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脱审判的日本皇族战犯有哪些？

原标题：逃脱审判的日本战犯（中） 皇族篇

二、逃脱战争罪责惩罚的日本皇族

来过日本旅游的朋友，应都到过皇宫门口一游。皇宫门口矗立着楠木正成骑马雕像，一侧是警视厅，相隔90度便是皇宫大门，以及著名景点“二重桥”。远远眺望后可知，过了河以及“二重桥”，才能真正进入皇宫。这便是重重掩映，在围墙、桥河之后的皇居，象征着重重帷幕后的皇室。在法西斯当道之时的日本，皇室便是如此这般。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近代化步伐的加快，日本国家机器需要日本皇族在神道教的宗教地位上发挥更多作用，尤其是需要在政治上利用其完善日本民族政治认同。皇族由此从完全的政治傀儡逐渐走向政治权力核心。而在日皇迪宫裕仁登基之时，维新元勋多已凋零或老迈，蕃阀政治也越发不容于时代。由此皇族的实际统治力量迅速崛起。随着世界形势和日本国内发展环境的改变，皇族积极参与日本法西斯化进程，并成为日本法西斯军部势力的总后台之一。其各自的派系斗争，反映在军部内便是统制派与皇道派的缠斗。

日皇迪宫裕仁在30年代中后期，完全掌握了旧日本帝国政权与军权。其过程包括了皇族内部一系列斗争，以及“226”兵变前后的一系列博弈，最终以其掌握的统制派取胜而告终。其启用闲院宫载仁亲王和伏见宫博恭王，分别任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完全掌握陆海两军，并开始对军队和政府进行改组。前者载仁亲王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2月23日接替金谷范三任陆军参谋总长，后清洗了主要皇道派军官，而使得支持裕仁的统制派基本掌握权力，之后只剩柳川平助和山下奉文等极为有限的皇道派军人掌握实际军权。而后者博恭王1933年接替条约派的谷口尚真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后清洗了海军的军政派，以积极准备对美开战的军人集团完全把持权力。到了昭和11年（1936年）6月，裕仁更是在颁发的勋章“勋记”上，将“日本国天皇”改为“大日本帝国皇帝”，意欲迅速建立世界级帝国。此时皇族完全控制了军队，并建立起完全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幕府时期的将军幕府和政党政治时期的内阁完全成了摆设。

在战争时期，共有23名日本皇族担任高级将领。除陆海军最高长官外，还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与南京大屠杀直接罪魁朝香宫鸠彦王等皇族，直接参与侵华战争以及之后的南洋侵略。

东久迩宫稔彦王系久迩宫朝彦亲王第九子，是昭和天皇的叔叔。1938年接替西尾寿造任第二军司令官，全程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并起到重要作用。当时该军序列中，许多将领均为大战犯，包括参谋长铃木率道、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后为筱冢义男）、第十五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其对徐州和武汉沦陷起到重大罪恶作用。

朝香宫鸠彦王于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下辖5个师团和1个飞行集团。当月7日朝香宫鸠彦赶到南京前线，接替因肺病而正在疗养的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进行指挥，出任攻占南京的临时总指挥官。朝香宫鸠彦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杀人命令，最简单而直接的只有四个字“全部杀掉”，直接导致了日军进城后令人发指的兽行。

美国在占领日本后，为有效利用日本作为反共冷战堡垒，不惜支持了日本皇族和文管集团“国体护持”的要求与意愿，也即保留“天皇制”和基本制度，将日本“无条件投降”变为实际的“有条件投降”。在东京审判以及亚洲各地所有审判中，不但指挥和发动战争的日皇迪宫裕仁免于起诉，所有23名担任高级将领的皇族亲王也受到保护，全体不被起诉。其罪行被转嫁给其他军职战犯。

例如，在被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中，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三位一体东条英机，直接代日皇迪宫裕仁被处决。但实际上东条英机只是个被石原莞尔骂为“上等兵”的低素质军队官僚，其属下7名亲信则被称为“三奸四愚”；而在巴登巴登的澡堂里，东条英机只是个给三名军部法西斯学长元老站岗点烟的低年级碎催。东条英机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三位一体，只是为给日皇迪宫裕仁执行传声的方便，以及作为挡箭牌而已。在30年代末当首相呼声较高的是东久迩宫稔彦王，是大臣木户幸一提议为避免皇族涉及发动侵略的责难，而使用听话的军部高级将领作为挡箭牌。在东京审判之时，一些被免于起诉的旧军人，开始利用有利身份为包庇皇族到处传话串联，如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等。其作为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元凶，以及侵略华南地区和海南岛的直接指挥官，只是因为反对对美开战而被美国免于起诉。其多次代日皇迪宫裕仁直接为东条英机带话，授意东条英机代抗下日皇全部战争罪行。

南京大屠杀的战争罪责，以同样的方式被处理。被处决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只有其的有罪理由是“无视防止违法行为之责任”，与其他人“发动战争罪行”根本不同。但实质上，其也扛下了皇族朝香宫鸠彦屠杀罪行，以及日皇迪宫裕仁之屠杀罪行。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该方向日军战略集团为华中方面军，其序列主要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即柳川平助所率领台湾军）。但据同受死刑的武藤章（事件当时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在遗著《从比岛到巢鸭》中写到：“松井大将并未实际统率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当时两单位实际系由两军司令官统率部下，松井大将只是立于其上临时统一指挥作战而已。因此对于部下军纪风纪的取缔问题，两军司令官应付全责，松井大将作为上级指挥官只应在作战指挥上负责。” 这已经直接证明了时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的皇族朝香宫鸠彦，具有直接授意和指挥屠杀的罪责。当然，自然也应看到，对战争对手首都进行有组织屠杀活动，必然必须经过军政最高首脑批准。因此，日皇迪宫裕仁必然是了解，且授意和批准对南京实施屠杀的。

所以，7个虾兵蟹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被绞首，也为整个日本皇族脱了罪。由此，虽然东京审判正义性和进步性已经空前，但依然可被视作中国的国耻，因为首恶大恶基本未除。

因为美国的蓄意包庇，占领军委员会GHQ未能真正履行战犯处置和调查，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也多年来对此刻意低调处理。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有组织蓄意处置，灭失大量相关证据。所以只要是关于日本皇族战争罪责的史料和记载相当缺乏，而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如“226兵变”，或皇道派和统制派其他争斗，一律语焉不详。

但实际上，许多战犯在东京审判时就有大量相关证言泄露。东条英机后来在审判的时候说漏了嘴：据他所知，整个日本军队，就没有人敢违抗天皇的意志，连出现这种想法都是荒唐的。“人是不可能和神对抗的。天皇哪怕一个微小的暗示，就足以让军部费尽心思猜测圣意如何了”。而且，作为统制派的东条本人的晋升路线，足以证明日本皇族的战争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