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漱溟长子梁培宽：梁漱溟和他的朋友们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终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而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蔡元培

胡适

熊十力

1936年暑期梁漱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在济南留影。

梁漱溟先生一生桀骜不驯，恪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信条行走于世，是20世纪中国极具铮铮傲骨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终其一生，他执着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求索，既坐而言，亦起而行，是一位行动的儒家。

生逢乱世，要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梁漱溟认为，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年仅24岁，他便以中学文凭入北大执教，身边很快聚拢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师友，他们一起谈论儒学、佛学，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因共同的志趣而成终生的朋友。

他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旗手，虽主张不尽相同，但亦保持友好的交往。纵使公开的笔仗不断，私下的信函却仍谦恭守礼，不失学人体面尊严。

1921年，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更有青年人慕名远道而来拜访求见。后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广东、山东、重庆等地开展教育活动，学生门徒日增，其中许多青年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于是以梁漱溟为中心，以人生向上为根本宗旨，结成“朋友团体”。其中，云颂天、黄艮庸、胡庆汉、唐宦等人，甚至终生追随梁漱溟，矢志不移。

梁漱溟自忖，受朋友之益良多，而得出一系列朋友观。比如，“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如果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了761封梁漱溟与师友的往来信函，时间跨度近70年，从这些信函能窥见梁漱溟的个人史，也可看到20世纪的政治变迁。

　因《究元决疑论》进入北大

梁培宽（1925-），梁漱溟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新京报：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佳话，是他破格聘用只有中学文凭、年仅24岁的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这套书信集收录了你父亲给蔡元培的五封信，他是如何与蔡先生结识并被破格聘用的？

　梁培宽：1916年，我父亲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是他研究四年佛学的一点总结。他当时在司法部任秘书，在国会上与蔡元培先生见过面，但彼此没有交谈，他知道蔡先生对哲学和佛学也有兴趣，于是拿这篇文章向蔡先生请教。结果蔡先生说，他回国后已经在《东方杂志》上读过这篇文章，不过，现在还提不出什么意见。

当时，北大哲学系正缺一个教印度哲学的老师，蔡先生就问我父亲能不能教，我父亲感到很意外，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只是研究了一些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哲学里的一个流派，恐怕教不了。蔡先生就让他把教课当作学习，和学生一起讨论哲学问题。我父亲说得考虑一下，一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二是他当时还有司法部的职务在身，至少得把这个职务卸任以后，才能来北大。

新京报：你父亲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说，听闻北大图书馆的徐君已经辞职，便想辞掉司法部职务，“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这次主动求职又是怎么回事？

梁培宽：这是发生在蔡先生主动邀约之前，这封信我父亲没有存底，是蔡先生在北大工作的孙女提供的复印件。当时，我父亲听闻北大图书馆有人要辞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因为家里没有多少藏书，他研究佛学需要自己到书店买书，就给蔡先生写信毛遂自荐，说自己愿意干，想借此机会读书。

他的佛学完全靠自学，有看不懂的地方，就搁一阵再看，像他这样钻研佛学的人很少。他后来说，能到北大任教，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特别的才干，而是因为钻了一个佛学的冷门，别人没钻过，他钻了，就好像有这么一个特长。

新文化运动的“敌人”？

新京报：你父亲与胡适是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但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很多争论，互相写过批评文章，胡适甚至公开将你父亲和张君劢列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但两人的信件往来跨度至少有十年，信中都很客气，他们的关系究竟怎样？

梁培宽：有一次，《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父亲的文章，胡适看后觉得很好，说“把梁某人教训了一顿”。我父亲后来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他跟胡先生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是在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可能会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应该和而不同，并不把对方视作敌人。他们两人的研究不是一个路子，我父亲搞佛学、儒学研究，胡先生的兴趣并不在这儿。胡先生把他列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他觉得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他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新京报：你父亲有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吗？他对新文化运动持何种立场？

梁培宽：他没在《新青年》上发过文章，也没有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当时，与《新青年》针锋相对的是《国故》杂志，但我父亲也没有加入国故派，因为他觉得国故派不能说出个道理来，只是拿一些老货出来贩卖，说来说去就那点东西，跟《新青年》这一派没法比。

他1917年进入北大，新文化运动让他觉得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呈压倒性优势，好像要把中国文化挤垮。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西方文化来势汹汹，就像一把刀子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我们得想一想要怎么应对，是要全盘接受，还是否定，还是调和取中，想办法融合。他是一个问题中人，生活在问题里，要把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搞清楚。想要既保住中国的传统精髓，也吸取西方的有利面，这就牵扯到东西文化哲学。

新京报：他没有选边站队，而是自己去独立思考。

梁培宽：是的，他没有参加，但是在问题上要弄清楚。

新京报：他对白话文运动是支持的吗？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梁培宽：支持，他也认为应该实行白话文，他很肯定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也肯定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经常一针见血，有很强的论据，国故派根本没法招架。

他刚进北大的时候，并没有想在北大一直教下去，而是准备要出家。当时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学校里各种思想流派荟萃，引起他思想的变化。他原来的思想没有那么宽，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学问就是佛学，进北大后，对儒学的认识有了转变，有了新的理解。他说，佛学能解决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不合适，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最有价值的还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人生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转变以后，他就放弃了出家的打算，去过儒家的生活，但是对佛家的信仰依然没有放弃。他觉得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话，他还是会信佛，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他说自己前世是个和尚，但是为了参加国家社会的改造，也还得信儒学。他一直关心政治，并不想在大学里面做一个教授，一生研究学术，他想去搞社会运动，因此，在北大教了7年书之后，于1924年离开了。

与熊十力、梁启超的交往

新京报：梁漱溟先生转向儒学，后来与熊十力等被称为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与熊先生交往四十年，通信甚多，但留存下来的只有十余封。梁先生曾说，两人“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他们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梁培宽：我父亲在《究元决疑论》中就批评过熊先生，因为熊先生认为佛家思想使人流荡失守、头脑混乱，他就在这篇文章中把熊先生批评了一通，说这是胡说八道。那时候，熊先生在南开中学教书，看到这篇文章，就给我父亲写了个明信片，说放暑假想到北京见一面。我父亲当时住在广济寺，他们就在那里见了面。父亲劝熊先生去研究佛学，说他还没研究就瞎批评，太粗暴了。于是，推荐他去南京跟随唯识宗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了两年。

后来，蔡元培先生要找人来北大讲佛学，让父亲推荐，父亲就推荐了熊先生。结果熊先生讲“新唯识”，不按真正的唯识义理来讲，而是按照他的想法加以改编，这遭到欧阳竟无先生猛批。我父亲也没有办法，就跟蔡先生说，蔡先生说没有关系，还让他接着教。

新京报：他们的私人关系，有因为观点分歧而受到影响吗？

梁培宽：那倒没有。谈学问我父亲可能不如熊先生，他对熊先生评价很高，但他认为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都要去实践，而不只是论述，抽象思想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实践中才能更深地理会它的义理。只有议论，没有躬行，是不行的。熊先生不服气，说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要写出来。他的东西很难懂，但到目前为止，学界都认为熊先生对儒家哲学有很大贡献。

如果说确实有新儒家这一派的话，那么它的思想理论奠基人就是熊十力，而不是我父亲。

新京报：书中还收录了梁启超给你父亲的一封措辞恳切又愧疚的信，为对你祖父梁济先生的怠慢懊悔不已，梁启超比你父亲大20岁，那时早已是风云人物，这封信的背后有何故事？

梁培宽：民国改朝换代，我祖父一直关心这个国家是不是走上了正途，他读到梁启超的很多文章，想就一些问题去拜访请教。梁启超不知道来者何人，就拒绝见面。我祖父去拜访了四五次，都没有得见，就把感慨和遗憾写了下来，当时梁启超并不知道。

祖父故去以后，我父亲将其遗书编辑整理好，并寄了一份给梁启超，说遗书里有一封信是关于他的，表达了未能得见的遗憾。这时候梁启超才看见，觉得很惭愧，如此无礼地对待这样一位殉节之士，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所以就给我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表达愧疚。

新京报：后来他与梁启超的交往还多吗？他怎么评价梁启超？

梁培宽：交往还比较多。梁先生去世十四周年，我父亲还写了一篇《纪念梁任公先生》，称他为伟人，说“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但是，我父亲认为梁启超从政没有一次成功，因为他热血沸腾，容易动感情，在冷静地处理问题上不行，政治上往往被别人利用。

胡兰成的化名来信

新京报：这套书信集还第一次披露了胡兰成写给你父亲的九封、两万多字的信，当时胡兰成已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到处躲藏，他用化名张嘉仪、张玉川写信，你父亲始终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吗？

梁培宽：是的，他对此人的生平一无所知，以为这个人名字叫张嘉仪，字玉川。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说出张嘉仪就是他，有研究胡兰成的人就来问我，还有没有这些信，这时我们才将张嘉仪与胡兰成对上号。

胡兰成很会写文章，他在信中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些见地，对中国的时局也很关心，我父亲对历史并没有钻研，觉得不能完全读懂，就找勉仁书院的邓子琴先生来看。邓先生学识渊博，说此人有一些创见，但是他将一些历史上已有的定论加以推翻，将野史当作正论，这是失败之处。后来我父亲对他有一个评价，“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普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

新京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吹嘘说梁漱溟对他评价很高，曾从游于你父亲，这些其实都是谎话。

梁培宽：他确实谎话连篇，还打着我父亲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他去见马一浮先生，就打着我父亲的旗号，他在《今生今世》中说，要不是打着梁先生的朋友或者学生的旗号，马一浮是不接待的。他到香港，又打着我父亲的名号去见徐复观，徐复观请他住，还给了他钱去日本。其实，我父亲从来没见过他，更谈不上从游。

胡兰成撒的最大的谎，是说我父亲去跟毛泽东提议建文化研究所，这个事情确实有，但主席没有同意，我父亲后来也没再提，可是胡兰成说我父亲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首肯，还问找谁当副所长，说我父亲建议让他当副所长，毛也同意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所都没同意建，还要找什么副所长？

新京报：你父亲对真正的胡兰成和张爱玲有过评价吗？

梁培宽：没有，他的脑子里没有出现过胡兰成，他也不关心文艺小说，也不知道张爱玲。

朋友团体与家书教育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编注：梁培宽，版本：世纪文景，2017年11月，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

新京报：书信集中还收录了很多梁漱溟先生跟学生、门徒之间的通信，像云颂天、黄艮庸、田慕周、胡应汉等人都追随你父亲数十年，从北京到广东、山东、重庆，他们之间的“朋友团体”是什么性质的？

梁培宽：这个“朋友团体”是非组织化的，没有章程，没有组织原则，完全靠志同道合结合在一起，都是来去自由，如果不想干了，随时可以走。我父亲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七年时间有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学完就走了，但也有跟他关系很亲密的。这个朋友团体都称我父亲为“梁先生”、“梁老师”或者“漱师”。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一直追随你的父亲，是因为他的巨大声望吗？

梁培宽：我觉得，是基于对他的学问、名声和为人的认可。他确实早在1921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很有名了，他知道的东西很多，但学问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为人，他强调言行一致，独立思考，说到做到。他的学问并不一定特别高明，但为人处事很正派，研究学问很认真，一个问题没弄清楚，就不随便说。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对，但都是经过自己研究而不是道听途说的。

这些朋友团体后来渐次飘零，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被批斗，被打成叛徒，我父亲也没办法帮他们伸冤平反，只能在经济上资助一点。每个月发了工资，自己留一部分，其余的都给朋友寄出去了。

新京报：梁先生曾说，“我的生活几乎只有两面，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他的朋友观是怎样的？

梁培宽：他曾说，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

他们常常有一个朋友聚集的中心，像重庆勉仁书院，有的就在这里工作，有的是过来看一看，他虽忙于各种事务，但也会回来待一待。有一阵他去香港办《光明报》，临走的时候跟大家告别，说这回去香港大概短时间回不来了，他就唱了一首《连环套》，说兄弟下山冈，今天跟诸兄弟告别，看俺老兄什么时候回来，借此表达他的心气精神。

新京报：书中也收录了很多家书，他对你们兄弟二人的教育是怎样的？

梁培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与我祖父对他的教育方式是一样的，只要不干坏事，干什么都行，是进大学，还是当工人，还是种地都可以，当然如果愿意跟着他干乡村建设，他也赞成，从不强迫我们。我考大学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的，他从不过问。我母亲1935年就过世了，我和弟弟先是跟着姑姑和堂姐住，抗战开始转到重庆，后来又到四川南充跟着我表姑，只有寒暑假才能和父亲团聚，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很多也是靠通信完成的。

“文革”期间抄家，很多信都丢失了，现在能找回来的就这么一点。不只是家书，还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先生的信都弄丢了。现在能找到的信，只是他写过和收到的信的冰山一角，这从他的日记就能看出来，他的日记里有很多通信记录。现在主要缺三个时期的信件，一是早期就读北大前后的，二是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三是抗战和建设民盟时期的，许多信件都有历史档案价值，但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