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行政等级与官僚品位

2017年11月12日 17:42:49
来源：历史研习社

原标题:阎步克：行政等级与官僚品位文|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来源：公众号通识联播编

原标题:阎步克：行政等级与官僚品位

文|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公众号通识联播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通识核心课程《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第七讲——品位与职位”的课堂实录。阎老师在本课主要讲述2个内容：一是简述中国古代重要的官阶制度；再借助“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概念，评述中国古代官阶制度的变迁。以此呈现出三千多年等级秩序变化中一条隐而不显的线索，让同学们认识到制度史观对历史研究的帮助。

研究中国古代的品阶勋爵，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各种关于政治制度的著作往往都会涉及品阶勋爵，但只是在人事管理制度中为其设置一个小节，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冷僻的狭小角落。但是如果深入进去，就会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广阔的空间，无论对于理论搭建还是史料梳理都是如此。中国古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国家管理者阶层往往在整个社会中居于最高位置。

黑格尔曾经有一个论断，“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可以说是一语破的。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也有类似的看法：“就政权的独特性而言，中国社会是如此均一，但经常遇到多种多样的不平等，有的来自出身或财产，有的来自职业或功罪，但是大部分来自官阶。”干部的行政级别往往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主干，各种形形色色的等级设置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等级管理方面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而且由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可以由此窥见人类社会等级现象的很多秘密。

具体而言，可以先为大家提供一个最简单的叙述，让大家在感觉上把握一个轮廓：

▲ 历代品位结构变迁简示图

在周代，出现了两种爵列，一种是公、侯、伯、子、男，就是所谓的“五等爵”，是列国国君的等级高下，大概在春秋时期逐渐完备起来。另一组是公、卿、大夫、士，是贵族官员的身份等级。周代的品位结构主要由这二者共同支撑起来。

战国、秦汉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迁，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创立了起来。几种新兴的等级设置应运而生，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二十等军功爵，从商鞅变法开始设立，在秦汉时代既是激励军功的等级序列，也是安排身份的等级序列。另一个是若干石禄秩系统，是行政级别的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用俸禄额度直接表示官阶，发挥了保障行政的功能。秦汉的品位结构可以称为“爵—秩体制”，这是和周代不同的。

进入魏晋南北朝，各种等级设置骤然趋繁，叠床架屋。五等爵东山再起；北周后期，府兵官号发展出了一个勋官序列，一直延续到唐宋——它最初是用来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还有一定的意义，若干石秩级也在使用；在魏晋之交，九品官品又呱呱落地，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官阶设置；将军号系统完备起来，发挥着类似军衔的作用；此外还有中正品，是士人做官资格的等级。

进入唐代，叠床架屋的状态还维持着。五等爵、勋官和官品继续使用，将军号发展成为武阶官，而秦汉魏晋以来的散官、大夫郎官在唐代发展成为文阶官。武阶官和现代的军衔制度相去不远，文阶官就可以称之为文衔了。中正品在唐初被废除，可是衡量士人做官等级的科举学历又成为一种重要的等级。

进入明清，情况反转，帝国的品位结构有趋简的明显趋势。朱元璋之后，文官不给予封爵，除非有重大军功是得不到封爵的。所以在明清时代，绝大多数文官没有爵位，这和唐宋时期五品以上官员几乎人人有爵的情况判然不同。

仅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唐宋和明清在等级制度上应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勋官在清代融入了封爵；九品官品在继续使用；文阶官和武阶官明显衰落，变成了封赠所用的名号；科举学历仍然是士人做官的主要条件。所以，在明清时对士人有意义的阶次大体只剩下官品和学历两项了。

最初看这个示意图，大家会觉得非常生疏，但也能初步感觉到各时代的位阶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它背后，有什么线索和原理在支配？通过“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名目梳理为一条线索。

一历代品阶勋爵概说

周王朝的基本身份尺度是“爵”。爵又有两套爵列，一套是公、侯、伯、子、男，主要用于列国诸侯的外交场合；而在一个政权之内，公、卿、大夫、士的称号被用来区分贵族官员的等级高下。在甲骨文中，“爵”字是酒爵的象形；金文中的“爵”字是一只手拿着一个酒爵。这个字逐渐变成了大篆中的“爵”字，右下部的“寸”字就是手的象形。那么，为什么封爵和酒爵要用同一个字呢？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封爵和酒爵在最初具有一致性。在早期氏族时代，人们会在节庆时举行一些集体宴飨活动。此时，长者、尊者居上位，幼者、卑者居下位，敬酒行爵的时候要严格遵循长幼尊卑的次序，这个次序构成了最原初的爵序。这个解释非常精彩，即便在现代社会，在比较正式的集体活动场合，坐席的次序和行礼的次序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儒家特别重视乡饮酒礼，因为这种礼节可以很有效地培养人们的尊卑观念。

但是，中国古代的爵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区分贵贱，另一个是褒奖功勋。西嶋从乡饮酒礼中寻找爵秩的起源，是一条思路；但是酒爵褒奖功勋的功能也可以在古老的礼制中找到起源。这种古礼叫“饮至”，是军队凯旋之后在宗庙中举行的庆功典礼。根据《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在这种礼仪中“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而此时，很可能功劳大的居上位、先饮酒，功劳小的居下位、后饮酒，这可以为“爵”褒奖功勋的功能提供礼制起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尊卑贵贱”的“尊”也是一种酒器，是两只手捧着一个酒瓶（“酉”）。根据《周礼·党正》的记载，“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壹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则不齿”，即壹命的官员与子弟同席，再命的官员与父老同席，三命的官员则“席于尊东，所谓遵”（郑玄注）。尊卑贵贱的“尊”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

▲象尊，商代晚期，1975年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除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和公卿大夫士，《周礼》中还设想了一种九命制度，把两套爵位融合进了一个体系：公为九命、侯伯为七命、子男为五命；三公为八命，卿为六命，大夫为四命，上士、中士、下士分别为三命、再命和一命。这个设想反映了中国人早期就有的一种愿望，那就是把各种名号一体化，更容易比较出谁高一等、谁低一等。公侯伯子男的命数是奇数，而公卿大夫士是偶数，这反映了古人的一条等级原则：“人近天子则屈”。所以三公在天子身边，就是八命，如果去外面做公就是九命。

《周礼》设想的九命制度停留在纸面上，并不存在于周代的政治实践中。但是因为《周礼》的巨大影响——《周礼》是轴心时代一部伟大的著作，用构建官制来构建天地人秩序——以至于后人经常用九命来比拟官职。比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自己“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微命”是说自己官职低。王勃做的官是某州参军，大概相当于“再命”，也就是中士。而“三尺”指的是绅，也就是官服上的带子。根据《礼记·玉藻》，士的绅长三尺。唐朝后期有一位勇敢的年轻人叫刘蕡(fén)，生活在宦官当政的年代，他在科举应对中冒着身家性命的巨大危险谴责了宦官。他说自己“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就是说如果考上了进士，得到九品出身就类似于“一命”。

▲秦汉十二等爵示意图

战国以来，两种新兴的位阶拔地而起。首先来看商鞅变法创立的军功爵。军功爵最初可能没有这么多等级，不过到了秦统一之前，可以确定有二十等，从第二十级彻侯，一直到第一级公士。这些名字显得稀奇古怪，但是战国直到魏晋的几百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些等级，因为它是个人身份的基本尺度。尤其是战国、秦以及汉初，田宅是根据个人的爵级分配的。

二十级彻侯——汉代叫列侯——有自己的封国；关内侯以下有明确的田宅份额。关内侯可以占有的土地相当于九十五个农民，等于一个大庄园；最低的公士则只拥有1.5顷土地，普通的农民则可以拥有1顷土地。还有宅地，普通农民可以拥有一个单位的宅地，公士有1.5单位的宅地，而关内侯有95单位的宅地。30步见方为一宅，一步六尺，一宅就是45米见方左右。在传统农村，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今天人们面对很大的买房压力，而如果你生在战国秦汉，就可以通过当兵上战场、赢得军功和爵位，得到宅地来盖房子。

商鞅创立的军功爵，授予的条件是砍敌人的脑袋，“斩一首者爵一级，斩二首者爵二级”。这里“首”特指甲首，也就是说不是普通士兵，而至少要是一个小军官。秦在统一过程中，斩首大概多达一百五、六十万级，作战非常血腥；由于实行军功爵制，砍头的现象非常普遍。

军功爵制度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是突破了贵族制度，推广了功绩制度。在贵族时代，爵是世袭的，但是军功爵意味着一个平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勇气换来爵位、成为贵族，这就敲响了贵族制度的丧钟。所以，可以说军功爵制的意义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极其有利地冲击了传统贵族社会，迎来了全新的功绩制、高流动性的全新社会。由于爵位还带有传统的性质，本身是贵族的尺度，所以是既有传统性也有革命性的。

在战国秦汉时期，围绕爵位的待遇是非常丰厚的。“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一个人能占有多少奴婢、穿什么衣服，在相当程度上要受爵级的限制。汉代的画像石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图形：几个人去打猎，去射树上的猴子和雀鸟，象征了封侯和封爵，反映了汉代人的人生理想；“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二十等爵制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体现在《九章算术》中。《九章算术》中有很多数学题与二十等爵相关，比如说这样一道题：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和公士五个人去打猎，打到了五只鹿，想要按照爵次来分，那么每个人应该得到多少？其实这就是要按5:4:3:2:1 的比例来分，爵级高的人多得，爵级低的人少得。《九章算术》中还有一道题，如果是这五种人凑在一起聚餐，一共出一百钱，要让爵位高的人少出钱，爵位低的人多出钱，每个人应该出多少？

历史后期的习惯与此不同，地位高的人要多出。像《红楼梦》里，贾母叫大家凑份子喝酒，贾母出得最多，接下来是邢夫人、王夫人，丫头们出得最少。爵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有很多，比如说“其爵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商君书·境内》），坟头栽多少树要和爵级相称，坟头多高也要按爵级定。在法律上，爵级不同，法律特权也不同。比如平民之间打架，罚金二两；下爵打上爵，就要罚金四两，这是传统法制中等级制的反映。

▲汉代禄秩示意图

下面来看汉代的禄秩。禄秩是为了保障行政而设立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俸禄的额度来作为等级的标志。汉代的三公号称万石，但事实上有记载的最高是御史大夫和列卿的“中二千石”，相当于今天的各部部长。地方官从二千石开始，如郡守、国相。县令六百石，此外还有诸署令，相当于国务院各部下属的各司；最低的百石，类似于今天的科员。

曹魏末年出现了九品制。这个方面的相关史料比较暧昧，把时间定在曹魏末年可以说是最为稳妥的。汉代的官品有十六七级，魏晋只分九品显然过于简略，所以到南北朝便又把官品分为三十阶：首先把九品分为正、从两级，四品以下又分上、下阶。

等级的繁密和疏简在管理学上很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可以问，繁密的等级更具激励功能，还是简略的等级更具激励功能？繁密的等级会让你经常升级，但是每一次升级的激励不大；简略的等级更难升级，但是每次升级的奖励很多。管理学研究通常认为，繁密的等级更具激励作用，因为它可以给你更多的刺激。

比如说大家在北大四年拿一个学士学位，三年拿一个硕士学位，再三年才能拿一个博士学位，这个周期就太长了，很多同学就会在某一年懈怠下来。但是假如每个学年都授予一个新学位，你就不能这样放松了。所以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学习，应该多授予学位，创造出若干“勇士”“壮士”“烈士”一类的学位。但是这样，每学年就都要写论文、做评审、发学位证，管理的成本就相当大，并不经济。这是等级的疏简和繁密在管理学上的意义。

在最初有官品制度时，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说北周的九命制度、梁武帝的十八班制度等。不过官品制度有最大的生命力，唐宋继承了九品、十八级、三十阶的制度，到了明清，阶数呈简化趋势。按唐制，加上流外九品共有39级，非常繁密，而明清只设一到九品的正从十八级，加上流外一共19级，简化到了原来的一半。

▲唐代官品结构示意图

我们来看唐代官品结构的示意图。正一品的太师、太傅、太保，从一品的太子太师、太傅、太保，都是虚衔，用来颁发给德高望重的老臣，而实际承担国家行政的官员最高为三品。这种等级原则可以称为“身份性安排”；而汉代的安排则是“功能性安排”，级别最高的官员——如丞相——就是国家行政的一把手。

此外，有文散官、武散官，最高为从一品。武散官类似于今天的军衔，用来标记军官个人身份的高低；文散官与此相同，比如说“开府仪同三司”，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阶名，意味着拥有者的个人级别是从一品。此外又有封爵，从王到开国男分布在一到五品；又有勋官，从上柱国往下，对应正二品往下。

勋官最初的功能是奖励军功，从对应正二品的“上柱国”到对应从七品的“武骑尉”，被称为“十二转”到“一转”。唐代的授勋制度非常精密，首先区分了战争规模，有上阵、中阵、下阵；其次区分了战争成果，有上获、中获和下获；之后才区分个人的功劳。如上阵上获第一等可以一次授予五转，中阵上获第一等则授予四转。《木兰诗》中说花木兰“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这句诗肯定成书于唐代，意味着木兰获得了最高一级“上柱国”的荣誉。

《木兰诗》中还有“木兰不用尚书郎”一句，根据唐代官职，正二品勋官要想做官，需要从五品开始做，“尚书郎”也就是从五品上的诸司郎中。所以，木兰拥有两个等级，个人的级别是正二品，而要做官是从五品上。唐代奖励军功的力度之大，导致最高级的军功比六部尚书还要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官品结构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管理功能。

我们来概括一下。周代的爵位体制，即公、卿、大夫、士的体制，是一枝独秀的一元制度；汉代，二十等爵制用来奖励军功，若干石禄秩用来保障行政，是二元体制。魏晋以下出现官品，发生的不仅仅是级数的变化，而是结构上的变化：九品官职构成了大的框架，而官员品级、文武散官、勋官都列入其中，彼此之间有鲜明的可比性，可以称之为“一元化、多序列”。等级一元化的要求特别有利于辨析相互的身份，从而方便等级制社会中的人们交流。

二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

刚才只是对中国古代的品位制度作了一个简述，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很多，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概念工具把它们放到一条连贯的线索中。概念建构的起点就是“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区分。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二者都要分等、分类。

具体来说，当代世界的文官等级有两大类型，一类叫品位分等，另一类叫职位分等。在品位分等（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system）之下，所谓的“官阶”是个人的级别，用来标志个人的地位、资格、报酬，官阶与职位分离，可能出现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有官无职、有职无官的情形。而另一种文官等级类型叫职位分等（posi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在这种情况下，职位有等级，而个人无官阶，级别随职而定，不跟人走，在什么职位上就享受什么待遇。

一百年多年前，美国文官系统首创职位分等，而此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多以品位分等为主，因为第一，给人分等在技术上更简单，第二，传统社会富于身份性。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有利于灵活安排能力与资格之间的矛盾。比如说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兢兢业业，但个人能力不强，品位制度就可以给他更多激励，仍然让他在较低的岗位工作，但是授予较高的级别。

此外，品位的存在也有利于保障官僚的个人品级，赋予官员稳定和安全感。比如一个机构突然裁撤，官僚没有品位便成了平民；有了品位，就仍然有工资。另外，品位分等下官员也比较容易调动。之前我国的三十级工资制就是典型的品位分等，一个大公司的经理可以被调动去当县长，而个人待遇不发生变化，调动的阻力就比较小。

▲ 中国古代的桌游——“升官图”

而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一份权利一份责任，有利于保障科学、效率，保证同工同酬。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各国纷纷看到职位分等的优越性。它在技术上非常复杂，比如说美国几百万个联邦职位，需要一一作出评价，评判每个职位需要什么资历、应该得到什么待遇。

欧洲大陆和日本、台湾等在五六十年代便开始向此靠拢，而中国大陆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意识到这点差距，1985年废除了三十级行政级别制度，仅仅根据职位确定工资，个人没有级别。但是1993年之后又发现，没有了级别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便又开始推行级别。此前的职务有十二级、级别有十五级，官员的工资一部分来自职务，一部分来自级别；前几年级别增加到了27级，品位的因素又强化了。

品位与职位的划分可以运用到对中国古代的观察中。如果根据是否存在个人级别来区分不同的制度，就可以看到汉代的禄秩具有“级别从属于职位”的性质，而唐代的散阶则是典型的品位分等，是独立于职位的个人位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呢？

可以设想，如果专制集权高度强化，皇帝有能力严厉地控制官僚、把官僚变成自己的行政工具，便往往会对官僚的权益、地位和享受漠不关心，倾向于向职位给待遇，谁能做事，就给谁荣耀和俸禄。但在一些时代，皇权比较弱，而官僚特权化、封闭化甚至贵族化，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就像魏晋的门阀，此时就会发生品位化，出现优厚的品位待遇、复杂的品位序列。

▲先秦的爵命名目

下面我们来回顾历代的位阶体制，用品位和职位的概念来审视历代的勋爵制度。首先是周代。周代的公卿大夫士是典型的品位分等，理由有三：

第一，官职和爵位两分。以《周礼》中的设计为例，这里，公、卿、大夫、士构成一个序列，不同的职务构成另一个序列，不同品位的人可以担任的官职不同。

第二，各种礼遇都是按照爵位确定的。比如说能修几座祖庙、死亡的称呼方式、见面时带的礼物、乘的车，甚至吃饭用的餐具，都是按照爵级确定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根据墓葬出土的鼎的数量，就可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

第三，存在有爵无官的情况。比如说孔子的学生颜回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说自己家里穷、买不起椁，希望孔子卖掉自己的车来给颜回买椁。孔子回答“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按照礼制，大夫出门必须乘车，这是贵族的尊严；“从大夫之后”是对自己是大夫的委婉说法。但是事实上，在颜回死的时候，孔子没有任何官职，只是他贵族的身份、大夫的地位还在，他的采邑、收入还在。所以康有为有一句话：“有公卿大夫士之爵位者，不必竟得其事也。春秋列国大夫无数，而任职者无几。”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判定，周代爵秩属于品位分等，与当时的贵族政治相适应。人类史上的文官等级最初往往都是品位分等，中国也并不例外。

职位分等在国外是二十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但是在中国，秦汉的秩级就附丽于职位，标志职位高低，而不是个人品位的高低。如果没有职位，官员就没有级别可言。所以陈梦家说“禄秩决定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那么，怎样才能论证汉代的秩级是职位等级呢？

这可以通过考察汉代官员病愈、丧满之后再度入仕时，朝廷如何对待他的秩级来论证。汉代官员如果生病，三个月之内可以保持官职，而三个月之后就必须要辞职。病好了之后继续当官，以前的秩级皇帝还认不认？汉代官员也往往因为服丧辞职，丧期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五个月。生病和服丧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如果朝廷承认了病愈、丧满官员的秩级，就等于秩级有了个人属性；如果不承认，秩级就没有个人属性。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官员一旦离职，就丧失了个人的级别。比如说一个叫李咸的人，原来是河南尹（中二千石），因为为母亲丁忧，回来之后诏拜尚书（六百石）。这样的例子还能找到很多。这种行政级别制度显然有浓厚的职位色彩。在汉代，即便三公也很可能被皇帝免职，再仕之后有可能只能得到六百石的官职。这种情况反映了在中国官僚登上历史舞台之初，他们的特权是比较小的；而在此之后，官僚阶级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根，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唐宋，人们看到汉代官僚受到这样的对待，便觉得无法理解，比如宋代的洪迈感叹汉代“体貌大臣之礼衰矣”。

进入魏晋南北朝，出现了门阀现象。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变化的主趋势是从职位分等转向品位分等。首先出现了中正品，标志着士人做官的资格。其次，散官名号大量繁衍。汉代大致是一人一官，每一个官几乎都有明确的职责；魏晋南北朝以下，闲人、散官、冗号大量出现，发挥的是品位的功能。因为门阀子弟都要当官，皇帝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又不愿意做事，就只能给他们一些散官；这些人还想升官，就需要制造出更高的散官头衔。第三点是军衔的产生。汉代有将军号，但是那时的将军是要领兵打仗的，战争结束后将军号就会取消。但是魏晋的将军号是常设的，分布在一到八品，发挥的作用不是军职而是军衔，是军官的个人级别。今天也是如此，营长、旅长、排长，就是军职；少校、中校、上尉，则是军衔。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官号繁琐，可以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以萧道成为例，他是“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北朝的一个王爷高琛是“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能干，一个人做好多官职，其实一部分是爵、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号。这些现象反映了官阶的充分品位化，其背景是士族门阀的政治权势和选官特权。

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制度，用来标志个人的资位。官员入仕时先给散阶，考课晋升也获得散阶，任满离职之后，散阶可以维持名位，五品以上还可以领俸禄，这种制度被称为“阶职分立制”。

北宋时期用省、部、寺、监来做“本官”，标示资位、有俸禄；所任职事则另外称为“差遣”，可以领取岗位津贴或者职务津贴。所以唐宋官阶都是“品位分等”。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官大职小、官小职大的情况，比如说柳奭有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守中书令（正三品）、上骑都尉（正五品上）三种阶次，韩瑗有太中大夫（从四品上）、守黄门侍郎（正三品）、护军（从三品）、颍川县开国公（从二品）四种阶次，分别是他的阶、职、勋和爵。这里也有“行”与“守”的区分，如果个人级别低于所任官职的级别，就叫“守”；个人级别高于所任官职的级别，就叫“行”。

到了明清，专制强化，官僚的各种福利都明显萎缩，各种待遇都向职位靠拢。明朝的散阶其实就是官品的微调，官员经过一次考课，就可以申请一个散阶，然而它只是一个虚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在明朝，先有职、后有阶，阶只是一个虚名，可以封给父祖；在唐宋，则先有阶、后有职，根据个人级别的高低授予官职。

三总结

最后，让我们概括一下：

① 先秦的公、卿、大夫、士是品位分等的高峰，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部分。

② 秦汉的秩级具有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官僚特权较小，反映了秦汉以吏治天下的政治形态。

③ 魏晋南北朝的散官、军阶、中正品等，又是一个品位分等的高峰，适应士族统治。

④ 唐的散阶与宋本官仍然属于品位等分，但是已经超越了士族统治，向官僚政治回归，因为做官来自散阶，散阶来自门荫；升官则依赖考课，是官僚政治的因素。

⑤ 明清专制加强，官僚特权萎缩，散阶大衰，待遇向职位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