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品格的诗意表达

原标题：草原文化品格的诗意表达

　　内蒙古的“草原歌曲”为什么长久地备受欢迎？

　　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时候，回顾“草原歌曲”的文化根源，对推进内蒙古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显然是有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拉开“边塞歌派”序幕的就是1951年蒙古族音乐大师美丽其格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进入21世纪，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崛起以及“草原旅游”形成的影响力，内蒙古的“草原歌曲”风靡大江南北：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原生态唱法，不一而足。显然，这是对我国“边塞歌派”的继承、细化、推进和发展。

　　纵览草原歌曲的歌词不难发现，从50年代《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草原牧歌》、60年代《草原晨曲》《赞歌》、80年代《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草原晨曦圆舞曲》《我那落地生根的故乡》《乳香飘》、90年代《草原恋》《草原夜色美》《雕花的马鞍》等等，其中“蓝天”“白云”“骏马”“毡包”“鲜花”“牧歌”“奶酒”“哈达”等等这些文化符号，携带着草原人民特有的自豪情怀，伴随着舒展而优美的旋律，一发而不可收。

　　随之，《蒙古人》《天堂》《吉祥三宝》《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我从草原来》《蓝色的蒙古高原》《草原在哪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传说》《草原迎宾曲》《呼伦贝尔大草原》等作品，也成为近年来广为流传的知名歌曲。

　　然而，“草原”是什么？是一个符号还是一种文化？当21世纪出现了《我是蒙古人》《银色的毡房》《好甜的歌儿唱草原》《陪你去看草原》《草原是首歌》《草原上的星》《忘不了我的草原》《这片草原》《爱在草原》《天堂的草原》《心中的草原》《遥望草原》《草原对你说》《草原儿女》《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祝福草原》《草原河啊母亲河》等又一批“草原歌曲”时，透过那悠扬的旋律、动人的音色、诗意的词句，人们不禁探问，我们究竟从“草原歌曲”中听到了什么？

　　人的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通过意志、感情、语言表现出来的。而语言，尤其是“歌词”，则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意志”和“感情”的集中表现。

　　歌唱，尤其是源自真情实感的歌唱，历来是草原民族与生俱来洒脱而豪放的生命状态。这一点，我们从腾格尔《天堂》的歌唱风格即可领略：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纯朴淋漓的纵情放歌，尤其是副歌部分不着一字尽显真、纯的深深意味、袒露心灵的直接和率真，都是对草原文化品格的极致发挥。正是由于草原文化品格的这种“真”和“纯”，草原歌曲才拥有了强悍的生命力。民歌《嘎达梅林》和《牧歌》，表现的就是草原民族由自发到自觉、由自觉到自然而显现出的“英雄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文化倾向。它不仅是“草原歌曲”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和创作资源，而且是草原歌曲的文化精髓。

　　今天当歌者依然以“那流沙般的岁月，给了我牧人的勤劳；那荆棘似的征程，给了我骑手的勇敢”（《草原恋》）为骄傲时，以“草原的胸怀”“牧人的勇敢”（《雕花的马鞍》）为光荣时，草原——马背民族——英雄——勇敢，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牵系历史的记忆与民族的豪情，展示出“英雄崇拜”在歌唱中厚重的文化内涵。

　　草原歌曲里的“英雄”是一个延展性概念，骏马、骆驼、雄鹰，凡具备这种品格的事物，都在赞美之列：“解放祖国的战斗里，心爱的战马和我在一起，在那激烈的战火里，冲锋陷阵从不分离”（《我的快骏马》）。“骆驼啊，骆驼，金色的骆驼，风沙漫漫，昂首天外，烈日炎炎，绝不退缩。没有叹息，没有哀怨，永远是一支奋进的歌。”（《金色的骆驼》）这是“英雄崇拜”与“自然崇拜”的重叠，也是“草原歌曲”特有的文化品格。

　　在草原歌曲里，歌颂党的领导、歌唱幸福生活，成为“草原歌曲”不衰的主旋律。这类歌词里，依然有白云、蓝天、绿草、清泉、骏马、羊群、奶酒、哈达、篝火、马头琴……这是草原人民发自内心的歌唱，如《赞歌》《各族人民心连心》《牧民歌唱共产党》等等。“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 “一棵树，万朵花，各族人民是一家，永远跟着共产党，千年万代不分家。” “在那万马奔腾的草原上，丰收的歌声响彻四方，走上富裕的道路多么宽广，牧民永远歌唱共产党。”这些歌曲用词之饱满、用意之激昂、用心之诚挚，是草原人民热爱党、心向党的真情表达。

　　草原歌曲中“自然崇拜”的品格，是建构在牧民对自然规则充分理解、感恩和崇敬的基础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毡包就像白莲花”“勒勒车载我逐水草迁徙，阿妈的歌谣伴我入眠”……我们从这些歌词中，听到了天人合一、天人相谐、情景交融的惬意和一份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自由，折射出来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这是草原先民反复体验并被传承下来的情感表达，它所凝聚的心理“定势”与来自外界的表象加以组合，转化成为艺术作品中丰富多彩的“确定的、具体的、可鉴的对象”——“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河水，绿绿的草原”，“飞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天堂》）共同构成的是“心理定势”中的故乡，其心理基础就是“自然崇拜”。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来被影视作品多次选用、在草原上广泛流传的那首《劝奶歌》（即《陶艾格》）。当母牛、母羊和母骆驼拒绝为自己的孩子哺乳时，蒙古族阿妈就会咏唱这首歌。深切而哀婉的旋律、慈爱而苍凉的音色，反复咏唱三个音节：“陶、艾、格”，直到感动那些非人类的“母亲”。歌曲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歌曲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可见，当草原民族把大自然“力的结构”与人类感情“力的结构”结合起来时，在两者或统一或冲突的关系中，“无我之境”就转化成了“有我之境”，其力量是难以言说的。

　　有一位哲人说过，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美感，那是因为我们在审美对象中发现了自由。而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在世界中选择自我。自由，是一种境界，是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吉祥三宝》的巧妙就在于揭示了单纯而质朴的和谐与自由。挣脱追逐功利的心灵羁绊，抛开承载生存艰辛的自悯自叹，大气而坦然地面对现实，才能尽享草原歌曲里的那份自由。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对于草原歌曲传递出来的那种“自由”境界就越是向往。

　　艺术规律告诉我们，只要草原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那么内蒙古草原文化作为草原歌曲“根文化”的基质就不会改变。“英雄崇拜”与“自然崇拜”作为草原歌曲的精髓，就依然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