深受难民潮的困扰，每年几千万的战争难民、气候难民，以及一些国家间矛盾造成的这种人口流动，对当事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击。但在中国公众或者国际社会很少听说受到什么难民潮冲击。

中国跟14个陆地的邻国相邻，又跟很多海洋邻国相邻。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有非法的人口流动，有时甚至数量很大的。有的南方城市有段时间来自国外的一些打工人口缺乏合法手续滞留不归，带来一些治安困扰，有的西南省区受毗邻国家战乱冲击，有时承受短期跨境流入的人群。然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国内社会的动荡，并没有诱发更大范围的担忧恐慌情绪。为什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图源：自然资源部

因为我们的地方外事做了很好的工作，用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和资源，消化、吸收了这种冲击波。地方外事部门积极性的发挥与否、创造性的发挥与否，直接关系到大国的外交能量，关系到我们外交在全球的影响力。

很多地方外事部门有他自己的不同特色做法，像我们西南方向的少数民族本身属于跨境性族群，那一头的很多人也是跟我们同宗的甚至同语言的，解决麻烦的安排不一定完全是靠中央、靠军队、靠外交部，而是通过地方的一些巧妙细致的微安排、巧合作，靠接纳亲戚般的接纳一些临时进来的人群，给他一些吃的用的，做一些商贸或农业合作，成功化解了潜在的危险，在地方层面化解了。

南方个别城市也如是，当地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一方面解决人口的滞留、签证过期等问题，使得问题没有延宕演化成全国性的问题，也没有影响当地与非洲伙伴的经贸往来。启发在于，地方的积极性越高、做法越有创造性，国家能量越充沛、中国整体形象越好。

▎基层民警在云南边境推行普法工作。图源：IC photo

地方外事还包括很多方面，边界要定期维护和勘界，跨国犯罪需要的不光是国家层面协商，跨界水资源问题有时容易引发国际纠纷，某些渔业争端的处理不能光靠中央政府，很多都需要地方外事去完成，这些工作中央外交代替不了的。

中国跟中小国家不同，很多中小国家是几百万、上千万人口，没有地方外事的概念。而大国一定要有，比方说美国加州有一种所谓加利福尼亚外交的说法，其要点在于当地发展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形成自身区位优势特色，它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外交，但很能给国家整体带来新的动能与价值。

《凤凰大参考》：像中美现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您认为双方的地方外交能做点什么？

王逸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姐妹城市的合作，各种传统的商务合作，一个地方的政府、地方的外事部门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像博鳌式岛屿外交、各地商务外交、城市外交、体育外交，就是在地方层面可发挥的。现在中央外交的很多事情、很多具体的工作委托交给地方了。尤其前两年疫情严重的时候，北京开不成会，怎么办？我们在黄山附近，在厦门青岛，在很多地方召开各种活动接待外宾。这是一般的中小国家没有的，但中国在这方面地域辽阔，有几乎无限可能。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也有丰富的涉外经验，上世纪90年代，汪道涵就让上海外事特别有创造性、有独特贡献，他对外交往的很多新思路新做法，不仅充分领会中央的精神，又让上海扮演了一个试水者、破冰者的角色。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两岸关系等方面，汪先生都有创意。这给我们总体的外交加分，让中国特色更多彩，增加了更多的层次、想象力和资源。

▎1993年汪辜会谈现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右）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历史性的握手。图源：联合报

（根据）我最近几年的考察，发现很多省市的外事资源还没有完全利用。中国新时代的外交也包括各个地方的外事，不光是地方政府，也包括民间、企业、个人等。目前的一个问题是，对外发声的多半是强力部门、来自中央。其实中国应当是有更多的声音，中国的形象应该有南方的形象，有少数民族的形象，有深圳的版本，有苏州的版本等，把这些创造性的话语、版本变成中国故事，就很丰满、好看。

所以，大外交说到底就是让中国变得更加可亲、可敬、可信，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更加生动有效。这也许是过去这些年外交的痛点之一。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中，经常感到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很使劲，但始终话语不够生动，讲故事的本领不高超，民族形象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歪曲。这个时候就不光是要发挥北京决策精英的作用，也要发挥地方的、民间的、社会的角色，甚至港澳、海外华人华侨的积极性。

近期外交部门有尝试，在国际组织中间让一些挑选出的港澳青年去参与支发声，他们的语言优势和外部联系渠道就得以发挥作用。应该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要素和与潜力。这种大外交是未来外交能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2023年1月16日，外交部驻港公署举行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12位香港青年陆续赴联合国纽约总部、日内瓦办事处及联合国毒罪办、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任职。图源：新华社

《凤凰大参考》：您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建立一个中央的协调机制，还是让地方或者个人更多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王逸舟：需要同时发挥两种积极性，首先是中央，现在我觉得中央积极性有了，最近10年高层进取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有强烈自信心、主动精神和奋发有为，跟前一期相对的比较低调的姿态相比，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的力度极大提升了。但另外一层还要鼓励，有意识地发挥地方和民间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下一步决策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发挥两种积极性或者两种积极性背后更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参与者的发挥，跟前面所说的避险功能、评估机制，一块构成了新时代外交高质量发展方向。

谈及争取社会对外交的支持，还有一个特别理由。与国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多数部委不同，外交部的国内社会基础相对薄弱。

比较一下，国防军事部门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官兵、千万计的军队家属以及更大数量的国防科研和装备产业的生产者，教育部门的基础是庞大的大中小学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众多学生家长亲友、教职员工行政后勤人员的关切，卫生保健部门指导着各级公立私营医院及诊疗机构、关乎社会所有成员的生育、健康和养老，工商管理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职责涉及社会日常供应和价格稳定……决策者有无数理由把这些部门的事务放在议事日程最优先的位置。外交部通常被认为是与外国人打交道，在国内政治序列位置偏后，比方讲在各级人大的代表份额和地方政府分支机构（如省外办）权重很小。

▎王逸舟期待中国外交能够打好“地基”，把底层做大、层次做多，这样才能越堆越高。图源：视觉中国

老百姓道理上支持国家，实际对外交理解很少，既缺少专门知识，也没有直接利益参与其中。于是，现实中的矛盾是：外交的任务不断增多，得到的公众支持和政治地位却没有相应增加，外交人辛苦但不被理解的情形屡见不鲜。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情况更加严重：从韬光养晦的位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中国外交人承揽了更艰巨的使命，而广袤的国内幅员和各地差异化的发展水平，令各地尤其是基层群众难以跟上宏观形势，对政策的解读大相径庭、充满争议，外交公信力难有大的改善。所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和公众理解，对于外交工作本身的公信力，也有大的益处。

至于是否需要中央建立新的协调机制，我没有把握判断。现在的高层协调机制已有不少，但关键是调动下面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所有要素都得到发挥，所有聪明才智都有释放的机会，包括容忍可能出现的失误并给予纠错的机会，真正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跃、万马奔腾的政治局面。这些都需要好好想想、讨论起来。

王逸舟：“战狼外交”有时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

《凤凰大参考》：我们刚才提到如何让更多要素加入外交过程，这是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但是它也可能遇到某些反弹，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您也提到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对冲。

此前，学者罗德里克提出过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还有民主这三者是只能取其二的。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都是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全球化这样一个维度去保持另外二元的存在。另外很多地方存在民族主义绑架外交的情况。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王逸舟：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现在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风范大国的引领全球化之路，防范沙文主义情绪，遏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把中国的发展跟全球的发展对接起来，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但也如你所说，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开放与交流，合作变得困难，原因有很多种，比如外部环境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某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排斥打压增多，国内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了防范和针对，中外关系变得紧张。

某些国家打压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这是必要的。但要谨慎，不要因此放弃开放方针，变成了完全依靠国内市场，一切靠自主开发，片面强调斗争的旋律。外部不是只有美国，不是只有西方，这个世界是很复杂、很多元的。看一看最近的俄乌冲突，国内媒体报道给人的感觉，似乎要么站在俄罗斯一方，要么就是亲美西方。我的观察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国家不多，铁定帮乌克兰的（如北约多数成员）有二三十个国家，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处在中间地带，是促谈劝和的，这里面也包括联合国和多数国际组织。这个广大的中间地带，值得好好琢磨、用心对待。

▎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布文章《为何西方未能成功孤立俄罗斯》，指出在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西方联盟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图自：纽约时报

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很重要，不光是对处理俄乌冲突的复杂关系有意义，对我们自己的成长进步同样有必要。很多国家是值得交朋友的，其国家发展、文化传承、学术建设等各个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内容。总体而言对中国外交是有好处、有拓展空间的。

▎俄乌冲突引发的战火依旧持续，尽管多方都在敦促俄乌双方和谈，但就目前而言，这一天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最近中国外交广受好评的一件事，公众也很振奋的消息，是我们在海湾地区、阿拉伯及中东地区，沙特伊朗两个大国之间成功斡旋。它是一个信号：我们在解决世界一些难题的同时，也增加中国外交的想象力与能量，拓展更多朋友与积极因素。美国竭力对我实行遏制，我们有效斗争的同时不被带节奏。这次两个地区大国，在北京握手言和，朝着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方向迈出重要步伐，带动了其所在的整个区域的氛围改善的同时，也给我们增加了与美西方斗争的回旋余地。它启发我们，中国外交完全可以把朋友做得多多的，把合作链条全方位挂起来。

▎中国成功推动沙特、伊朗两国复交。图源：中国日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推动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可能跟此前不太一样，须在更多的方向、更多的层次上有更多的创造性、显示更多的智慧。这其实是个比赛，是朝着这种进一步开放、创造性介入、合作的方向去发力呢，还是说被带节奏，被像特朗普这种政客或者一种排外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左右？

这些年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上产生了此起彼伏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你孤立、打隔断、排外，我们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风范大国，更应创造性介入，在全球化重启中发力。

十字路口是什么含义？两种可能都存在，我不敢说只有一条路。对中国来说，我们的公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决策者、媒体，不妨多想一想，放开眼量，不要被中美关系当下的紧张给迷住眼糊。美国一些人现在就是希望中国在其他方向难以动弹，让你原先的发展规划、开放目标中止，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沉着冷静地应对，要在外交、对外关系上放开手脚，就像这次中国在沙伊和谈中扮演的角色一样，创造新的格局与氛围。

我们很多外交特使，不光在沙特和伊朗的和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中东、非洲、南太、气候变化、阿富汗等地等领域，都在积极行动，可能暂时还没奏效、还在悄悄进行，但他们干得非常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更多的特使、更大的眼界，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更加积极地去发挥，让世界看到中国不是一个孤立排外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反全球化的角色。当下尤其需要展示这种形象。

打铁先要自身硬。现在公众的思想，社会的情绪，反映了一些需要校正和引导的地方。有的时候看某些节目和网上说法，是不合适的，好像我们有钱了、拳头大了，某些小的国家还跟我较劲？你再跟美国跑，就要教训你、揍你。有些人谈非洲，谈印度，说的话过于鲁莽粗糙，这种语言的出现说明什么？实际上还有一些很值得警惕的、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东西，这是要不得的。

我这里特别想提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从他身上体现出外交学讲的一个原理，外交需要智慧而审慎，好的外交不亢不卑，对比我们小的国家或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要保持谦虚谨慎，对比我们强悍发达的国家要保持智慧的周旋、有理有利有节。这也是中国古代圣贤讲的“仁”与“智”含义。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给外国领导人和记者签名。图自：共产党员网。

以上所说，对于外交人尤其重要。现在某些外交官脾气太大，缺乏必要的审慎。从全球范围观察，外交多被认为是一种“审慎的力量”，是“重要且适度的力量”。它比任何其他手段更需要耐心温和、遇事不慌，尤其是面对别的肤色、习惯和语言的同行时，始终愿意谈判沟通。它也意味着把远见与机智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大局观，又细心体贴。不管情形如何严峻，外交高手能够觉察所有事件是如何相互关联、自身处于什么位置，从表情、身体姿态到使用的言辞都恰到好处。优秀的外交官应当是理智与情感兼具的人，既坚忍不拔，又能摒弃欺骗。

所谓外交，就是始终不断地寻找能被双方（各方）接受的条款和条件，这时不可放任性情、纵容脾气、声色凌厉。相反，好的外交官常常用幽默的语言化解尴尬，用舒心举止缓和紧张气氛，用富有教养的态度巧妙抑制情绪暴躁的谈判者或听众。无论用什么标准测量，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都具备了最高标准。令人钦佩的不止是他面对强手时的从容不迫和面对弱小国家及下层人士时的尊重体贴，更有包括胸襟、真诚、幽默和审慎在内的全方位高品质。强调一点，对中国外交人而言，周恩来外交遗产不是一个过去式，而是一个现在式和未来式。

说到底，所谓创造性介入，归根到底是基于仁智思想的外交谋略。对相对的弱者、小国要以仁相待，对大国、对强手，要对以智。现在的仁和智都有待加强，尤其要把周恩来的外交思想、风格、语言继承发扬，不要让人觉得只有战狼外交。战狼的语言有时候是必要的，碰到一些特别无理的事端，要针锋相对，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但这不是全部。

大多时候面对世界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国一定要有仁智的风范，有大国的气象，有周恩来那样的品格。更广义上讲，面对国际难局，面对惊涛骇浪，如何保持定力，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不迫地去面对封锁打压，走出新路、创造性介入世界事务，更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道义，同时让自身国家的发展能向着高水平、高开放度、高包容度标准改进。这是需要好好想想和细致推进的。

《凤凰大参考》：我尝试总结一下，您说的其实是让公众去开阔视野，然后让他们认识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要有自大以及妄自菲薄的意识，这也是我们媒体可以做到的东西。

王逸舟：是的，我还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你提到了媒体的语言，我觉得本身多元化是必要的，不能苛求说只有周恩来式的语言。（王逸舟认为，周恩来式的外交语言除了要有上文提及的，面对强手时的从容不迫和面对弱小国家及下层人士时的尊重体贴，更要有包括胸襟、真诚、幽默和审慎在内的全方位高品质；要仔细地分辨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用迂回的办法，避开争议之点。——编者注）

我最近写这个文章（指《外交语言探问》。——编者注）讲语言，也就是不同职业、不同领域的语言，当社会从农业型社会进入一个手工业化社会，又从一个手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一个全面小康、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制度、外交语言，我们整个风格都应该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你想，军人的语言，必须要威严，铿锵有力，有威慑力。外交语言本质上讲是为和平而出现的，是为谈判而专设的，这种职业语言就是要沟通，要学会在困难条件下转换，在看似不可能的局面下实现可能。实在不行了，最后才是攻城，就是战斗，让军人发挥。古人对此早有说明。

《凤凰大参考》：对，上兵伐谋。

王逸舟：对，上兵一定是伐谋，是攻心，下兵才是攻城，是伐兵。现在外交也一样，外交人要想清楚，外交的最大功能就是伐谋攻心。你不能什么都让给军人了，自己也变成了军人了，外交语言变成军事语言了。那是一种错位，是不对的。军事语言有军语特点，讲力量、讲威慑。外交语言是什么特点？有人说外交语言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的人说外交语言是战斗语言，不是懦夫而是勇士的语言，有人说外交语言是必要的废话。这些各有道理，但仅仅反映某些局部，对此要比较分析。外交语言本身的考量、精细的推敲，是新时期外交能力建设的组成部分。

《凤凰大参考》：您之前提到过思想或者语言，其实因为我们媒体是比较擅长于发明一些新词去吸引别人注意的，这个西方也很常见，他们的智库会发明一些新的词语，其实会在外交中也发挥一些作用，因为观念或者说这种语言的形容词是能够很大程度上触动一个人。

王逸舟：是的，虽然中国从体制上、从文化上不可能完全像国外一些国家那样，有特别明确的旋转门，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有特色，各个方面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充分地发挥多种积极性，这个统筹和交流是很需要的。

实际上，我看这些年来外交工作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很多外交官他原先就是在企业，在地方政府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就抽调到外交战线，担任一些很重要的职位。这是一个好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周总理就有这种考虑，为了适应那个时期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屹立不倒，就要从军队调一批善于打仗的将军们去充实一线，让外交有了更硬气、更强的斗志，这个经验、这种传统，今天还要发扬光大。

不过在新的时期，环境和任务不同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面，各式脱钩与挂钩，断路或搭桥，能力盲区的评估等，外交使命更加复杂多样。应当把原先相对单一的目标及渠道，变成多元的、多层的安排，变成更有创造性的安排。这也是外交金字塔概念的思考出发点。它包含了很多层次，底座越宽大，层次越多，堆积起的尖就越高。

王逸舟评黄金外交季：外交就是在困难中创造新局，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斡旋沙伊复交、提出俄乌和平方案、和洪都拉斯建交，中国外交在最近的大手笔是非常多的，我们提出了“黄金外交季”这样一个概念，您怎么样看待现在的这样一个中国外交“黄金外交季”？以及您能不能用创造性介入这个理论来分析一下沙伊复交中国是怎样进行斡旋的？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创新点？

王逸舟：现在我听到两种说法，不光说是中国外交的这个黄金时刻，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说中国外交的一个最险峻的关口。

黄金时刻是指我们最近外交打出了一系列很亮眼的牌，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或者很好的一个评价。人们结合最近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马克龙访华，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大国关系中，对中国来说都是很有利的一张牌，包括刚才提到的原先跟台湾所谓“建交”的个别国家，已经或者是正在变成我们中国全球外交体系的伙伴，以及最近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的谈判斡旋，都显示出中国外交的进取和创造性。

这些大的亮点的出现，往往是在痛点中、往往是在难局中打出来的，平顺的时候反而不太耀眼，不太引起注意。这也是我所说的创造性介入，通常是在困难的时刻，有危机的关口，不泄气、不放弃，反而殚精竭虑，积极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外交的周旋、沟通和创新潜质。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到访中山大学与中国青年交流。图源：法新社

本质上讲，外交是一种制度，是近代以来通用的国际安排，它在经常纷乱的时局中建立对话，运用斡旋等等方式，朝向不同重大利益的协调或妥协，达成某种共赢而不是双败局面。外交能力的发挥，多半不是在容易的时刻，不是在很平顺的环境下。

和平顺畅的环境谁都好做事，反而不太需要外交，比如全球化高涨期大家都愿意合作、都容易往来。外交官多半是困难条件下，一般人束手无策的时刻，来处理不同利益、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制度间的矛盾与分歧，凭借对话手法、巧妙破解难题，最后达成某种共识。

中国外交近期某些亮点印证了外交这个传统，在困难中它激发对话兴趣，在看似不可能局势下缔造突破口。说明什么？说明外交眼界开阔了，手腕技巧有提升。西方不亮东方亮。你这边打压我，我可以出新招化解。现在还有很多外交特使正在忙碌地奔赴很多地点，只不过可能暂时还没有拿出这么耀眼的成绩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没有努力，很多时候看似平静，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有岁月静好。外交工作就是创造和平、缔造静好的。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和平的局面、发展的局面，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近几十年中从一个温饱型社会步入全面小康型社会，再到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外交功不可没。

但是同时要承认外交还有一些短板，还有改进空间，还有改革难题，不应太自傲，更不能说大话。中国外交有点像大国强国俱乐部中的新人，对手是一帮精明的成年人，中国看上去个头很大，跑得也很快，但毕竟经验老到方面、各种手段应用方面还有缺失。

比如，在很多精致的国际协议和话语案文中，中国人的占比还是很小的；你看看联合国，看教科文组织，看国际难民署，他们出台的各种各样的文案，有多少来自中国人之手？有多少依旧被西方列强把控？对此要心里有数。在联合国，我们经费投入很大、维和部队人数很多，但仔细看指挥序列、看关键角色，中国军人主要还是干活的、出资的，而非指挥的、调度的。

▎中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前集结。图源：新华社

中国总体上属于大而未强、将强未强的状态。要清楚看到我们的快速成长，又看到成长的不足，懂得这种“进行时态”。自傲和自卑有时就隔了薄薄的一层窗户纸，你要是在这一头可能就老是觉得信心不足、只能跟随别人后头，永远抬不起头来；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一切很够了，什么事你都做得很好了，又容易变成一种狭隘的本位民族情绪、自傲的例外外交立场，膨胀起来也厉害的，不仅让中小邻国顾虑，对自身长久前景也不好。

通常大国对中小国家容易忽略轻视，对比自己强或更狠的国家比较敏感，因而外交上处置起来可能面对想不到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被公认是发展很快的大国，因而特别需要留意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应，而不是仅仅看到少数不友好国家的态度。这方面我们切不可学了美国人的坏毛病。

《凤凰大参考》：所以您这说的“强”是（对世界的）理解更强？

王逸舟：对，这个强应该包括多方面，不止器物层面更有精神层面，不止博弈能力更有反思能力，不止对外关系更有对内关系，各个层面的进阶与完善。中国跟世界关系有更深入交流，更好的理解，更出色的风范。周恩来是一个榜样。面对谈判对手如基辛格的时候，他毫不退缩、坚守原则、保持自尊，让对手佩服不已。对小人物，对手艺人、平民、下属，特别体贴入致、用心去尊重。他让人油然而生敬重，这才是大国领袖，是中华文明的体现，不卑不亢、有仁有智。

▎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二人也是中美建交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图源：中国日报

这里还想指出一点，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但绝不只有我们国家面对这种问题。外交能力的建设是一个国际范围的主题，折射了外交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长期演进。

外交能力指一种特殊的国家资产，属于典型的软实力。它首先指的是外交人的智慧、韧性和能动性。与军事、科技和经贸部门的同行不同，外交官主要凭借沟通、谈判、宣示、妥协、文本，特别是语言技巧，而非器物层面的实力，来实现外交的基本使命（代表国家、沟通交流、获取信息、塑造国际关系）。

外交的特点，是以沟通协商和互谅互让的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的分歧。如果说军事是解决国家间纷争的最后也不得已的手段，贸易和经济关系有时在国家间关系紧张时刻失效，那么外交在国家间关系中自始至终不可或缺。没有外交的国际政治，只能服从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从全球范围观察，外交作为一种黏合剂，又是国际社会维系的条件。国际组织和各种双边多边机制正是依靠外交得以推动，国际法、国际决议及重大倡议通过外交得到落实。由此看，所谓外交能力，特指外交人员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促进国家间和平与国际稳定的职业本领，是以非暴力方式推进国家间对话与妥协的特殊才干。

历史经验表明，外交之所以被认定为一门“艺术”，是因为面对的分歧多半不是容易处置的小事，而是涉及民族国家利益的大问题，是难于消弥的历史纠葛或现实争端。这种时刻的外交活动，若能以对话沟通而非武力、制裁或其它对抗方式，让国家间紧张事态和缓，无异为极致的妙着。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求外交人有出色的说服能力、委婉的陈词能力、熟练的业务能力、汲取新知识的学习能力，还需要他在困境下守住外交的根本，顶住谈判对手的干扰，扛住不合理的政治压力和官僚惰性，拒绝喧嚣的国内外民粹主义。外交不是万能的，但它有很大的能动性。

▎近年塑造中国外交人形象的电影，也获得了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好评。图源：《万里归途》剧照

外交能力还表现为体系内部自我调试、适应变化的一种特质。从全球外交史考察，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城邦小国的外交，主要限于教廷与主教们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国王诸侯的交往，围绕信仰皈依、皇室联姻、辖疆分封、税收分配的狭小领域展开，早期外交特使作为主教心腹或皇亲国戚的使命（及能力），多是私臣进言上书之事。伴随工业革命和宗教势力的式微，资本主义时代西欧各国外交开始专业化，有关民族间世俗事务的谈判成为重点，涉及军事征服与海外殖民、贸易拓展及财政收支、帝国管理和科层建制等。外交逐渐发展成专门部门，有外国地理习惯语言等知识的培训，制定职责衔级的规范（包括使馆和领事制度等）。外交能力成了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以降，反帝国主义革命和非殖民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一大批新兴国家诞生，它们重视主权独立和外交自主，在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的国际规范引导下，逐步建立了外交体系和能力。时至今日，外交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度，是主权国家的标配。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词汇新尝试（如“公共外交”“民间外交”“NGO外交”“多轨外交”“互联网外交”“量子时代的外交”）层出不穷，预示外交下一轮制度创新。外交能力建设，也从以往囿于传统外交部门的改进，朝着更大范围开放，加入了更多的资源、行为体。

外交能力的演进，也是整个国际关系进步的一部分。中国的成长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最近这些年国际关系改进的重要体现；下一步若要变得更强，当然也应该使自身能力建设与国际潮流相一致。

《凤凰大参考》：您也提到关于创造性介入的优先级，我有一个疑问，之前我们的表述都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但最近有学者提出，其实现在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更高了一些，您怎么样看待现在这样一个调整？

王逸舟：所谓的四条边，大国关系、周边环境、多边机制，还有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大约是20年前提出，当时中国外交开始向全球进发，尤其“入世”以后，有关决策部门提出了这四个方向的统筹思路，反映中国崛起过程生成的世界大国意识。现在中国角色更多样多维了，很难用单一的重点、重心来解说外交方向。

▎中国空间站建成后将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使用机会，共同探索太空。图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

比如，我们看外空、极地、大洋深海，各个高边疆，那些看似人迹罕至的地带，不是传统国家集聚的地区，成了外交的新着力点；再如，在非物理空间，互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大数据领域，这些难道不是外交人须面对的机遇挑战吗？难道不需要去创造性介入，争取话语权和代表权吗？

所以，很难说有单一的固定的外交投入顺序，说这个重要、那个其次、其它不重要，动态转换是可能的，“边缘并不等于边陲”，关键在于眼量宽广、取予合适、张弛有度。

《凤凰大参考》：所以需要引入您刚才说的评估机制？

王逸舟：对，需要动态评估，外交越是发展、越是多元、背后支撑的国力越是成长，外交的视野越宽大、外交的议题越丰富，外交需要的技巧越高越难。这个评估是动态的、实时调整的过程，可能今天中美在某一议题上发生剧烈对峙甚至摩擦，它就变成了优先事宜、重中之重。但可能明天在欧洲、在非洲发生了大事，一场大的冲突或事件，就要求中国外交调动资源和能量全力以赴。说不定再过50年、100年，假如有一个小行星将撞击地球，地球可能因此遭受巨大灾害甚至毁灭的时候，中国就有巨大的责任跟国际社会合作，跟联合国太空署、美国、俄罗斯、欧盟合作，防范这种冲击，那就是优先处理的外交事务。

这个动态的变化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特别重要，中国外交未来需要更加灵动，弹性的安排很重要。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四条边概念的，当时邓小平说，美苏两霸争夺世界，我们不卷入、保持中立，先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在两极对抗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优先解决自身温饱。到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周旋余地大了，国力增强了，开始注重国际组织、发展中世界、周边和大国了。现在我觉得要继承发扬这种进取拓展的精神，把外交的能量、能力、眼界、智慧大大拓展。

▎在美苏冷战结束前夕，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面。图源：法新社

《凤凰大参考》：是的，很多公众还关心一个问题，中国的朋友圈到底有多大？因为一般媒体里可能刻画的是中国只有少数几个来往的朋友。但是您说，我们有多层次的、多内涵的伙伴关系，有“一带一路”的各个支点，有联合国机制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中国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说法，就是“结伴不结盟”，包括前两天傅聪大使提到的中欧“友谊无上限”。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讲？

王逸舟：是的，很有趣的问题，我也听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你刚才举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遍天下的含义，如战略伙伴关系，还有一些重大倡议得到了呼应，如“一带一路”。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外交面临很严峻复杂的形势，如联合国在俄乌冲突上投票，我们的立场跟很多国家不太一样，属于少数派；或者认为，很多国家跟着美国走，批评针对中国。

我想，对此很难有简单的答案，取决于你的角度和是否有不卑不亢的心态，取决于谈论的朋友是哪种类型，围绕什么议题和场合。例如有国家政府层面的朋友，还有包括民间的、社会的各界朋友，企业的朋友，还有安全政治或经济贸易层面的不同朋友、伙伴，看待分歧与对手甚至挑衅者也须做仔细分类，不宜笼而统之、大而化之。

我以为，总的取向应该是努力把对手乃至敌手搞得少少的，把各类朋友交得多多的，区别对待与他国利益的分与合，包括军事安全政治的敏感议题。比如说在南海，我们可能跟菲律宾、跟越南等国在某些具体的岛礁或者海域上有不可让渡的权利要争、要坚持，但不妨碍我们跟它们在别的方面交朋友，不妨碍做生意，不妨碍发展旅游和教育往来，总之是增加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因素、压舱石，减少或控制彼此间的摩擦点，防止失控现象发生，磨合中建构、线性变多维，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和外交形态。

对美国也是这样，现在它的联邦决策层面，国会很多人，对中国采取了一个打压、排斥、脱钩的方针，对此要坚定反对、有效抑制，但不意味着对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各界、文化教育领域、不同的地方和州镇，都针锋相对、一律对待。对敌手的筛选、反制要精准化，时时动态调整。对方做出调整了，做出让步了，有新的妥协点了，化敌为友就有可能。所以不要固化，不要线性思考。

▎中国、越南海警自2006年起定期举行联合巡逻，双方在合作中建立了互信。图源：中国海警微博

《凤凰大参考》：您的核心观点是说不要把各个议题联系起来，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有竞争，但不要影响到其他领域交往？

王逸舟：是的。两会以后，秦刚外长在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谈到美国的时候，一方面坚定有力，说了很多硬话，但他又花了大量篇幅去讲美国的社会、民间、普通人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潜台词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未来可硬可软、余地很大，你要是跟我不讲道理的时候，我不会让步、不会妥协，但不意味永远不可转圜，不意味着说我跟民间、跟社会为敌。

《凤凰大参考》：我觉得您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把国际社会分得非常细，各个层次很复合的一个关系。

王逸舟：还要提醒一下，我们要学美国的一些优点长处，如美国人的创新意识、教育科学领域的很多先进做法，但不要把它的毛病学来。美国当霸主时间太长了，很多美国人对外面不了解也没兴趣，例如不知道台湾跟中国（整体）的关系，不知道西藏是我们一个自治区，对他们来说那好像是另外的地方，跟中国没关系。

▎在4月接受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的采访时，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举例说明美国政客对于中国的无知。图源：凤凰网

多数美国人也不太学外语。不少美国精英傲慢自大，总把美国说成上帝眷顾的“例外”，不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要避免出现类似豪横毛病。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世界的态度，不缺乏体察感、敏感度，更不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

《凤凰大参考》：刚才您提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全球化停滞的现阶段，高级政治（传统的国家政治和军事安全）有越来越大的权重，比方说美国半导体联盟的建立。安全问题在影响经济合作，过去我们也常说“政冷经热”，但是现在政冷也往往会影响到经热，我们怎样去确保议题之间的分离度？或者说怎样确保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安全关系影响到我们的其它利益？

王逸舟：这是一个好问题，很难有答案。不能肯定高政治议题权重会一直上升。我观察，美国的一些盟友，比方说日本、韩国或者是欧盟一些国家，他们的对华政策也很矛盾，有两面性或者经常徘徊，也就是说调试度是存在的，在某些领域中他是追随美国很紧，比方说谈到芯片联盟，谈到一些关键的材料或者是机床的出口，过去历史上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严厉的态度。但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没有任何的松动，比方说最近马克龙访华就撕开一个口子，仔细想一想很有趣，这里面存在多种选择、调整的可能。

若按照简单逻辑，法国是美国盟友、是欧盟大哥，对华政策上有很多排挤，这样看就没法做工作了。当年毛主席、周恩来在中法没建交的时候，60年代初期，就认识到戴高乐主义的特点，认真耐心做法国的工作。外交要把朋友圈尽可能地拓展，把不容易合作的或有针对的东西压缩到最低限度。实际上是人情感的集中体现，没有那么绝对，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和努力，把不可妥协的面尽量压缩。

要看到，随着中国的成长，确实出现了“高山反应症”，攀登顶峰的困难，跟半山腰、山脚下是不一样的，很多是我们过去没有面对的。气压和温度比较低，要学会自我调整，适应新的环境。外交能力建设和自身发展很重要，大国的胜败归根到底还是在内而不在外，只要把自己的改革、自身的发展做好，未来中国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中国的外交之路就好似在攀爬雪山、登上“外交高原”，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适应新的环境。图源：法新社

我自己的学习同样处在不断反思、改进的状态，比如近期的思考点是，如何把人的情感个性，偶然性随机性、复杂现象，纳入外交研究能力建设；跟随时代进步，外交实际安排和外交理论思想怎样与时俱进、变革更新。所谓创造性介入，既可以是对外交过程的一种写照，还可以是外交学术进步的态势。

《凤凰大参考》：期待您的研究成果。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如何培养具有“多元”思维的聪明学生。

王逸舟：我没有什么成熟想法，更不敢说好的答案。作为外交研究者，只能说自己很幸运，因为现时代带来很多突发性，很多表面偶然的现象背后可能掩藏着历史演进的线索，它们让研究工作充满挑战性与不确定，也让人兴致盎然、不会满意已有的结论。

关键在于喜欢这件事情，愿意探索前行，包括思索未知的外部世界与反思校正自我。这使人大脑活跃，不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愚钝。至于是多元思维好，还是钻牛角尖好，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倒不一定，科学史上一些“怪人奇人”不是做出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吗？

感觉上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比较“俗”，大概率讲还是培养多元灵动的思维习惯较好。中国外交总的来看在世界大国中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用打牌的比喻，我们手中攥的牌还算是比较好的，但并不意味着必然打赢最终牌局，未来还是要看如何取舍进退，尤其在内部改革下功夫，摆正自身的心态。

前行路上有很多隐患，对十字路口不能掉以轻心，如能保持谦虚谨慎，中国是有希望的。怕就怕过于自满，凡事都觉得自己对，那样的话学习、改进的空间就没了，于人于己都不利。培养多元智慧思维的聪明人，包括外交人与外交学者，要善于习得。外交是人的外交，外交官的训练、体制机制的建设，要和人的培养结合。周恩来的外交遗产现在受重视程度不够，其实它是一种了不起的遗产，值得发扬光大。

《凤凰大参考》：追问一下，我们经常说外交是一种艺术，但是现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可能更多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培养人才，怎么样把这两种思维融合在一起？

王逸舟：这是我们在外交教学研究中须改进的方向。要从传统的一种学科及权力政治课程体系，拓展到更加宽广的方向，如人文主义方向、带有人的面孔，富含艺术性的创造思维培育。最近我写的一些东西，属于广义的外交美学，意在让外交研究从狭窄的利益博弈学说挣脱出来，促进外交理论更加丰富、灵动，培养出的新一代外交人更有技巧、智慧。这也是外交本质的承继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