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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怎么从一座小山城进化成工商业重镇的?


来源:地球知识局

(⊙_⊙)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分享我局了(⊙v⊙)地球知识局微信公号:地球知识局NO.479-重庆工商重镇作者:言岑制图:孙绿/ 校稿:猫斯图/ 编辑:棉花1月下旬,重庆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显示,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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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分享我局了(⊙v⊙)

地球知识局微信公号:地球知识局

NO.479-重庆工商重镇

作者:言岑

制图:孙绿/ 校稿:猫斯图/ 编辑:棉花

1月下旬,重庆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显示,GDP同比增长9.3%。高增速下,GDP总量达到19500.27亿元,由此超过天津,排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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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重庆经济增速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一直居于前列,并因其主要依靠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经济结构偏重而被外界冠以“重庆模式”。

重庆经济结构偏重,其实由来已久。始于抗战时期的重工业内迁,使重庆从一个西南商贸中心,变为当时最重要的工商城市,乃至临时首都。建国后的“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又是西南工业基地的领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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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重庆钢铁厂

从一个地处四川盆地落后地带的军事城堡,崛起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后一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重庆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与时代相互作用,从而使其在全国的地位,从无足轻重到重中之重?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讲重庆是如何“由轻变重”的。

左挟右带,控驭便捷

从陆地上的不同尺度来看,重庆的地理区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以四川盆地的角度来说,重庆位于盆地东部,其主城九区位于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是在岭谷中相对独立的板块。

川东与川中之间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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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地区的角度来说,它是西南五省与中东部省份的连接地带,是群山中的门户;从全国的角度来说,重庆是西南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与外界产生大量互动。

重庆不止是四川盆地的门户

也是大西南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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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路来看,重庆地处长江及其上游最大支流嘉陵江交汇处。加上流经境内的涪江、渠江、綦江、磨摊河、五步河等数十条江河,可使重庆通过水路联系四川盆地各城,乃至陕南、甘南、滇北、黔北等周边地区,可以说是长江黄金水道上游最重要的看门人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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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沃野千里并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相比,川东地区“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碳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宋《吴船录》)。隋唐前,川东地区大片土地尚未开发,有的地方还以渔猎经济为主。

一只热到绝望的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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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位于重庆地区的巴国,并置巴郡,筑江州城始,到北宋以前的上千年历史中,重庆主要作为四川盆地向东的战略枢纽。因此北宋中期以前,重庆尽管在军事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经济上远落后于川西,乃至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带。

汉中和重庆

蜀国哪个都丢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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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庆的作用在此时仅限于屏卫政治、经济地位远高于川东的川西平原地区。正如《重庆府志》所载:“府据三巴之腹,壤会二江之洪流,水陆交冲,山川刚险,从来为战守必争之地。”

在政治地位上,秦汉至五代时期的江州(重庆),是川东地区军政中心。但到了隋唐时期,这一地位已丧失,降为普通州郡,远不如川西的成都。那时候的重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条件也不好,朝廷常将官员贬谪至此,甚至还包括流放罪犯。

将益州(成都)和渝州(重庆)

分置于剑南道和山南西道

或许也可以看做防止剑南道封关独立的安排

(地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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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云集,万里贸迁

但也正是从隋唐开始,重庆触底反弹,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经济地位日增。

此一时期,大批汉族移民重庆地区,当地居民也加速汉化。北方汉民引入了新的开垦耕作技术,让重庆的丘陵地带也得到了开发,人口大大增加,导致原有的行政系统都无法管理当地。据研究重庆地方史的学者统计,仅唐代,该地区新设县就达19个。和人口爆炸的明清时期相比,县的数量也已经相差无几。

到了宋代,重庆地区已是四川旱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除此之外,包括丝织业、陶瓷业、井盐业等在内的手工业也发展迅速。

重庆云阳井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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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重庆区域内的商业就随之兴旺起来,加之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川东地区的商品流通逐渐以重庆为中心,由此使其奠定了川东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中心地位。

长江-岷江一线的几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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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时代变迁,重庆日后的经济地位,远不止此。

四川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北有大巴山和秦岭,东有巫山,南有云南高原,西有川西高原。因此在古代,四川与全国其他主要经济区的联系,主要是从川北走蜀道入关中,以及从川东乘船沿长江而下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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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前,全国经济重心在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北方更显重要。因此,走蜀道从关中甚至陇右进入四川的商贸活动比较多,也就带动了川西的发展,让成都和川北地区在盆地内一马当先。

如何从长安前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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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重庆的作用类似于从富庶的川西平原,通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站点。但宋以前,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虽已有开发但仍相对落后,重庆空占水道却没有贸易对象,经济上也就相对落后。

有宋一代,一方面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和东南一带,政治中心也东移;另一方面,川中、川东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虽仍不如川西平原,但在全国至少已属中等水平;此外,两宋商业比隋唐更为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为密切,经由重庆的大额商品长途贩运也日渐频繁。

如果退守南方的南宋不能稳拿重庆

那四川盆地就当做飞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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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代背景下,重庆才真正发挥出了独特的区位和水运优势。

到南宋,重庆已成为大都会,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一。大量的绢帛、米粮、食盐、茶叶、马匹、药材在此汇集转运,“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重庆府志》)。

作为四川盆地水路总枢纽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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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淳熙年间,重庆由州升府并正式得名重庆,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在元明时期都是西南赫赫有名的大城市。

清中前期川江航运兴盛后,稳坐长江上游水运枢纽的重庆,也和长江中游水运枢纽的武汉一样,出现了一批商贸繁盛的市镇。比如四川四大名镇之一的白沙镇,是川南和川东水路重镇。重庆与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汉口、苏州,自西向东组成长江水道上的三大商品集散中心。

据成书于乾隆朝的《巴县志》记载,当时重庆“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水牵运转,万里贸迁”、“九门舟集如蚁”。重庆城外的沿江地带,形成大片商业街区。商人们在此贩进卖出,集资新建大量会馆,俨然是一座江边都会。

长江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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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由轻变重

1891年开埠后,重庆开始崛起为西南和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枢纽和商业中心。

开埠后重庆作为西南门户,被动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外贸“二传手”的角色,是长江上游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的最大中转口岸。

以外贸数据为例,开埠前的1875年,重庆进口洋货为15.6万海关两,开埠后的1906年,增长95倍至1482.3万海关两。出口方面,从1885年的105.6万海关两,增长33倍至1929年的3491.4万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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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贸易航线上,重庆、武汉和上海分据长江上中下游外贸龙头地位。但在发展近代工业方面,前两者远不如后者。武汉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才开始发展近代重工业。重庆开埠后尽管经济地位吃重,但经济功能依然以商贸为主,工业非常薄弱,经济结构偏轻。缺乏自主工业生产的能力让重庆的城市竞争中多少显得体虚。

但战争给了这座城市转型的契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使其一下子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特殊时期,重庆从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跃升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这是重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

抗战前,作为长江上游最大商业都会的重庆,商业资本远多于工业资本,后者又以轻工业资本为主。抗战后因战时需要,重庆的工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重工业资本多于轻工业。重庆的经济结构因此变重了。

因为宜昌以下都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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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近代工业史的学者统计,抗战前重庆万元以上工厂为77家,仅占全国的1.96%。到了1940年,重庆工厂数已占大后方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其他后方其他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工业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批工厂返迁,几十万人离开重庆,巅峰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此一短暂时期,给重庆带来了深远影响。

建国后,重庆虽被撤销直辖市,但依然是副省级市。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庆在建国前已有的工业基础,助其成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工业城市。昔日工商业发达的外贸型城市,转身变为计划经济的工业堡垒。

重庆老工业,长安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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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一直维持到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因为重庆特殊的发展模式和特殊吸引力,而使产业结构越来越重。以至于直辖20年后的今天,重庆还要设法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偏重的产业结构。

具体而言,重庆一方面改造机械、冶金、化工等传统重工业为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商贸、金融和交通运输业,巩固其自古以来的传统商业优势,终于见到了一些减轻的成效。

自古以来,因商而兴的重庆,背依大西南地区,控扼长江流域上游,是一座重贸易轻制造的轻型城市。每当西南地区在国家事务中变得重要,重庆的经济结构才会逐渐变重。

在经济结构上由重变轻,并强化商贸中心地位,是重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崛起之道,也是回归城市本质,顺应区位使命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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