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情

原标题：稻米情

前不久从北京传来喜讯，舒兰大米推介会在首都成功举行。小城舒兰欢欣鼓舞。高兴之余，不禁让我想起已故的父亲，想起他的舒兰稻米情。

去年秋季回家，从车窗里看见村路两边那黄澄澄的阵阵翻滚的稻浪，不自觉地想到了父亲！当年，他是这稻田地的拓荒者和种植发起人。这金黄的稻穗，凝聚了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倾注了他老人家和村民们的心血与汗水。

家乡的父老乡亲啊，当您和儿孙围坐在暖暖的炕头上“把酒话桑麻”，分享那丰收的喜悦，咀嚼着香甜可口的大米饭时，可曾想到这比高粱米不知好吃多少倍的白色“细粮”来之不易？那是当年村里一位叫关生太的村干部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费了好大的劲才为大家争取来的。

那是1978年初春的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一场解决社员眼前吃饭和未来出路问题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率先在偏僻的、贫困的凤凰乡农林大队前石河屯这个小山沟的大队会议室里激烈地展开了。讨论的议题居然是“该不该‘旱改水’种稻子”。当时，担任大队长、贫协主任的父亲主张“旱改水”、新开辟稻田地。家住南靠山屯的大队于书记坚决反对。理由是种旱田地是千百年来的习惯，汉族人就得种旱田,而且也怕没经验，种不好。有的生产队长一看书记不同意，也不敢表态、和稀泥。结果两伙针锋相对，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说话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那简直是在打仗，哪里是在辩论？

那个大队部距离我家能有100多米远，我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在家里都听见了争吵的声音。母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去大队看一下，“快让你爸回来，别干了！这何苦呢！图个啥啊？”

这样的争吵持续了两天。后来，有一天我看见父亲大清早就领着村民下地干活了（他是大队长兼农林三队队长）。一问母亲，她笑呵呵地说：“你爸赢了，领大伙开稻田地去了。”

我没问父亲是怎么说服大家的，但仅仅凭我儿时的记忆，我觉得父亲能胜利。因为，我家是村里最早吃大米饭的。此前，父亲当农林三队生产队长时，就和谢家店水库附近的新进大队（现在九胜村）的朝鲜族朋友、生产队长宋叔叔一家十分要好。他常来我家串门，给我家送来大米。雪白的米粒，做饭非常好吃，平时根本吃不着。那时，别人家连大米是啥样都没看过，用村民的话说“连大米饭味儿都没闻过”。

后来，父亲组织社员到谢家店水库一带朝鲜族人那里学习水稻种植技术，还带领村民在村东北部的“东小窝棚”一带开垦水田地种植水稻，居然成功了，虽然数量只有很少的几亩地。那年春节，农林三队社员平生第一次吃上了大米，每户只有一斤左右，把农林二队社员馋够呛。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经脚穿黑色的高腰大水靴子，肩扛铁锹，领着我和弟弟去东小窝棚的生产队的水田地“看水”。那时，他是生产队长，还学会了看水技术。过水渠上的两根细木头临时搭建的桥时，父亲还告诉我们脚“放横”走，就不易掉河里。我们身后就是成片的、绿油油的稻田。

还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和屯里的小伙伴们都很好奇，到农林小学南边三队的大田地去看大人“开稻田地”。一看才知道，这稻田地都是在河边有水的地方。父亲在组织几十个社员干活，有的社员在用刀和锯开荒。在刚开垦完的荒地上，社员从河里引水泡田后，有几个大人（青壮年劳力）用力拉着拴着绳子的三角形的“大抢锹”，将旱地泥土翻过来，水进到开垦的地方，都和泥了。开成大片地后，再用铁锹垒砌“稻池埂子”（田埂），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稻田地。从这年开始，农林大队五个生产队的农民都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而且，粮食产量翻了好几番，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年底还有了余粮。

用现在的话说，当年父亲那是在“改革创新”，是在调整种植业结构、提高单产。如今，在我的家乡舒兰，凡是能够上去水的地方，就“坚决、干净、彻底”地种水稻了。不但如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有机、无公害，成了农民的新追求。从水稻选种，到育苗、插秧、除草、收割，全程精心管理，一律施用农家肥或者有机肥。有的还采用了稻田养鱼、稻田养蟹技术，有力地助推了绿色水稻生产向着良性循环迈进。

令人骄傲的是，如今“舒兰大米”已经形成自己的品牌，正在走出舒兰，走向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