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布朗：作为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国家 中美应当合作起来将疫苗输送到全球

“在中国度过的过去6年中，我有机会通过同行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抗疫措施，看到了这个国家为抗击病毒而做出的非凡努力。”

在北京时间4月24日-25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独家全面传播合作伙伴的首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CCF）上，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健康专员马修·布朗博士就当前的新冠疫情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实现了“动态清零”这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壮举。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学者，有幸见证了这一切。他还认为，新冠疫情是每个社会都面临的挑战，从大流行中，人们应该学到的是不能孤军奋战。他还就如何成为一名国际公共卫生从业者，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问题发表了看法。

以下为论坛实录

布朗：大家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出席，感谢邀请我参加本次论坛，也非常感谢哥大的学生组织委员会。让各个国家为了应对共同的公共卫生挑战而聚集在一起，这是很了不起的目标，也正是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的事情。身为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人员，我认为能与学生对话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因为就目前的疫情来看，（解决新冠）需要一代代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共同参与。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主要在国外为疾控中心和卫生研究院工作。我也曾被派遣到国防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致力于让各国一道应对共同的公共卫生挑战。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投入在由“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资助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合作项目上。这是一项由政府出资应对单一疾病的计划，于2003年启动，并在美国国会和总统的两方支持下延续至今。

提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过去的两年以及现在的抗疫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仍然在正轨上吗？如果您可以去提建议或者作决策的话，您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布朗：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各个国家面临着非常相似的挑战，但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却不尽相同。和疫情相关的种种事项都有着其特殊性，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度过的过去6年中，我有机会通过同行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抗疫措施，看到了这个国家为抗击病毒而做出的非凡努力。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苦苦挣扎。“动态清零”政策曾被视为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壮举，然而中国却实现了它。

因此，在疫情的每个阶段，我们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中国是如何应对的？这些应对措施能否成功？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研究这一时期，并试图总结出最成功和失败的抗疫策略。我觉得能有机会参与其中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在这一特殊时期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表明了让学生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以科学助力疫情应对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外部同行评审我们的科学措施，我们才能够做出改变，并向领导者提供反馈，推动合理抗疫政策的制定。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人们现在（因为疫情）了解了什么是流行病学，而身为一名流行病学家，你需要更好地向领导人提供各项政策战略的科学依据，并让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不仅有信心参与科学同行评审过程，而且有信心将这些结果传达给领导层，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这么做了，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的这个回答是否能解决你的部分问题？

提问：我觉得还没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是否认同中国不可能永远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会放开？

布朗：我不知道。不过我认为，就中国是否会放开的相关共识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会拭目以待，看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能维持多久。我认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都互相吸取了大量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分享这些教训。作为学者、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员和政府代表，我们的确有责任找到明确的合作渠道，以便我们从各国为抗击病毒所做的艰苦努力中吸取教训。

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我们会拭目以待。我们需要从这些经验中学习，以便我们能够对下一代的病毒变种获取更多的信息支撑——这些变种无疑将继续下去。

提问：我叫Josh，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的问题与中国人口有关，如果在中国实施放开政策，是否会有足够的重症监护室或者足够的医疗资源给所有感染新冠的中国人？谢谢。

布朗：非常好的问题。我要再次感谢主办方，让一批优秀的大学生相聚在此，来讨论有关疫情防控的种种尖锐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稍微转换一下，不妨去问，中国正在制定的最有效的疫苗接种策略是什么？或者说，中国采取的究竟是不是“动态清零”政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疫苗接种的紧迫性如何？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在非洲，目前只有不到1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而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着强大的疫苗生产能力，能够让最需要疫苗的人群得到接种，并及时发现正在传播的病毒。

我认为我们要找到合作的方式，将疫苗带去非洲，带到那些正努力实现全民接种的国家，这不仅仅指的是捐赠疫苗，还是指到有疫情的地方提供疫苗，从而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去阻止病毒的传播。这其中的挑战是巨大的。有关各国如何应对疫情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界的审查，需要就“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挑战在哪里，以及我们如何使用技术来应对这些挑战”进行对话。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要遏制病毒在未接种疫苗的大批人群中的变异重组，还要将更为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疫苗接种能力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

（在另一位嘉宾利普金将新冠病毒同天花进行类比，来强调中美合作应对疫情的重要性后）说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新冠病毒和天花的这个类比。全世界都聚集在一起，下决心将这种病毒（天花）从地球上消灭。我认为，在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达到顶峰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国际合作模式，也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我们今天在实施强有力的全球抗疫战略时所面临的一些政治挑战。我完全同意这种类比。谢谢！

提问：我有一个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我也常常反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知道布朗博士您在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海外办公室工作过——像中亚、非洲这些地方，您也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我知道您很快就会担任埃塞俄比亚疾控中心办公室的副主任——恭喜您！我很好奇的是，尽管不同国家和社会有着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但似乎有一些我们经常谈论的措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戴口罩，比如接种疫苗。那么，您能否举例说明我们应如何实现这些抗击疫情的目标？同时，由于文化或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具体政策会有什么不同？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文化上的差异总是影响抗疫和公共卫生工作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还是像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方面——这些领域布朗博士都颇有研究。

我想我要提的问题是，广泛而言，公共卫生领域的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有什么差异？具体而言，这些努力在新冠疫情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非常感谢。

布朗：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工作，过去的12年中我有10年在中国工作，而这其中的5年我又从事着美国疾控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的合作事宜。如果你去查看疾控中心的官网，你可以看到中美两个疾控中心已经合作了将近30年。在我的上一段工作经历中，我从2016年开始担任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代表。

后来，我递补成为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健康专员。在那段时间中，我得到上司的支持去学习中文、在中国生活，这对我的工作效率大有裨益。我们不太擅长建立一支兼具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并且具有外交事务性质的公共卫生队伍。这些外交事务机构，也就是负责管理在国外的外交使团的机构——像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海外农业服务处和海外商业服务处，这些都是受《外交服务法》管辖的外交事务机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是一个国内部门，也是美国政府最大的部门，它每年在生物医学研究、监管科学和疾病控制领域投入将近1万亿美元，财政预算甚至超过国防部。

然而，我们没有《外交服务法》的支持去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能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试图用中英双语去谈成一项公共卫生条约的难度。在很年轻的时候去学习中文，去获得能理解文化背景的跨文化能力，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付出许多努力，但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政府非常擅长把技术专家派到最需要他们的领域，但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工作能力培养体系，除非你自己本身已经具备这些能力。我认为我们总是低估了那些外交能力的重要性。就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言，科学可以推动你们的行动，更能去影响领导层和决策者。但在另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下，这些能力需要时间来培养。我们还要去鼓励那些想要研究全球健康问题的人，到国外去，在另一个国家工作，独自培养这些能力。

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开设一种国外医疗服务，开辟一条让从业者在国外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的路径。我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属于国内部门，包括疾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都是主要的国内部门。但是现在我们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被要求向多个国家的外交领导人通报疾病控制、感染控制和疫苗外交这些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问题，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在美国，你真的需要到国外去从事跨文化工作，这样制定出来的合作机制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战略意义，更加细致入微，更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流行病防控问题。

所以如果你也对公共卫生感兴趣，我们衷心希望更多的学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获得跨文化能力和领导能力，去国外服务，让外交领导人参与技术性的讨论，尽早学习中文。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在中国生活了10年，每天都花2个小时学中文，80%的时候我都坚持下来了。慢慢地，我中文水平有所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知识以及能力的提高。通过这些切身经验，你才可以成为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当然，语言能力不是唯一，光具有语言能力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更广泛的技术专长和技能，以及各种知识。不过将所学运用到国际环境中需要时间，但尽早参与海外工作有助于在职业道路上培养这些技能。

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和美国对待新冠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我们知道，在美国几乎有1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中国的病亡人数。中国国内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的时候，病毒并没有大规模扩散。随后，美国也出现了更多的病例，但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采取任何严肃、严格的措施来真正控制疫情。你们认为是这个原因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得如此迅速吗？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死亡病例，我们看到了很多悲剧和牺牲。这是我们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回顾过去，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你们认为有可能消灭新冠病毒吗？或者说，说如果在一开始仅有几个病例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病毒是不是就可以被消灭？谢谢。

布朗：（此前另一位嘉宾利普金回答了中美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这种体制差异所导致的两国应对新冠的不同方式；并且再次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感谢大家对流行病学和政策的关注。我完全同意利普金博士的观点。我想退一步来回答你的问题，对于传染病界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言，我们知道大流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必然会发生，新冠病毒也不能立即被清除——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推测和辩论的学术问题。

但我认为，正如利普金教授所阐述的那样，病毒入侵生态系统的不可避免性，注定了它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些影响。身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提高警惕。我们需要动员力量来应对这些公共卫生威胁，并与领导层进行有效沟通——这是科学界、学术界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责任所在。

我们需要有沟通能力、领导力、管理能力，并掌握流行病学、疾病控制、生物统计学等领域的科学知识。这些能力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知道了这场流行病、这场大流行即将到来，多个国家为了做好准备都付出了巨大努力。疾控中心在海外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作为全球健康保护的部门，专门在伙伴国家进行（应对疾病的）能力建设，包括中国和我准备前往的埃塞俄比亚，这样我们能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应对这些疾病的威胁，只要它们来了，我们就能做到尽早发现，全面应对，从而降低它们的影响。

这是每个社会都将面临的挑战。如果说我们从这次大流行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不能孤军奋战。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抗击疫情，需要具备战略性思维，建立便于协作活动、分享样本、共享数据和外部同行审查的机制，为科学家提供安全的论坛，让他们调查这些问题，为全球领导人提出建议。整个地球需要共同去应对疫情，才能让未来更可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