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拨云见日 看朱熹如何构建心学体系？

【编者按】

近百年来，学界流行将宋明理学分为三派：即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与气学派。但台湾著名学者朱高正认为，朱子学作为阳明学的基底，自有其弘博缜密的心学，在带领其“逃禅归儒”的恩师李侗去世后，朱子展开了长达七年之久的艰苦探索，终能拨云见日。那么，朱子是如何完成心统性情，敬贯动静，融涵养察识为一体的心学体系？

以下为朱高正先生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坛上的讲座实录：

朱高正先生

朱熹的思想渊源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先说明什么叫“中和旧说”，什么叫“中和新说”？其实，朱熹在24岁之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24岁时，朱熹要到闽南泉州的同安担任主簿，他住在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要路过延平（今南平），顺便看望他父亲的好友李侗。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的老师叫罗从彦，罗从彦的老师就是“程门立雪”的杨时（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杨时号称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但他学好之后要回福建。程颢就意有所指地说﹕“吾道南矣。”此后，杨时所传一派叫“道南学派”。岳麓书院的讲堂正中摆放一块乾隆帝御笔的匾额——道南正脉，指的是岳麓书院属“道南”一派。程颢为什么说“吾道南矣”？其实在东汉末年，有个山东的学子叫郑玄，到都城洛阳与那时的经学大师马融学习，整整三年。马融在讲学时会安排年轻女子在旁弹琴跳舞，郑玄三年未曾斜视，马融认为郑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当郑玄学成回山东时，马融就讲了一句“吾道东矣”，意思是我的学问、思想就要传到山东去了。所以“吾道南矣”的典故从“吾道东矣”而来。

我们常常听到的“理一分殊”观点，在《二程文集》里只出现过一次。也就是说伊川评论杨时对张载的《西铭》的看法时讲了一次“理一分殊”，但真正把“理一分殊”发扬光大的，正是杨时。朱熹之后，什么都是“理一分殊”，后来成为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与杨时息息相关。

24岁时，朱熹拜访延平先生李侗，两人谈了很多。李侗觉得他的思想中夹杂着诸多佛、道思想，很不以为然；朱熹看李侗也不太会讲话，所以对李侗讲的话也不太在意。那时朱熹心高气傲，李侗要他多读圣贤言语，他却不以为然。二人话不投机，朱熹就回同安就任了，他在同安做了四年的主簿，发现需要移风易俗，那时在泉州有抢婚风俗，且贪官污吏一大堆，如何劝老百姓勤于耕作，如何劝年轻子弟好好读书？这时他才发现李侗讲得有道理，就开始把圣贤的言语拿来读，越读越读出味道。从那时起，他就常常写信向李侗请教。在同安这四年，朱熹勤政爱民，观念发生较大改变。他发现佛道思想固然讲得玄妙，但却无济于事，到最后还是要用圣贤的方法治理才有帮助。所以等到他任满回到闽北之后，在他29岁那一年，他就徒步数百里拜李侗为师。显然，李侗就是让朱熹“逃禅归儒”的关键人物。

“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的观点与李侗分不开。李侗收了朱熹这个学生，他非常高兴，说晚年能收到像元晦（指朱熹）这么优秀，天资聪颖又如此勇猛精进的学生，是他毕生最大的福气。他甚至还说，我一辈子看过的，除了我的老师罗从彦以外，从来没有一个比元晦更优秀的。所以朱熹在这个时候，曾两次到延平随老师学习，每一次至少都是三个月以上，就住在西林院。利用这段时间，朱熹将所读的儒家经典的疑惑跟老师尽情提问。其实，二程常言﹕“论孟既治，则《六经》可以不治而明。”意思是，只要你把《论语》与《孟子》读通了，《六经》所讲的道理还会超过这些吗﹖二程也一再告诫大家，读了《论语》、《孟子》之后，还须再读《中庸》。李侗常常提醒朱熹﹕你要常常在静时，观这种大本未发的气象。要在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朱熹那时并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也不太以为意。后来朱熹34岁时，他老师病死了。朱熹后悔说并未好好学《中庸》。他后来深刻反省：那时老师所讲的，他还是比较喜欢听老师讲论，比较偏好辞章、训诂，对这种心性之学不把它看得很重要。所以等到老师过世后，他慌了，当老师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圣学要旨，反而没有去把它学好。以至朱熹非常惶恐。

朱熹画像（资料图）

说到“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这两天岳麓书院举办“朱张会讲8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其实中和旧说、新说都是跟朱张会讲分不开的。朱熹与张栻关系如何？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时朱熹34岁，刚好在都城临安，为什么？因为那时高宗皇帝内禅，去当太上皇，就把这个皇位交还给赵匡胤的后人，晚他一辈的赵昚，也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刚刚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替岳飞平反，朝廷出现了一股欣欣向荣的朝气。然后皇帝下诏请大家提意见，朱熹也上了一个《壬午封事》。因为这个《壬午封事》到皇帝那里看起来还不错，皇帝就召见朱熹到垂拱殿来面圣。朱熹那时到了临安，就在这时，张浚（张栻之父）也带着年轻的张栻到了临安。

朱熹跟张浚父子有何关系？这个要从朱熹14岁说起，他父亲朱松去世了，就把全家三人（朱熹母亲祝夫人、朱熹及其妹妹）委托给他的好朋友——抗金名将刘子羽照顾。刘子羽老家在闽北建阳的五夫里（现在叫“五夫镇”）。刘子羽接到这封遗书之后，将自己的旧宅修整后，让给朱熹他们全家住,这就是后来的紫阳楼。隔了两年，刘子羽发现小朱熹品德好，而且聪明勤奋，就在他16岁生日时召集自己的族亲，宴请大家，并当众宣布收朱熹为义子。从此，朱熹那颗漂泊的心灵有了归属和安全感，这对朱熹来讲很重要。朱熹的父亲将朱熹交给刘子羽时，有所谓的“武夷三先生”，也就是来教导朱熹的三位先生：第一位是屏山先生，刘子羽的亲弟弟刘子翚；第二位是白水先生，刘子羽的堂弟刘勉之，后来成为朱熹的岳父；第三位是籍溪先生，就是胡宪。胡宪是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的侄儿兼学生。因为屏山先生跟籍溪先生都深受佛教思想影响，这也就影响了朱熹。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重要关系，就是刘子羽的长子叫刘珙。刘珙在乾道初年来到长沙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修复岳麓书院之后，就想要请张栻来当岳麓书院的山长。我在这就告诉大家，刘子羽跟张浚是什么关系？当年靖康之乱，金兵南下，在川陕一带，抵抗金兵的。就是张浚和刘子羽，刘子羽是张浚提拔起来的，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后来虽然在富平大战战败了，但至少把四川守住了。后来守四川的吴玠、吴璘兄弟，就是刘子羽推荐给张浚的。所以说大家想想看，等到刘珙，刘子羽的长子来这里当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的时候，他修复岳麓书院，就想推荐他父亲的老长官的儿子张栻来当山长，但张栻不敢接，为什么？张栻的老师是胡宏，大家知道胡宏的父亲是胡安国，胡安国跟秦桧在靖康之难以前一起共事，胡安国去世后秦桧已当上宰相了。秦桧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胡寅、胡宏俩兄弟，说你们怎么不来找我，现在我当宰相，可以提拔你们。胡宏回了一封信，讲白了，就说你这个主和派的，不主张报君父之仇的，不跟你同朝了。后来胡宏又给秦桧写了一封信，建议修复岳麓书院，他愿意来当山长。秦桧就不给他回信了。张栻想说，老师胡宏想当岳麓书院的山长都当不成了，我当学生的怎么敢当？所以他就没当，他只当个主教。

岳麓书院张栻雕像

可想可知，当34岁的朱熹在临安见到张浚、张栻父子时，那种感觉会是什么样？都是旧人，那时宋孝宗准备要任命张浚为右相，但张浚是主战的，孝宗同时任命秦桧的部属汤思退当左相，而左相地位比右相高。那时朱熹就跟张浚建议，除非让你当左相，有关北方的事都交给你，否则你千万不要去当那个官，根本不能有所作为的。他们那时未谈到学问，都是谈北方的事。张浚说，你讲的这些我也做不到，我只能对四川那边影响大一点，要全盘的战略，我没办法影响。结果怎么样？来年，张浚不得志，然后辞官了，在回家的路上，在江西去世了。朱熹一听到这个消息，不辞千里之遥，赶到豫章，就是南昌，陪着张栻扶着棺材，在船上三天三夜，到丰城才告别。

朱熹第二次见到张栻，他们在船上谈了三天三夜，后来发现两人的学术见解竟如此相近。朱熹是从二程那里，杨时、罗从彦，然后李侗，是四传弟子。而张栻是从二程那里，谢良佐、胡安国、胡宏，然后传到张栻，亦是四传弟子。所以说朱熹在30岁时已经编好了《上蔡语录》，张栻极为推崇，因此，两人交谈甚好。就在这三天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张栻将胡宏所著《知言》（此书堪称湖湘学派的圣经，胡五峰毕生的精华全在此书）送了一本给朱熹。朱熹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为什么？他认为这本书专门讲心性之学。所以朱熹带回去精读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也就是说从35岁的朱熹第二次见到张栻，37岁他就有了“中和旧说”的思想。那么，什么叫“中和旧说”？简单来说，就是朱熹开始钻研《中庸》这部经典，然后他得到的心得，竟然跟胡宏在《知言》里面所讲的是一路。

何为“中和旧说”、“中和新说”

什么叫“中和旧说”？《中庸·首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第二段是“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第三段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所说的“中和旧说”、“中和新说”就是指第三段。

朱熹为了建立他对圣人之学要旨的体悟的相关理论体系，整整花了七年。第一阶段就是老师去世以后，很后悔老师生前跟他讲那么多，他心又不在那里，所以只记得一些，也不敢说记得很详细，因为根本没有将心放进去。所以当老师走了之后，一听到说衡山湖湘之学，现在就在张栻那里，他就开始跟张栻密集的往来，张栻送了他那一本书《知言》之后，你知道吗？两年多写了三十多封信。所以说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他跟张栻讨论旧说期间，至少写了35封信，主要探讨什么叫未发，什么叫已发？按“旧说”的说法，性是未发，心是已发。他们讲的根据是说，因为伊川讲过好几次，一谈到心那就是已发了，是吧？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两位程夫子，尤其程颢早就讲过了，“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是吧？同样的道理，现在说未发是性，已发是心。我们人怎么样来修养自己，他说要在动念之际，就刚刚出现端倪的时候，良心乍现时。你就在那个地方做功夫，要让良心乍现的时候，就要不断地去充扩它。先察识而后存养，这就是做圣贤的功夫。

“中和旧说”讲到最后，什么叫未发？“性”就是未发。什么叫已发？就是“心”，也就是你开始动念。所以你要在动念伊始需要猛醒，因为良知在那里乍现，在端倪初现时去充扩它，这就是修养功夫。也就是要先察识，后涵养。这就是“中和旧说”。朱熹过去读的书，然后他读到胡宏的《知言》，觉得跟他的理解很契合。他就认为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在这告诉大家，这里就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有些话跟杨时所讲的兜拢不起来。跟两位程夫子讲过的话，在《文集》里面或《语录》里面的，也兜不起来。他就怀疑会不会是杨时写的东西，给人家篡改过，或者是两位程夫子留下来的东西写得不够精准！他内心一直在那反反复复。

朱张会讲与湖湘学派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从武夷山跋涉二十几天，不远千里抵达长沙，张栻热情接待。两人一直往返于城南书院与位处湘江西岸、城郊的岳麓书院之间，今天我们看到的“朱张渡”见证了二人深厚友谊。朱熹与张栻同学论道近三个月，主要谈论的就是太极，二人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均用力颇深；然后谈论《论语》、《孟子》，两个人都有这两方面的著作；再来就谈《中庸》，他们“谈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场面尤为激烈，留下“座不能容，饮马池水涸”的盛况。

朱张会讲雕像

严格来说，湖湘学派的领袖并非张栻，为什么？因为后来张栻到外地去当官，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是彪居正，其父彪虎臣落脚湖南，在此做学问，师从胡安国。自胡安国去世后，他继续帮忙其子胡宏继续弘扬理学，彪虎臣的儿子彪居正就一直跟在身边。因此，湖湘学派真正的领袖应该是彪家，而非张栻。但大家都把张栻当领袖，有几个原因：第一，张栻为当朝宰相之子；第二，张栻从十五、六岁就才华横溢；第三，人家那么年轻，孝宗皇帝，一再召见，大家知道吗？孝宗皇帝刚即位时，张浚跟孝宗皇帝要讲话，都是通过张栻。所以在朝廷里面很多人也说，将来我们能不能更上一层楼都要看这位年轻人了，然后再加上“朱张会讲”，轰动天下。张栻就自然而然成为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人物了。

如果没有岳麓书院，没有朱熹，湖湘学派的影响力不可能会这么大。后来，当朱熹65岁时，再到长沙当安抚史兼知潭州，又修缮岳麓书院，大力培养人才，增加学田，对岳麓书院的整顿，帮助较大，所以后来成为“道南正脉”。一场850年前的朱张会讲，对湖湘学派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发展影响太大了。我记得高中时，读了一位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人物叫左舜生写的一本书，开始第一句话就是“没有湖南，一部中国现代史，真不知从何写起。”我们讲湖湘学派，讲近代湘军曾国藩。台湾第一位文人国防部长俞大维，明明是浙江人，讲话却是湖南腔。因为他是外婆带大的，他的外婆就是曾国藩的孙女。所以说，湘军的影响力很大。湖南人才济济，曾国藩之后有左宗棠、胡林翼，到近代的谭嗣同、杨度、黄兴、宋教仁，然后是毛泽东、蔡和森等，都是湖南人。

湖南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优秀人才？这与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分不开。湖湘学派就是因为朱熹在850年前来到这里留下“朱张会讲”，大大提高了岳麓书院在学界的地位，激励后学。会讲之后，那时朱熹38岁，乾道三年，他回到福建。在此，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是胡安国、胡宏，他们并不是湖南人，而是福建崇安人（今武夷山）。张栻也不是湖南人，而是四川绵竹人，所以不应该把湖湘学派看成是狭隘的。会讲之后，在张栻的盛情邀请之下，他们就去游南岳衡山，游完之后就此道别。第二年，他们在此会讲。上一次，朱熹花了两年时间钻研《知言》得出“中和旧说”。这次回去，终在他39岁时完成了《二程遗书》的编纂。现有的《二程遗书》就是这二十五卷版的。卷一到卷十，是二程先生语，卷十一到卷十四是明道先生语，卷十五到卷二十五是伊川先生语。

王阳明是思想家，但不是合格的学问家

我个人认为，王阳明是一位思想家，但绝不是个合格的学问家。因为他在引经据典方面是乱引的。据我对《传习录》的统计，他引用经典每三次至少有一次存在错引、漏引、误引的现象，甚至有时是乱引。乱引是什么情况？我打个比方，明明这句话是伊川讲的，只要是他看上眼了，他一定说这是明道讲的。明明这句话出自第十三卷，是明道讲的，但他不喜欢，他就说成是伊川讲的。做学问可以这样吗？犯这些错误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上，认为明道跟伊川二人有区，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从未发现伊川跟明道在对儒家经典的诠解上有什么大的不同。人当然各有不同（如性格），学问却差不多。若仔细对比伊川、明道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基本是一致的，只在风格上、文风上有所差异。举个最简单例子，伊川66岁被编配到涪陵时，用了一年时间写出《周易程氏传》，很多人把它简称叫《伊川易传》，这是很不尊重的称法。伊川为什么要把它写成《周易程氏传》，因为那是他跟明道共学所得，是根据二人共学所得整理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朱熹花大功夫研究二程，他一直认为二程在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没有差异。有人刻意要去分别二者，就分得让你啼笑皆非，像王阳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王阳明认为其学问来自周敦颐、程颢这个系统，所以他排挤伊川。其实王阳明从来没有好好读过《近思录》。二程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是一致的。王阳明总批评朱熹擅改大学古本。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大学古本有脱落的人正是程颢，第一个动手去调整章句的人也是程颢。王阳明难道不知道吗？王阳明故意不讲，因为在《二程集》里都有，在〈经说〉里都保留着。伊川是在哥哥去世后，在哥哥调整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细致调整而已。而朱子在《大学章句》说的很清楚，他是按照二程的意思调整的，而王阳明批评朱子的话，百分之百都适合放在明道身上，但王阳明始终没给我们一个交代。

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画像

朱熹从程门弟子一步步追溯，终在39岁时编撰《二程遗书》。他把《二程遗书》跟《二程文集》重新再通读一遍才有了“中和新说”的观点。什么叫“中和新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过去他认为“性是未发，心是已发”作了修正。他说“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心统性情”，“敬贯动静”。当朱熹重新解读二程时，他已然全部了解。原来他过去把“已发”、“未发”用错了。其次，本来是说你要在事情刚来时，刚萌蘗之初，在端倪猛醒之后去做察识。他说漏了一段，强调在未发时你就要先涵养。打个比方，在小孩还不懂事时让他洒扫应对，这就是在涵养了。平常涵养久了，才能发而中节。如果你平常没有先做涵养的功夫，“已发”怎么可能中节？所以，“中和新说”超越“中和旧说”，提升到新说正意味着朱熹心学的成立，朱子学的心性基础已经完成。

朱熹在“旧说”时有很多疑惑，怀疑龟山的语录有问题，二程所讲是不是有误等等。到最后朱熹豁然开朗，他发现自己原来以为对的其实是错的，是自以为是。这时说“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心统性情，敬贯动静”。大家记住，这个“敬”要能贯穿动和静，什么意思？在此，我们要讲讲伊川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叫“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这时才领悟，原来这句话是真正的入德之门，什么叫“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涵养”指没事时你就要以敬持心，这叫“涵养须用敬”；“进学”指穷理，也就是说我们在应事接物时，要处理妥当。平常要通过读书明理，处事顺当，这叫做“进学则在致知”。

钱穆认为明道较侧重在涵养，伊川较侧重在穷理。其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伊川认为哥哥明道已经把“敬”讲透了，却在“穷理”部分来不及讲那么多，他就接着讲。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兄弟两相差一岁半。明道54岁去世，在去世后的22年，伊川有足够时间可以把兄弟共学所得系统化、精致化、明确化。所以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马克思思想最活泼的时候，他42岁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所有的著作包括《资本论》都在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已。那是一个大架构，所谓大架构就是比较笼统一点，细致的、系统化的，就得花时间去填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就是“中和新说”的启蒙要点。就像《知言》，用朱熹的话来讲，张栻对他进入《中庸》的心性之学有“抽关启键”的恩情。《知言》启迪了朱熹。

因此，“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句话开启了“中和新说”的大门。朱熹在《二程遗书·序》有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说，我听过，有一次尹焞（尹和靖）把朱光庭所记载的语录捧着去请教伊川先生。尹和靖是二程重要的弟子，朱光庭则是“如沐春风”典故的主角。有一次，程颢到汝州去当官，朱光庭就跑到那里跟他学了一个月，回来之后就跟人家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能够得到程颢的调教，如沐春风。现在，尹焞捧着朱光庭抄录的笔记去问伊川，意思是说他记得准不准。你说伊川怎么给他答复的，伊川说，“吾在，何必读此书？”说我还健在，你何必去读这本书？又说，“若不得我心”，如果得不到我心的话，“徒彼之意尔”，你看到的只是做记录人所理解的意思罢了。大家听懂了吗？阳明讲的话也都达到这个境界，朱子也同样早就达到这个境界了。也就是，不要将心放在文词上面，而要真能够抓住他的心，理解他的本意。学生在问问题的时候，像你个性比较浮躁的，我就要让你变得沉稳一点；个性太过沉稳，我就要激励他一点，各个情况不一样，何必在文字上面去钻牛角尖。“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就打通了这个窗口。

慎独，应以“心”为主

朱熹悟到要以“心”为主，如何以心为主？他发现就在《中庸》第二段“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最重要的。“慎独”是什么意思？“己所独知，而人所不知”这叫慎独。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时，不是为了怕人家看到和听到。就算没有人看到听到，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这叫“慎独”。讲“中和”一定要先讲“慎独”，就是要以心为主，所以朱熹在这里借用了张载的“心统性、情”，因为性是未发，情是已发。那未发就是静，已发就是动！所以心统性情，就心能兼该动静。“未发之谓中，已发之谓为和”。在未发时，应保持不偏不倚，不过或不及。已发时，要恰到好处，合于节度。所以，静是心之体，动是心之用。“敬”字，就是就敬贯动静。什么叫“敬贯动静”？就是在静时用敬来持心，动时用敬来处理，自然无不得宜。这叫“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难怪程颢会讲“敬以直内是涵养义”。“敬以直内”是什么？就是《坤卦·文言传》所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在《文言传》解释“直方大”，他讲“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这里涉及到《易经》中的两个卦：一个教你在静时要能静中有动。静，不是静止，而是心中一片澄明，有事来马上能回应，这才叫“静”。这个“静”不是虚静，而是静中有动。大家看看静中有动是什么？就相当《易经》的《复》卦。《复》卦在十二辟卦中处下《坤》的左侧，坤就是六个阴爻，阴极生阳，就一阳来复。我们看卦一定是从下往上。下面就是子，子是就是一年的冬季，阳气进入闭藏，那是《坤》卦，一到冬至，阴极生阳，就一阳来复，阳气渐渐生发，到这阳气就上升，左升右降，有升有降。所以说静中有动，这叫《复》卦，《周易·彖传》讲“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就从《复》卦就可以看得到天地长养万物的仁心啊！所以这里离不开仁，大家记住，我们现在讨论就涉及到“仁”与“敬”。因为“仁”属于性的层次，“敬”属于功夫层次。这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就是“发而中节”。中，就是恰到好处且有所节制。所以动中有静，这个节制就是“止”。《易经》的第52卦《艮》卦，周敦颐讲过读一个《艮》卦，胜读一部《华严经》，到了二程就讲得有点乱，有时说读一个《艮》卦，胜过读一部《妙法莲花经》。其实，《华严经》境界比《法华经》还高。因为他们都是在讲止定生光明，戒定慧。关于“定”，佛教讲的是“定”，儒家讲的是“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所以动中有静，就是讲《艮》卦，而静中有动就讲《复》卦。

得孔子真传的有两位弟子：一位是颜回。颜回为什么叫复圣？颜回对《复》卦体会最深。《复》卦的主爻，即最下面初九爻“不远复，不袛悔，元吉”。《小象传》解释为“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易经》共384爻，讲修身的就只有《复》卦初九爻。讲仁也在《复》卦的六二爻“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所以《复》卦太重要了，因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是生生之道。另一位一得孔子真传的是曾子，讲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这句话就是《艮·大象传》,“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所以，动中有静，就要懂得止；静中有动，就要懂得复。什么叫“复”？“复其本心，复其初也”。

没有朱子心学做基础就没有阳明学

接下来，我举《近思录》中的例子。朱熹在39岁时编《二程遗书》，46岁时编《近思录》。《近思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第四卷“存养”。“存养”可以说是朱子提出“中和新说”后把二程有关“存养”的最重要的材料都集中在这里，也就是“涵养须用敬”。他特别强调静是本，以敬持心，可发而中节。

资料图，来源网络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王阳明对伊川有成见。他在《传习录》说道：“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举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王阳明认为，如果真需要这个“敬”字，为何圣人不早就把它提出来，还要等到一千多年后让伊川来讲。先看二程怎么讲。很多学生向二程问“仁”，什么叫仁？二程教导学生，你只要把圣人提到仁，跟学生答复什么叫仁的部分，把它汇集起来，好好研读一两年，用身心去体会自然就知道什么叫仁，这是二程讲的。朱子如何讲“仁”？他说圣人在答复学生关于“仁”的提问，回答不一，但基本离不开一个“敬”字。举个例子，在《论语·子路》第十三篇中，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秋，不可弃也。”这不就在讲敬吗？孔子也提到孝敬父母，不敬何以别乎？不是也是在讲敬吗？孔子只要谈到仁的部分，一定要讲敬。因为，仁是性，敬是功夫。

再举《近思录》例子，明道先生讲“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什么意思？其实，他的老师周敦颐早就教诲他了。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不要出乎口，不要只在口、耳四寸之间鬼混，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什么意思？当你用耳朵听到之后，就要赶快把它存到心里，要把它蕴成为你的德行，然后要把它做出来、成为事业。如果你只把圣人之道当作是文辞而已，那就太鄙陋了。

明道先生说“学者要全体此心。”就是说你要一心一意来体悟我们的本心！明道先生还说“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有不敬、不正也。”所以王阳明说得好像只有伊川在讲敬，明道不讲敬，这是不对的。他说圣人不讲敬，他错了。因为阳明排斥敬，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狂禅。礼如果没有敬来配合的话，就很容易流于法家；若都不讲礼，那就会放浪形骸，变成狂禅。我们再来看，明道说“敬而无私”，也就是说没有偏私，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敬不可谓中，但敬而无私，即所以中也。”再来看明道先生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什么意思？他说我在写字时都非常的恭敬，不是为了要字漂亮，只是随时随地要以敬存心，这就是学问了。我在写字跟叫小孩洒扫进退不就一样吗？也就没有特定的事来的时候，我就用这些事来涵养此心。

孔子讲“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自然。然后后面这句话，“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明道先生又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然后他又继续说“敬胜百邪”，然后说“涵养吾一”。什么叫“一”？他说的“一”就是天理，说敬只是主一。为什么？因为周敦颐也讲过无欲即是天理，“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近思录》的“存养”卷中到处可见。不是孔子在讲敬，就是明道讲敬，伊川讲敬只不过是顺着哥哥的话继续讲，就像伊川写《易传》，也是按照他们兄弟共学所得，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二程的关系。相对于“涵养须用敬”集中在卷四的“存养”，而“进学则在致知”则集中在卷三的“格物穷理”与卷五的“改过迁善克己复礼”。这是《近思录》构成朱子心学的核心部分。

中和新说，让朱熹终于能够从其师李侗，从胡宏的《知言》，然后慢慢追到谢良佐、杨龟山。往后，他便一路顺藤摸瓜，直至后来编《二程遗书》，才豁然开朗，原来他在胡宏这里搞错了。所以，“中和新说”的完成，代表了朱子心学的完成。有人不理解，问阳明学是不是理学？当然是理学。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一大流派。但如果把它叫“陆王心学”的话，王阳明一定很委屈，他接受不了。因为他认为陆九渊的还是比较粗一点，跟他的不能比，把陆九渊放在王阳明头上，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大家不要以为说“程朱理学”，就没有“阳明理学”。王阳明整天都在讲天理、人欲。所以我在这倒过来讲，不要以为这个程朱就只是理学，程朱也有心学。过去总是从理学与心学的对立来讲，这样绝对摸不到宋明理学真正的精髓。心学，当然是在理学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心学，何来谈理学？很多人总是从王阳明和朱熹的歧异上来研究，这种结论很偏颇。

所以，我们应客观看待。阳明在心学上，确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达到很高的境界。但如果不知道他学问的基础，套句阳明自己说的，他从21岁到37岁，“遍读考亭之书”。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你不去写个《象山晚年定论》，而要写《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认为，原来朱子晚年的看法跟他一样，这就是他的错了。像我刚才引用的很多话，王阳明都把它当成是朱子晚年才讲的。陈荣捷先生是在偏袒王阳明，说我们应该这样算，按照朱熹活了71岁，所以他的算法就24岁以前叫早年，24岁到48岁是中年，48岁之后是晚年，可以这样算吗？朱熹24岁时根本都还不能算是个学者，他要到40岁，才有“中和新说”。我们在研究宋明理学时，一定要有平常心。事实上，阳明讲的东西，九成以上都是朱子讲过的。倒过来讲，朱子做的学问，阳明远不及朱子十分之一，这确是真的。所以朱子是一位大学问家，也是一位思想家；阳明他是思想家，却绝不是学问家。所以说，阳明对中和旧说、新说，就完全不知道了，甚至对“敬”还存有诸多误解。因此，怎么能够因为阳明对伊川的偏见，对“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一看到敬字就抓狂了。其实孔子重视“敬”，明道重视“敬”，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

从这个角度看，早在上世纪30年代，钱穆就已经讲过。朱子自有他的心学，而且非常宏博。不能简单用“阳明心学VS程朱理学”，就把朱子的心学抹煞掉。阳明学如果没有朱子心学做基础，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持续这么久吗？所以说，在这场报告中，我举了《近思录》中的很多实际例子。先说朱子从他的老师去世之后，然后向湖湘学派请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有了新超越。在40岁时有了“中和新说”（即“己丑之悟”），然后再用其超越影响湖湘学派的走向。第一个认同的就是张栻，到后来全部都认同他的看法。这当然也就造成了后来朱熹在43岁时出了一本书，叫《知言疑义》，然后胡宏的影响力就渐渐走下坡了，所以后来岳麓书院就成为“道南正脉”了。从这就可以看出来，朱子对老师李侗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对圣人之学的要旨未好好学，然后刚好有机会知道衡山湖湘之学就与湖湘学派展开对话。深研胡宏的《知言》，然后有了丙戌之悟的所谓“中和旧说”。但是他觉得说这跟龟山讲的，跟二程讲的还有很多不协调之处，终于在他的努力之下，达到一个新的体悟，没事时，涵养须用敬。未发时，就要存养。这样存养久了，真的有事时，才能发而可中节。也就是说，以前是要先察识后存养；现在扭转过来，平常就要存养，有事时，处事自然就可以中节。所以说从这个转变帮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朱子，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个案，就是一个伟大的儒者，他在探寻如何修身。整整七年，从老师去世时的34岁，到40岁悟出“中和新说”。朱子心学的构建，亦代表了朱子学的基础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