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以反腐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支撑中国真正的创新社会

2021年4月17日，在为期两天的“下一站·深圳（SHENZHEN NEXT）——2021湾区青年人才发展论坛”上，大湾区欧美同学会会长刘科，发表了论坛首日闭幕演讲。

“2021湾区青年人才发展论坛”由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指导，南山区委区政府与凤凰网主办，南山区委组织部（区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山区委员会共同承办，中国世界青年峰会执行。

在当代双创潮流之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创新社会的建立？硅谷的创新文化，对于我们建设创新社会带来了哪些启示？

刘科表示，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如果不创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会慢慢消失。创新是有代价的，要创新就必须得容忍失败，创新本来就是试错过程。创新文化是很现实的，要以反腐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支撑中国真正的创新社会

他以大量硅谷的故事为例，认为产学研结合是创新的关键，大学应该扶持创业。中国最缺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这是我们大学需要培养的人。他提到，硅谷的叛逆精神，多元文化和拒绝平庸的文化值得我们学习。

以下是刘科先生的发言实录：

刘科：很高兴受大会的邀请跟各位青年朋友分享，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硅谷的创新文化对我们建设创新社会的启示》。

大家知道对南科大有点了解的话，我们的Innovation就是创知、创新、创业。什么叫创知？创知是基础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产生的知识没有知识产权，而解决卡脖子技术不在这个阶段。什么叫创新？广义的创新，今天做的不一样的就是创新，但是在科技领域，创新暗含着把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什么叫创业？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和财富的过程，有财富之后再投资基础研究，比如1400亿的研发经费，人类社会就是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30多年前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说问对问题是成功的一半。今天，我们在喊“创新”。为什么突然之间“创新”变成一个热词，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无非就是我干的性价比比你好，第二，我比你干得久。而改革开放40年靠第一条，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第一条的成本优势正在失去。比如深圳这个地方，连华为这种企业都无法承担高房价，跑到松山湖，其他的创新企业应该能体会到成本无所不在。

前几年，中美友好协会的主席和小林会长，我们三个去美国参加务实中美关系研讨会。参加完以后，我们做了简单的调研，今天要看，中国和美国比，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玉米、大豆、棉花、电价、包括高端人才。比如，南科大现在引进美国的大学教授，我的成本高，因为税收25%，美国是18%，成本优势没有了。成本优势没有了，下来就靠第二步，所以大家强调创新。新的形势呼唤我们，必须要建立创新收入。

去年，疫情期间，我在各个平台上做了硅谷的创新文化对提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题目的演讲。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曾经打造过两大500强的宋志平先生，去年写了一本书叫《问道创新》，在豆瓣上的评分还挺高。经济学家张维迎一直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凤凰网创始人刘爽在春节前后把我们三个人请了过去，为我们做了一个叫凤凰巅峰对话的节目，来论道创新。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谈创新，我们的创新现在做得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最自豪的就是四大发明，我们发明了火药，但枪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放了一千多年的烟花爆竹，如果枪是中国人发明的，可能改写历史。枪的发明是跨时代的记忆，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人去深究。比如火药，利用化学能把子弹射出去，这是最原始的枪。中国人这么聪明难道想不到这点吗？一千多年，基本的问题没有人深刻的思考和讨论，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现在到处说中国要打造硅谷，我到西部的一个县里，他们也要说要打造硅谷。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互联网让全球信息流动，中国人应该迎来我们的创新时代。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回到国内，我很坦诚讲，第一，中国人很聪明，第二，这个世界上最勤劳的人就是中国人，他们除了睡觉之外，都在工作。这么勤劳的民族，按概率的统计，全世界1/4应该是我们发明的，遗憾的是，今天看着现在手边用到所有的产品，几乎很难找到，电灯、电话、手机、火车、飞机、电灯泡，我们发明的几乎没有。现在要搞创新，要问对问题，问对问题是成功的一半。

创知，每一次科学的突破，都会带来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创新的理论基础是牛顿三定律的建立，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第二次工业革命创新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核能革命的理论基础。狄拉克和海森伯方程，第三次工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或者会推动人类走向真正的旅行和太空时代，最经典的是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纺车和狄拉克的电子运动方程。

创新研究，尤其是工业研究，发动机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需要沉下心，同科学家一起协同，才有可能突破这些技术。我在美国工作时候的同事，有6位成为了现在美国前30名每家公司的CEO，富可敌国。我回国以后，民营企业家请我去做顾问，比如中国深圳的民企规模向相当大。我去了以后，我在边上观察，这一大堆总裁、总经理，观察每一个人的神态，其中80%以上的人，脑子里想什么呢？他想的是老大想听啥就说啥，假如公司文化是这样，就不可能创新。我比较喜欢苹果，其实你仔细看，凡是能创新的人，能改变历史的人，都是敢于冒险甚至偏执狂。假如今天要喊创新，假如飞机没有发明，你愿意你的儿子作为第一个发明试飞的人吗？当时飞机发明的时候危险系数高。但就是有冒着生命危险改变的人，你飞成功就改变世界，飞不成功就粉身碎骨，所以创新是有代价的。

另外，你的公司容得下敢于冒险的吗？要创新的人肯定犯错的概率大，因为创新是试错的过程，你不允许别人试错，永远不可能创新。我们谈硅谷，从二战以后，后来到70年代，英特尔的芯片，由于芯片的发生，到了80年代，PC开始兴起。到90年代，人人都有PC以后，互联网又来了，一直到2000年。后来以苹果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又来了，移动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每一次改变世界的发明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产生，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研究创新社会，怎么样让中国变得更创新，不能光喊口号，要研究必然性，研究我们的差距在哪，敢于问一些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去创新。

提起硅谷，大家会想起斯坦福，先有斯坦福，现有硅谷，我们希望深圳打造中国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第一次提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结合，鼓励产学研结合。而且分工明确，大学做研发，让周边的公司把产品推向市场。

斯坦福成立的故事老是这样的，有一对夫妇的儿子去世了，为了纪念他们的儿子，他们本来想把钱捐给哈佛。到了哈佛以后，校长忙，就让这对夫妇在校长门口坐了一个多小时，可是依旧没有见到校长。结果他们跟校长边上的工作人员聊说哈佛大学一年的经费是多少，一算账，完全可以再建一所大学了，于是他们回去买了一块地，奠定了斯坦福，又奠定了今天的硅谷。从60年代开始，斯坦福的毕业生和教授，就在斯坦福的工业园区开始工作，一个个高技术公司开始诞生。斯坦福从1990年，每年校庆的时候募捐到120亿，这是哈佛都望尘不及的。所以我们南科大要做斯坦福。

谈起斯坦福，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普克，二战过后，他自己回到斯坦福当教授。因为他不是博士后，他拿了博士学位之后，先去了企业又到政府，战争结束后又回到大学，成为了教授之后很鼓励学学生创业。因为普克教授一直支持惠普，到了1970年，惠普给斯坦福捐赠930万美元。所以说这个人对斯坦福的办学影响非常大，美国大学80%是做学术，但是留出20%的名额做旋转学术。比如有人曾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退休以后又到大学当教授，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领袖人物做教授，这在政界、学界、企业界不断循环。我一直觉得大学应该留出10%的名额，给各行各业培养人才。普克对斯坦福的办学方针影响很大，第二个人就是沙可利博士，芯片就是他发明的，他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喜欢加速器，带着他的八个学生一起做发明研究。但是他的八个学生，没法忍受他的粗暴的管理，最后分别离开他自立门户。硅谷的诞生之日起就有叛逆意识，八个人最后分化出八个公司，今天的市值值3万多亿的美元。

另外一个就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汇集了美国60%的投资，其实资本是把产品带向市场很重要的一环，包括电动车，特斯拉没怎么赚钱，但是在资本市场融了这么多的钱会再反馈投回去。另外一点，硅谷不等于美国，因为全美亚裔只有3%的人口，大家硅谷地区的亚裔占33%，而苹果所在地，亚裔占66%。所以硅谷的CEO是最反特朗普的，因为硅谷是靠中国人，有两千多个华人执掌硅谷的公司，两千多家公司的掌门人、核心的CEO，尤其是CTO，都是华人做的。所以深圳要吸引人才，一方面要吸引各个大学的教授，更多的到公司里挖一批人，因为真正卡脖子技术在公司，不在大学。硅谷创新文化的科学基础，是叛逆精神、多元文化、拒绝平庸，这些文化都是有很深的科学道理在里边的。比如硅谷，就是容忍失败，要创新就必须得容忍失败，创新本来就是试错过程，你不允许别人试错还谈什么创新。敢于创新和试错的人因为一点错误就被撤掉，什么都不做，这个组织永远发展不起来。

硅谷的公司都是扁平化管理，早期我们学外语的时候有杂音，直到后来发现，过多的信息在通过一条过窄的带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杂音，所以创业公司能成功的基本上都是扁平化的组织。假如你的组织有很多层级，到了底层不能有杂音，不然会导致公司决策失误。硅谷地区的多元文化和叛逆文化，背后是系统论，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要维持它的稳定要做大量的工作，任何创业公司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总体，建立创新文化，看似创新文化很虚，但是很现实。在创新社会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硅谷鼓励你跳槽，但是必须保护原来公司的知识产权。因为在创新社会，不保护知识产权相当于农业社会不惩罚小偷一样，所以这块应该以反腐的力度那样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支撑中国真正的创新社会的建立。

我们今天提起深圳，大学少，中科院也少，所以深圳的研发能力不足，其实这是片面的。华为一年1419亿的研发经费，算上其他公司的经费，这块变成了中国技术最密集的地方。一个华为的科研经费是科技部的三倍，能说深圳不是技术最密集的地方吗？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技术中心就是中科院，在美国真正的核心技术在一些公司，比如GE、波音。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怎么加强我们的工业研究，所以鼓励让更多的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产生，才能提高中国的创新。看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强国，不是看你GDP是多少，GDP没有任何意义。衡量国家是有没有中国的谷歌，中国的波音，中国的英特尔等。

什么叫跨国公司？比如西门子的总部在德国，但是在德国的收入不到它的20%。跨国公司是一批优秀人在一起，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开疆辟土赚钱，研发新技术。什么叫先进文化？我认为跨国公司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要改变中国企业的创新，先好好做跨国公司，包括华为在内的怎么创新，研究好，先学习，再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怎么样吸引更多的人才，一方面要吸引优秀的技术人员。

最后，在我们新的发展过程中要解决雪中送炭的问题，不要一谈创新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应该关注雪中送炭的东西，比如北京有雾霾，全中国人生活在雾霾底下，因为放了太多硫氧化物在天空中，遇雾就是硫酸，淡化就是硝酸。如果没有大量的化肥使用，只能形成酸雨。但是由于大量的化肥使用，氨和酸反应形成盐，PM2.5。一个2.5厘米的颗粒看不见摸不见，但是可以遮天蔽日。

我到了西安，他们说在渭河以北再建一个西安，我在想，这种发展模式有必要吗？以前是蓝天白云，是雾霾告诉你，环境容量到了极限，大自然已经敲警钟了，别在建一堆乱七八糟的房子。中国建了足够34亿人住的房子，我之前不信，前两天我在会上看到中国水泥的材料就信了。深圳40年前在华侨城建的房子，到现在没有人住，40年后，这些混凝土变成了垃圾。

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煤炭消耗量10亿吨，因为大量的机械和房子，一方面我们需要，但是还需要继续增长吗？到今天中国是用了38亿的煤炭，前面70年的工业化只用到了10亿吨，因为你要搞钢筋水泥，污染了空气和水，所以我们的民族要跳出来，去在乎最需要的空气、阳光、水、健康的食品，而不是有10套房，20套房。房子在100年后都是混凝土，是传承不了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发展。

最后，我讲了那么多次硅谷，硅谷是政产学研集结的地方，我和林先生做了多年的探讨。但是创新创业，科学家是创知的主体，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企业家，只有企业家能把政产学研连接到一起。中国最缺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这是我们大学需要培养的人。我们缺的是真正懂科学的企业家和懂得企业经营的科学家，所以很多人问我，创新创业做什么？我们就是要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

这是我做的南科大创新创业学院，我跟巴黎商学院合作，巴黎商学院是欧洲最好的商学院。他的EMD开到全球第一，疫情期间，2019年底，法国总理去北京之前，先从巴黎飞到深圳，见证了我们的签约仪式。这个项目的两个学期是去巴黎商学院的，我们只招45岁以下，自己创业的青年。深圳有一大批高科技的创业者，他们是掌握硬技术的创业者。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在有一大批海归二代的接班人，我们希望把有技术有本事的有资源的人放在一起，放在一个平台上，让优秀的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把原来北京的朋友，包括宋志平和企业家，包括科学家请到深圳，一起培养下一代，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只有企业家才能培养企业家，所我们现在做中国创新创业50人论坛，用这些企业家培养下一代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