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无问西东》背后史上最牛大学

连日来，电影《无问西东》反复被刷屏，其中有提到“西南联合大学”，不过，却鲜有人知道，其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

清华大学时任校长梅贻琦还说过：“要做好在长沙岳麓山长期办学的准备。”

如果不是后来战争情况紧迫，或许就没了后来的“西南联大”。

1.密谋

1935年，北京局势日益危急，为防止突发的不利情况，清华大学秘密预备将学校转移至长沙。

恰逢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将湖南大学国立之事面呈蒋介石。蒋说：“湖南大学改国立甚善，但最好能与清华大学合并。”朱经农当即申述，两校的历史与隶属关系不同，似不便合并。蒋说：“此事俟返京（指南京）之后，与王部长（指教育部长王世杰）商妥再决定。”

当年学校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山下的左家垅（今址为中南大学）动工修建一整套的校舍，预计在1938年初即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如今两栋住宿楼已被拆除，两栋教学楼中南大学今天仍在使用，命名“和平楼”和“民主楼”。

这两栋教学楼为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指导设计，楼栋呈工字形，前长后短，中间走廊连接，坐北朝南，砖混结构，筒瓦铺盖，红色外墙。

1935年冬，清华大学又从清华园火车站，连夜秘密南运几列车图书、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便于随时运往新校址。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说：“要做好在长沙岳麓山长期办学的准备。”

2.建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为了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毁。南开大学是抗战初期中国损失很重的高校。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慨然向新闻界声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物质。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其他高校亦遭受损失，如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档案、北京大学的中国地质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

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包括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等教授）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

当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在韭菜园1号圣经学院（今长沙五一大道湖南省政府二院三号办公楼）正式开学，全校共设文、理、工、法商4科17个学系。11月1日学生开始正式上课，这一天被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日。

3.鼓舞

文学院设在离长沙100多里的南岳，工学院三、四年级在湖南大学借读，理学院和法商学院学生住在协操坪的旧营房内。

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对这个新成立的临时学府表示怀疑：不但在物资上丧失了原有的优势，更担心三校各有不同的传统作风，能不能合作办得下去。

当天虽然有日本飞机“前来表达敬意”，但轰炸还不严重。

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临时邀请一些名流学者来作关于形势的讲演：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讲抗战形势，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讲战略与士气等问题，陈独秀讲对国际形势发展的预测，徐特立先后三次来校讲演，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等。

张治中主席一日到大学演讲说：“我个人有守士之责，坚决地要维持长沙。假如有人感觉生命危险，要想找一条安全之路，我将对他说，最安全之路莫如跳入湘江。”

4.分区

长沙临时大学主要租借湖南圣经学院和涵德女校，另有湖南省政府拨给的原清朝军队的49标营房。

湖南圣经学院是1917年由美国内地会传教士葛荫华创办，为民国时期长沙乃至全湖南仅次于湖南国货陈列馆（即中山路百货大楼）的雄伟建筑群，可以容纳九百人在此上课。

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汤衍瑞回忆说：“圣经学院是全长沙、全湖南最讲究的建筑，其主要建筑是一座钢筋水泥雄伟的四层大厦，楼下是学校的办公室，底层作为防空避难所，二、三、四层是理学院和法商学院的教室。大厦是坐南向北，在大厦的两侧东西相对各为三层建筑的楼房，供北平图书馆办公及做教职员宿舍。在这三座楼的前面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四方形院子，铺着整齐碧绿的草皮，草坪四周种植很繁茂的树木，每逢晴天，男女同学们课余都喜欢在草坪上或坐或卧享受日光。”

因为校舍有限，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迁南岳衡山的圣经学院夏院上课，教师住停云楼。圣经学院没有实验室，长沙临时大学的电机系和机械系都搬至左家垅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研究无线电），另一栋楼尚未完全竣工，住着清华大学农学院的十几个教师与工友。

在市区，长沙临时大学理学院的学生租用湘雅医学院房子，梅贻琦校长则住在湘雅医院。当时，清华大学在岳麓山下的左家垅建立了两个研究所，今天的中南大学就建在原清华大学长沙的校址上。

5.吃住

49标营房是男生宿舍，旧式的木板楼，年久失修，一人走路，全楼皆动。同学们开玩笑，自称“标客”。底层比较潮湿，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菲菲伞(油纸竹骨做成，面上画有各种不同花朵或图案的小雨伞，创作人为湖南湘乡人潘岱青)，方能“高枕无忧”。

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写道：“我们都各得其所恢复了学校生活，住在每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谈天。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对于长沙，学生们有共同的感觉，“沙市多雨，殊为讨厌”。陈达在《浪迹十年》中记道：“长沙多雨，因此菜类容易生长，菜园甚多，路旁篱笆内常见绿荫遍地，所栽植者系各项蔬菜。水果种类多而价廉，桔子多核而味甘。湘江鱼虾丰富，鱼店及鱼摊售卖大小鱼类多种，往往是活的。我们用饭时，几乎每餐多有鲜鱼。”

蒋梦麟在《西潮》中提到：“湘江里最多的是鱼、虾、鳝、鳗和甲鱼，省内所产橘子和柿子鲜红艳丽。贫富咸宜的豆腐洁白匀净如浓缩的牛奶。唯一的缺点是湿气太重，一年之中雨天和阴天远较晴天为多。”

而长沙的人力车夫，师生们也觉得有趣。车夫拉车时一步一步地踟蹰而行，不慌不忙地走去。师生们有时替车夫担忧，怕他永久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你要他跑得快一点，他准会告诉你，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是怎么个跑法。

6.抗战

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欢送从军同学会场。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国立武汉大学发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号召青年从军或以其他方式抗日，长沙临大掀起第一次从军高潮。

临大常委会迅速成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在此期间，至少有295名学生，断然作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离校决定。

在“临大”南岳文学院的长沙籍学生张生力等获悉南京失守的消息后，坐立不安，无心读书，邀集4名同学组成奔赴前线小分队。因无路费，曾向学校的教师募捐。朱自清先生家庭负担较重，仍带头捐了款。出发前，文学院专门开了欢送会。张生力在会上说：“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也不是茫茫然而去，而是要奔赴坚持抗战的地方去!”

也有部分学生未经登记，即回到已遭沦陷的敌后老家，组织游击队，进行艰苦抗战。

1938年1月，熊大缜等13名从湖南出发的长沙临大学生和校友，到达山西临汾后，分头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冀中地区八路军某部。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投身八路军，有声有色地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雷战。

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回忆录中回忆这群长沙临时大学清华学生的贡献时说，“我们在铁路工人的密切配合下，组织了爆破队，有一次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了四五十个日本鬼子”，“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以后又生产了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门打敌人的堡垒”，“美国的观察组见了以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当时，长沙市各团体举行抗敌宣传大会，临时大学剧团在天心阁、经武路、中山路、教育会坪，演出了街头话剧《疯了的母亲》，后又在“民众俱乐部”和“青年会”演出了《暴风雨的前夜》。长沙市第七难民收容所所长黄绍湘是清华学生，他组织了一个“难民剧团”，在临时大学剧团的帮助下，演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血洒晴空》、《后防》等剧目，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不少学生参加了“学抗会寒假工作团”组织的“晨呼队”。他们黎明即起，奔赴市内几条主要街道，先高唱救亡歌曲，然后齐声连呼口号;“我们不要忘记伟大的南京!”“我们不要忘记敌人的凶暴行为!”“我们不要忘记死难的将士和同胞!”“同胞们，赶快起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划破古城长沙的黎明长空。

7.空袭

1937年底，随着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战争形势骤然紧张，长沙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次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召开誓师大会，准备搬迁至昆明。4月2日，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大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4月10日，日军迅速南下，开始空袭长沙，27架日机在岳麓山附近投弹1000余枚。清华大学在左家垅的新校舍被炸，炮弹直接落在其中一栋教学楼的后栋，掀翻了房顶，幸好未打穿顶层楼板，至今“民主楼”后面的书库仍只有屋架，没有盖瓦。

湖南大学被击中30余枚炮弹，图书馆和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1/3被毁，损失了许多珍贵的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在这次空袭中，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还有40人受伤。

事发当日，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委政治部去电称：“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完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

三校师生分水陆两路出发，行程3500里，耗时68天，终于到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