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纪念胡适诞辰126周年

原标题:瞧，这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6周年

撰文：林建刚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新认识的朋友得知我研究胡适后，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谁最先叫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民国有“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流行语？

关于第一个问题，当事人胡适表示不清楚。1950年代，作为胡适小门生的唐德刚问胡适：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谁先叫出来的？”胡适笑嘻嘻地摇头。唐德刚故意说：“有人说是傅斯年，有人说是罗家伦，有人说是……”胡适摇头大笑：“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

胡适表示不清楚，想必陈独秀很受伤。因为，在我看来，首先喊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流行语的，恰恰就是陈独秀。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划时代的一篇文献。此文发表之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响应。文中，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这里的“吾友胡适”，不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吗？故而，第一个叫出“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是陈独秀。

关于朋友的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民国之所以流行，除了胡适名满天下交友众多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胡适乐于助人的品性。据我所知，胡适帮助过的人，有名有姓的完全可以达到上百人。而且，这上百人，绝大多数还都是文化名流与政治名流。

对于我的这个解释，朋友表示认同，但他似乎不太相信胡适真正帮助过上百个名人，说我是信口胡吹。为了让朋友心服口服，我决意做《胡适助人考》一文，此文不多不少，就写胡适帮助过的一百个人。毕竟，摆事实就是讲道理。

写此文时，恰逢胡适诞辰126周年，于是先把胡适帮助过的左翼革命者的往事发表出来，以此纪念胡适。

1

营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此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凶险的一次，此次被捕，陈独秀面临性命之忧。当时的报刊中写道：“最近轰动全国的消息，要算是共产党托洛斯基派的首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事了。”诚所谓“自君入狱，举国震惊，人生辉煌，莫过于此”。

得知陈独秀被捕后，胡适立刻展开营救，先是致电蔡元培，希望蔡元培全力营救，接着致电罗文干，要求对陈独秀要依法公开审判，坚决反对军法从事。10月底，胡适又在北平公开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了陈的历史功绩，公开为其辩冤白谤。此外，胡适还在其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载傅斯年的《陈独秀案》，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说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并且称陈独秀乃“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

经过公开审判的陈独秀，命保住了，但也被判入狱。狱中的陈独秀与胡适，还保持书信往还。1933年11月，胡适从海外归来，在南京因为应酬太多，没来得及前往监狱探视。回到北平后，胡适觉得对不住老朋友，故而写信向陈独秀道歉。陈独秀收信之后，雷霆大怒，在给汪原放的信中，怒斥胡适过南京时“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无暇看望一个老朋友，说明他已“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于是要和胡适绝交。

胡适得知此事后，在第二年去南京时，专程去监狱探望陈独秀。据汪原放回忆：

1934年，适之兄还是到牢里去看过仲翁的。据适之兄，他是同那时的教育部长段锡朋一道进监牢里去看仲翁的。仲翁最重感情，适之兄去看过他以后，他又不生气了。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胡适奉命赴美寻求美援时，还忘不了身在狱中的陈独秀，为此还专门致电汪精卫与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1937年8月19日，汪精卫致电胡适曰“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在1913年，当时胡适还不认识陈独秀，并未营救。1917年两人结识后，陈独秀入狱四次，胡适营救四次。什么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就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

2

帮助郁达夫

1927年8月，郁达夫在《申报》刊登《郁达夫启事》，公开声明脱离创造社。为何如此呢？后来他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解释说：

我的要和创造社脱离关系，就是因为对那些军阀官僚太看不过了，在《洪水》上发表了几篇《广州事情》及《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文字的原因，当时的几位老友，都还在政府下任职，以为我在诽谤朝廷，不该做如此的文章。……

在去年的七月里，居然来了一位自称暗探的司令部的人员，在创造社出版部来说要拿人拘办。弄得出版部里的人员逃散一空。

此前，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都南下广州参与了国共两党的北伐。北伐过程中，郁达夫看到了革命名义下的勾心斗角与争权夺势，故而写了文章批判这种现象。结果曾经的创造社的战友认为郁达夫此举属于大逆不道，故而举报了郁达夫，于是暗探便来捉“反革命文人”郁达夫了。

在郁达夫遭遇困境的时候，胡适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样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郁达夫回忆说：

后来由郭复初氏去司令部说明了原委，由胡适之氏向黄膺白辨别了究竟，创造社出版部才由我自己到警察厅去接受回来。

郭复初即郭泰祺，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黄膺白即黄郛，当时是上海市市长。也就是说，胡适曾为郁达夫辩冤白谤，帮助了他。

这件事让郁达夫深受刺激。缘何如此呢？其实，在此之前，郁达夫与胡适曾有过一场重要的论争。两人就翻译问题，有过激烈交锋，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与成仿吾都写文援助郁达夫，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胡适的人身攻击。如今，时移世易，被自己讥讽嘲笑过的胡适帮助自己，曾经并肩战斗的创造社的朋友却出卖了自己，两相对照之下，郁达夫大发感慨也就可以理解了。

3

营救胡也频

从胡适营救郁达夫开始，胡适与共产革命者的关系，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革命者被捕入狱，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战友的出卖，入狱之后的革命者，第一时间想求助的人，也并非是那些革命者，而是被这些革命者讥笑为不敢革命的人权捍卫者胡适。 胡适营救胡也频的故事最能体现这一有趣的现象。

胡也频属于“左联五烈士”，这些革命者之所以被捕入狱，并非源于国民党的情报，而是源于革命领袖的出卖。1931年，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王明成为革命领袖，并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胡也频等人，对这一会议的决议内容，并不赞同，于是秘密集会反对王明。结果被王明一派的人将他们的开会地址泄露给了国民党，结果这些人被捕。王明等人的意图，无非借刀杀人。

胡也频被捕入狱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胡适求助。于是，狱中的胡也频通过狱中管监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给他的好朋友沈从文带出了一张便条。便条曰：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来。

接到这便条的第二天，沈从文去找了胡适，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则去找了影响胡也频走向革命道路的冯雪峰等人，两人遭遇迥然不同。

先说丁玲的遭遇。据她回忆：

“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的又把我带到冯雪峰的地方，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他们床上。雪峰说，恐怕是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被同捕房的人来过他们那个书店，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是没有旁的什么办法的。”

由此可见，对胡也频的被捕，冯乃超是沉默以对，冯雪峰是束手无策。当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毕竟也是革命者，一旦出面去营救胡也频，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藏，行踪一旦暴露，他们很容易重蹈胡也频的覆辙。

再说沈从文的遭遇，胡适听闻此事后，他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营救他。”说办就办，胡适立刻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写信，让蔡元培设法营救胡也频。信写好后，沈从文携信从上海启程去南京拜见蔡元培。

1931年2月20日，蔡元培给胡适回信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到京，携有尊函，嘱救胡也频君，弟曾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4天后，胡适收到了这封信。此时的胡适，已经从朋友处知道了胡也频被枪毙的消息。1931年2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回信说：

胡也频事，承营救，他的朋友都很感谢。但他已枪毙了。

由此可见，胡也频被捕后，最积极主动营救胡也频的是沈从文、胡适、蔡元培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饶有趣味的是，几十年后，天翻地覆之后，在胡适遭遇举国批判之后，丁玲回忆营救胡也频的往事时，她笔下最积极营救胡也频的成了邵力子。毕竟，此时的邵力子，属于执政党的座上宾，而“我的朋友胡适之”，早已成了“国民公敌胡适之”了。在这种情况下，红色丁玲怎能公开赞美胡适之呢。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记忆必须被扭曲。我们经常说某某人忘恩负义，其实，还有一种悲剧叫做“被忘恩”。丁玲可谓典型代表。

4

保护丁玲

营救胡也频失败之后，胡适还通过舆论的方式帮助过丁玲。胡也频被捕后，过了两年，丁玲也被捕了。丁玲被捕之后，跟上次营救胡也频一样，最积极营救的还是沈从文。沈从文很快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披露了丁玲被捕的事实。沈从文将这篇文章给了胡适，胡适知晓此事后，立刻致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询问是否真有此事，结果吴铁城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对此，胡适如何做的呢？

首先，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将沈从文的《丁玲女士被捕》全文发表在《独立评论》上。

其次，在这一期的《独立评论》编者后记中，胡适说了下面一段话：

“今日得着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绝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新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某种程度上，胡适的这段话，完全“将了吴铁城一军”，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借力打力的本领。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胡适在保护丁玲方面，也做了一点贡献。后来，对胡适的帮助，丁玲当然知晓。她在《魑魅魍魉》中就全文引用了胡适的这一则附记。引用之后，后文中一点都没有感激胡适的意思。胡适毕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视作“国民公敌”，饱经沧桑的“老运动员”丁玲想必还是心有余悸吧。

5

营救陈延年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也是早期共产革命的领袖。

1927年6月26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被捕，狱中，陈延年想到了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于是写信求助。此时的陈延年，人虽在狱中，却没有暴露身份。这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急于营救陈延年的汪孟邹，乘火车来到南京，找到胡适，将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胡适得知写信人的真实身份是陈延年后，当即表示“我一定营救他”。当时，胡适与吴稚晖来往密切，而吴稚晖则是国民党的大佬。于是，胡适径直则将此信转给了吴稚晖，希望由他出面，保释陈延年入狱。

孰料吴稚晖收信之后，特定写信告诉了逮捕陈延年的杨虎。信中，吴稚晖写道：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

杨虎字“啸天”，吴稚晖称颂其为“真天人”，这种歌颂口吻，未免有些肉麻。此外，当时杨虎虽然逮捕了陈延年，但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吴稚晖此信，等于彻底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不仅如此，在信中，吴稚晖还特别要求杨虎要对陈延年枪毙。他写道：“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

这种情况下，陈延年自然免不了死亡的命运了。也就是说，胡适营救陈延年，反而提前暴露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导致了他的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胡适此举，有人展开诛心，说胡适明知道吴稚晖极端反动，却故意将陈延年被捕的消息泄露给吴稚晖，这证明了胡适伪君子真小人的嘴脸。如此诛心，让人捧腹。其实从胡适当时的反应就可以看出真实情况。

从报纸上看到吴稚晖写给杨虎的信后，胡适自然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心情。因此，对吴稚晖的这一所作所为，他非常不满。1927年8月31日，他在《萨樊案件附记》中写道：

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

这里，胡适提到的“真天人”，其典故出处即源于吴稚晖赞颂杨虎的“先生真天人”。 胡适这段话，自然是对吴稚晖的讽刺。

对此事，胡适一直耿耿于怀。1928年2月28日，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胡适写道：

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

胡适乐于助人，但有些事往往事与愿违。1930年代，刘半农在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时，染上“回归热”病，胡适积极推荐协和医院给他治病，不幸的是，刘半农在协和不治身亡。刘半农夫人在噩耗之下，打了协和医学院的医生两记耳光，对胡适推荐协和也颇有看法。此事与胡适营救陈延年事与愿违颇有类似之处。有时候，我们不能从结果的坏来论断那些乐于助人的人，因为这会打击这个世界的善。

6

帮助郭沫若

关于胡适与郭沫若，最流行的莫过于1920年代，当胡适恭维了郭沫若几句之后，心情激动的郭沫若立刻吻了胡适之。1923年10月15日，当事人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

前日沫若宴请在美丽州（川），楼石庵适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

当然，这并非胡适帮助郭沫若。胡适帮助郭沫若，说的是胡适从学术独立的立场，力争郭沫若有资格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关于这一点，1947年10月17日，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从夏鼐日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1）这场小小的风波，是胡适主动挑起的。

（2）胡适的立场也很鲜明，坚决摒弃党派立场，按照学术标准认为郭沫若有资格当选院士。

（3）与胡适不同立场的有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总干事萨本栋、吴有训（物理学家，字正之）。与胡适同一立场的有巫宝三、陶孟和、夏鼐。

（4）投票采取了民主方式，支持胡适的占了大多数。

最终，在胡适的力争下，郭沫若成功当选院士。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其实，胡适不仅知道郭沫若的政治立场，而且还知道郭沫若要办刊物痛骂他呢。这场论争之前的1947年2月22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胡适写道：

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

由此可见，在院士选举之前，胡适明明知道郭沫若正在办刊物痛骂他，郭沫若在当时也确实写了一系列痛骂胡适的文章，即便如此，胡适依然按照学术独立的标准，力争郭沫若参选院士的资格。这又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

胡适为何如此做呢？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徐盈采访时，胡适回答说：

“《文汇报》的自由发行是一种文明，胡适之、陈雪屏、毛子水天天挨骂而不回答也是一种文明，在盛大的鸡尾酒会上，李宗仁和叶剑英在一起干杯，这也是一种文明。这几年文明不多了，为什么又自己减削自己呢？”

胡适天天挨郭沫若的痛骂，在他看来，自己挨骂意味着言论自由，意味着文明。

在胡适的坚持下，1948年，郭沫若成功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接下来的1949年就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乾坤颠倒后，用徐铸成的话来讲，就是“祖国的变化可真大”。

有哪些变化呢？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1949之后，郭沫若很快当上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据赵俪生回忆，他曾亲眼看到郭沫若拍着桌子痛斥吴有训与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

吴有训是谁，他就是1947年认为郭沫若不应参加院士选举的吴正之。陶孟和是谁，他就是1947年坚决支持郭沫若有资格参加院士选举的人。对帮助过自己的陶孟和，掌权者郭沫若肆意凌辱。郭沫若的所作所为，正应了《红楼梦》的那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1954年，最高领袖认为批判胡适的时机已经成熟。郭沫若闻风而起，又是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又是亲自撰文，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这场批判运动还给胡适按上了一个骂名：“蒋介石政府的忠顺奴才。”

1947年，朱家骅反对郭沫若有资格参加院士选举。某种程度上，朱家骅的意见其实就代表着蒋介石的意见。对这一意见，胡适坚决反对。他是如何忠，又如何顺的呢？倒是郭沫若，仰承圣意，积极响应，大力批判胡适，这又让人怎么评说才好呢？

7

帮助刘登胜出国

1960年5月16日，胡适给行政院院长陈诚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陈诚可以让中央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刘登胜出国进修。信中，胡适写道：

我今天写信是为一个可爱的青年数学家请求你大力的援助，使他可以出国进修。

这个青年是中央研究所的助理员刘登胜，他是前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的儿子。

……刘登胜在他父亲死后，能继续在国立大学完成学业，又能在国立研究机构继续研究五六年之久，这都可见我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充分实行“罪人不孥”的法意。我很盼望我们的安全机构也能充分了解国家的正确立场，不可因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刘登胜之所以不能出去进修，是因为他的父亲刘晋钰犯了罪。

刘晋钰犯了什么罪呢？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刘晋钰表面的身份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实际身份则是地下情报人员。1950年，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入狱后，供出了刘晋钰，刘晋钰很快被逮捕入狱，最终被枪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刘晋钰的身份问题，他的儿子自然也被国民党的情治部门重点监控，因此，虽然刘登胜在1958年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1959年又获得了宾州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国民政府就是不让他出去。爱惜人才的胡适，在听闻这种情况后，为了让刘登胜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给陈诚写了这封信。

最终，在胡适的帮助下，刘登胜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他也没有辜负胡适的希望，最终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刘登胜还来到天津大学，与天津大学合作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8

帮助瞿秋白出书

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致信胡适，希望胡适将瞿秋白的书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重金聘请胡适加盟商务印书馆，在劝说胡适时，他们曾说：“我们需要一双眼睛，适之，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在听了这番话之后，异常感动，专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参观，参观之后，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胡适更看重自己的藏诸名山的学术事业，不想从事为人做嫁的事情，最终婉言谢绝了加盟商务印书馆的要求。不过，他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加盟商务印书馆，让商务印书馆又开启了下一个黄金时代。

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胡适专门给王云五写信，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瞿秋白的书。1923年7月14日，王云五给胡适回信说：“瞿秋白译事，就照你的意思办理。请转致仲甫。我也和振铎等说过，等秋白来沪时，最好和我会面一次。”

也就是说，在胡适的引荐下，商务印书馆接纳了瞿秋白的书稿，不仅如此，商务还希望可以跟精通俄文的瞿秋白深度合作。对于胡适的帮助，这一时期的瞿秋白也很清楚。1923年7月30日，在给胡适的信中，瞿秋白写道：

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

在胡适的引荐下，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一书，并且给了不菲的稿费。这对当时经济困窘的瞿秋白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几年之后，瞿秋白成为领袖之后，对帮助过自己的胡适，开启了他的翻脸无情。

一方面，瞿秋白痛斥胡适是“宁可做英美家畜的人”，另一方面，在《王道诗话》中，通过传谣的方式，对胡适大肆污蔑。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胡适何曾抛却人权，何曾说过王权。瞿秋白罔顾事实，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让人莫名其妙。至于说胡适“五千一掷”，也纯属谣传。对此，鲁迅研究专家朱正评论说：

文章里写的“五千一掷”只是一种不实的流言。利用流言作战，是鲁迅多次表示过厌恶和鄙视的。我不忍心说瞿秋白在造谣，大约是当时他听到过这种流言即加以传播的吧。（《鲁迅传》, 朱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01,第329页）

朱正不忍心说瞿秋白造谣，只好说他传谣。造谣的到底是谁，时间久远，自然难以考证。不过，瞿秋白的传谣却借着鲁迅的大名，广泛传播。污名化胡适的历程中，瞿秋白是重要的一位。

瞿秋白对待胡适的行为，常常让我想起翁文灏。1930年代，翁文灏遭遇车祸，蒋介石派最好的医生把他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1950年代，回到大陆的翁文灏，需要不停的做检讨，他的检讨总不过关，因为他在检讨书中不骂蒋介石。之所以不骂蒋介石，源于翁文灏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不骂帮助过自己的人。蒋介石帮助过他，于是让他痛骂蒋介石，他就下不去嘴。

瞿秋白穷困潦倒之际，胡适帮助了他，帮他出书拿稿费，帮他把翻译卖给商务印书馆。几年后，仅仅因为两人思想倾向迥异，瞿秋白就对胡适口诛笔伐。这也是瞿秋白为人处世的一个面向。

9

营救王若飞

胡适还营救过王若飞。关于这一件事，盛成回忆说：

有一天，黄齐生先生来宿舍看我，行色匆匆。交谈之下，他说：“王若飞被捕，关在绥远狱中，不见天日。我特来找你，加以营救。”我立即提起当年同船去欧洲的张道藩。他说：“今日之道藩，已非昔日之道藩。”我们商讨对策，最后，我提出去找胡适，他表示赞同。于是我们立即乘车前往米粮库拜望胡适。胡适当即答应写信给傅作义，好像写了五、六页八行书。我看了信之后表示赞同。他就盖了图章，将信封好，交与黄先生。……

此后，王若飞在狱中可以出来晒太阳，看报纸，后又去掉镣铐，最终被释放。

盛成跟张道藩一起留学法国，关系不错，一开始他希望通过张道藩的关系营救王若飞。但此时的张道藩，早已不是昔日那个留学法国的文艺青年了，他成了国民党大员，正所谓“人一阔，脸就变”，屁股决定脑袋，张道藩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去营救跟他不属于同一阵营的王若飞。于是，盛成想到了胡适。胡适也立刻写信给傅作义。这里有一个问题，傅作义为何这么给胡适面子呢？

一方面，傅作义非常尊敬胡适，而胡适对廉洁自持的傅作义也很欣赏，为此，他还应傅作义之邀约，给傅作义的父亲傅庆泰写过“应酬诗”。

第二，对傅作义率部抗日，胡适推崇备至。傅作义曾邀请胡适为抗日牺牲的志士写墓志铭。胡适欣然同意。胡适为此写下了一首白话铭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因为胡适与傅作义有这几层关系，所以当他写信给傅作义的时候，傅作义也就投桃报李来了个顺水人情，最终，在胡适的帮助下，王若飞从狱中释放。

10

营救刘质文

1933年，为了营救牛兰，由宋庆龄、蔡元培出面，在上海成立了民权保证同盟。具体执行者主要是杨杏佛。此后不久，杨杏佛来到北平，在北平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胡适担任会长。北平分会成立后，按照决议，杨杏佛对北平监狱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据1933年2月22日胡适给《字林西报》的信披露：

同盟于一月三十日方才成立，组织一个委员会视察监狱一事是当天晚上七时才作决定的。杨铨先生随即于当夜十一时去见了少帅，获得允许于次日视察监狱。因此，这次视察一如这一类视察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

“杨铨”即杨杏佛。1933年1月31日，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位民权保障同盟委员会的委员，在张学良军分会秘书王卓然的带领下，参观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并且跟监狱中的犯人有过详细谈话。谈话内容，1933年2月4日胡适给蔡元培、林语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他们（按：即监狱中的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死刑吊打，……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者，是曾做过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都(?)已决犯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与胡适所说相印证，杨杏佛也见到了刘质文，并跟他说：“我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陪同他们前去的王卓然也用英文对他说了几句话，表示会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胡适面前，王卓然表示改善政治犯的生活，他确实言而有信，很快，刘质文在狱中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过了一段时间，刘质文出狱了。

刘质文的人权得到了应有的保障，胡适却因为不赞同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主张，在宋庆龄与鲁迅的提议下，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了。也就是说，努力救人的是胡适，救人之后被开除的也是胡适。

开除也就罢了，宋庆龄写文章批评胡适，文中塑造了一个“胆小懦弱”的胡适形象。1933年3月，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写道：

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

更有意思的是，被营救的刘质文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全部文字都在感激宋庆龄，完全忽略了胡适的贡献。刘质文可能完全不知道，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证同盟，主要是为了营救苏联间谍牛兰而不是他。为了营救牛兰，宋庆龄甚至带话给蒋介石，愿意用身陷苏联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刘质文之所以被营救出狱，主要源于胡适与杨杏佛的努力。刘质文绝非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主要还是因为胡适在那个年代不受待见，人们“谈胡色变”。对刘质文的境遇，想必丁玲一定会有“同情之理解”吧。

在写完胡适与这些左翼革命者的故事之后，可以做一个小结了。

概括而言，这十个故事，无非讲述了胡适帮助过两对父子（陈独秀陈延年、刘晋钰刘登胜），帮助过一对夫妇（胡也频、丁玲）、帮助过创造社的两员大将（郭沫若郁达夫）、帮助过两位革命领袖和一位革命者（瞿秋白、王若飞、刘质文）。

对这些帮助，胡适完全不曾奢求过他们感恩。他大多从人道、人权、言论自由、学术独立的角度去帮助他们。最终，胡适收获了什么呢？在1950年代的批胡运动中，他收获了潮水一般的批判，这位26岁就“名满天下”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他“臭名”昭著，他的小儿子被迫自杀。他成了“战犯”、“帮凶”、“奴才”，成了漫画家丑化的最佳对象，成了杂文家笔下嬉笑怒骂的最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