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25岁拍29部电影 死后5名女子为其自杀

原标题:阮玲玉：她25岁时拍了29部电影，也将自己的生命终止在了25岁（赠书）

★ 有人说，25岁是一个女性最好的年纪。阮玲玉25岁的时候拍了29部电影，也将自己的生命终止在了25岁。

★ 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 她葬礼的这天，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 万人。光上海就有至少5名女子自杀，直至今天，她的名字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无人不知。她就是阮玲玉。

她的故事，要从一个男人开始说起，这个男人叫张达明，也是阮玲玉的第一个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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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4 月26 日，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出生在上海。阮玲玉的父亲叫阮用荣，是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因为积劳成疾，在阮玲玉6岁那年，他因肺痨去世了。一年后，阮玲玉的母亲带着阮玲玉，到上海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里去做女佣。也正是在那里，7 岁的阮玲玉，第一次碰到了张家的四少爷，当时可能是14岁左右的张达民。

因为身为佣人之女，阮玲玉童年的生活空间十分狭窄，只有在佣人聚居的张家后院里。孤独的童年也是造就阮玲玉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生活条件艰苦，阮玲玉的母亲还是一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认为阮玲玉不能作为一个佣人的女儿一辈子这样过下去，一定要想办法出人头地。

所以阮玲玉8 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读书，并有了一个学名叫“阮玉英”。一年后，开明的母亲觉得私塾里那些《三字经》《女儿经》太过时了，就千方百计求了自己服侍的张家大老爷（张家老爷是崇德女校的校董），让阮玲玉以半价的学费，进了当时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

阮玲玉剧照

1925年，15岁的阮玲玉已经亭亭玉立。而张家四少爷张达明刚混得一张大学文凭，也不去寻工作，整日闲逛，晚上就去去舞厅，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开”（上海本地俗语，指没有生存技能、依靠家里的富家公子）。

张达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认识了阮玲玉，并立刻对她一见倾心，发起了热烈追求。说是追求，无非也就是那几套：尾随阮玲玉去公园，然后装作邂逅。知道阮玲玉喜欢看什么书，买好后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说正好自己也在看。再就经常接济阮玲玉的母亲。

彼时只有15岁的阮玲玉，从小在一个卑微和孤独的环境中长大，自是无人对她如此热烈过，更何况张达民白白净净，仪表堂堂，很快，就和他坠入了爱河。张家四少爷和一个佣人的女儿谈恋爱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大太太，也就是张达民母亲的耳朵里。和所有的爱情戏码一样，当妈妈的完全不能接受这段恋情，要求立即终止。

张达民选择服从母亲，但也选择“捍卫爱情”，他给阮玲玉提出了建议——搬出去，搬到我给你租的地方去，我们悄悄同居吧。于是，阮家母女被张达民安排到了上海四川北路的鸿庆坊。16岁的阮玲玉，选择了退学，和张达民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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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跟着张达明，除了一些生活费以及张达明的甜言蜜语之外，几乎没有自己的自由，这样的感情注定不能长久。果然，几个月过去后，张达民又回到以前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了，给阮玲玉的生活费也越来越少。但是阮玲玉此时没有选择离开他，若是最终因为经济上无以为济，两人分开倒也好了。

但就在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阮玲玉命运的人，那就是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张慧冲在民国历史上，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当时自己有一家小的电影公司，为了帮阮玲玉维持生计，他提议阮玲玉可以试试去面试电影演员。阮玲玉听从了这个建议，参加了明星影业公司的面试。

毫无表演经验的阮玲玉，被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出演《挂名夫妻》的女主角，随后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等一系列电影，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踏上从影之路，可以说是阮玲玉的幸运，但也是她噩梦的开始。

阮玲玉一开始在明星影业公司接拍的电影，大多是些小成本电影，影响力并不大。因为频繁接一些武侠片，阮玲玉甚至被外界称作“花瓶”和“妖女”。又因为和电影公司老板有所矛盾，阮玲玉一度还陷入无戏可接的境地。

阮玲玉的电影之路发生转机，是从1929 年收到联华公司的拍片邀请开始的。

改变阮玲玉电影之路的一部电影是《故都春梦》，这部电影大胆启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在1930年8 月底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成功，使阮玲玉被聘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

到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前，阮玲玉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 ）等6 部广受欢迎的影片，以出色的演技一举摆脱了“花瓶”的形象，成为当时的一线女明星。

阮玲玉的演技究竟怎样？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郑君里曾说：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那么收放自如，除了她的天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被阔佬玩弄的风尘女性；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

导演郑君里的评价是：

“在临场时间，阮玲玉通常是随便而松弛的：有时开开玩笑，有时打打毛线，有时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听着导演的简单的嘱咐，可等她一站到摄影机之前，在转瞬之间，她的神态、情感、动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兴地流露出来。没有强迫和夸张，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的痕迹，一切显得纯真、新鲜、恰当。这时候她与角色已合抱为一。可是一待导演发出“停止”的号令，她又毫不费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妆，恢复了她愉快轻松的本来面目。”

确实，如果苦难是一种经验，那么对于阮玲玉来说，“经验”之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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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遭遇的第一个麻烦，就是来自张达明的勒索。张达明自己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一直靠家里接济。在张家大老爷去世后，他又很快花光了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然后迷上了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于是，张达民就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

彼时的阮玲玉，名气已经越来越响，片酬收入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一开始，她还抱着和张达明复合的想法接济他，但是她后来发现，这个张达明，其实就是个无赖+无底洞。

渐渐地，阮玲玉不愿意再给张达民钱了，而张达民的丑陋嘴脸也就慢慢暴露了出来：不给钱？就想尽各种办法要！

其中最让阮玲玉接受不了的，是张达民一直扬言要把她16 岁就和自己同居的故事捅给小报记者——他甚至会把当时小报报道另一个影星胡蝶打离婚官司的各种花边报道拿给阮玲玉看，作为无声的恐吓。

阮玲玉一直是个爱脸面之人，此时又已是明星，自然害怕张达民的要挟，只能一次又一次接济张达明。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拜托联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帮张达民谋得光华剧院经理的职位，月薪120 元大洋。阮玲玉觉得，男人有了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能消停了——但她也太低估渣男的战斗力了。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和当时的不少演员一样，阮玲玉也去香港躲避战火，在这时候，她还带着张达民。

在香港， 阮玲玉遇到的第二个改变她感情轨迹的人——唐季珊。和张达民相比，唐季珊就显得更加高大了：他是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名气的富商，做茶叶生意，同时又是阮玲玉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大股东。

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次应酬场合认识，当时阮玲玉并没有把唐季珊放在心上，但唐季珊却被她迷住了，随即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一开始，阮玲玉是回避的，但唐季珊无论形象、财力、温柔体贴程度都远胜张达民，一直渴望一个依靠的阮玲玉，渐渐对唐季珊产生了感情，并开始和他交往。

这个时候，阮玲玉收到了一封女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张织云，曾经也是一名电影明星，和阮玲玉气质很像，而她就是唐季珊的“现任女友”。

在那封信里，张织云说：唐季珊在广东有一个原配夫人，因为唐季珊的发迹全是靠那位原配夫人家里的财力和势力，所以一直不敢离婚。

她在信中告诉阮玲玉：自己的今天，就是阮玲玉的明天。阮玲玉并没有把这封信当回事，认为张织云只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她相信唐季珊是真心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

回到上海后，阮玲玉就离开了张达民，搬到了唐季珊在新闸路买的一幢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开始和他同居。

张达明是不敢动唐季珊的，但他还是找到了阮玲玉，要求阮玲玉补偿他“分手费”。阮玲玉只要能摆脱张达民，愿意接受他的苛刻条件——两人签订了《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

其中第二款明确规定：阮玲玉每月给张达民一百元，以二年为期。阮玲玉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张达民，和唐季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但她不知道，她对张达明越是宽容，给自己的后来留下的隐患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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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每月100元，普通老百姓足够花了，但根本满足不了张达民的胃口。手头拮据的张达民很快就重新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而且这一次开口就是索要5000元大洋。

阮玲玉还去征求唐季珊的意见，唐季珊自然不愿意，表示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出，也不建议阮玲玉给他钱，因为张达民就是个无赖。于是，阮玲玉这次就狠下了心，一分钱也不给张达民。

没想到阮玲玉敢反抗的张达民，随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告阮玲玉当初住在张家的时候，偷走了不少张家的值钱东西，后来把东西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给告了。唐季珊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马上也向法院递了状子，说张达民诬陷他，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怎么证明呢？他要求阮玲玉自己在报纸上刊登一份启事：她和自己虽然同居，但经济独立，从来没送过自己东西。一个男人诬告，另一个男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抛出的，是同一个女人。

但阮玲玉当时还是爱着唐季珊的，软弱的她最终按照唐季珊的意思，在报纸上刊登了那条关于同居但经济独立的告示。

其实只要唐季珊一直跟阮玲玉在一起，她是可以忍受的，但她这个最后的卑微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很快，她就发现唐季珊有了新的女友，那个女人还是自己同一个圈内的朋友，名叫梁赛珍。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从那时候起，唐季珊开始打骂阮玲玉。阮玲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她又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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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遇到的第三个男人，叫蔡楚生，他带给阮玲玉的，不仅是感情上的安慰，甚至是灵魂的冲击。

蔡楚生是一名导演。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就是蔡楚生导演的。在蔡楚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曾经邀请过阮玲玉拍电影，但被阮玲玉谢绝。蔡楚生成名之后，阮玲玉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找她，没有想到，蔡楚生又一次请她出演自己导演的电影：《新女性》。

《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女主角原型韦明是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是中国首位自杀的电影明星，很有才华，除了拍戏，她还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在当年被称为作家明星。然而，艾霞的情感生活却很不顺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然后又谈了一场让人心碎的恋爱，23 岁的艾霞最终服毒自杀。难道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蔡楚生是艾霞的好友，他发现艾霞去世后，还有一些无良小报在恶意中伤她，于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而女主角，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阮玲玉。

阮玲玉拿到剧本通读一遍之后，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女主角就是自己。《新女性》这部电影，可能是阮玲玉拍得最投入的一部电影。在拍女主角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场内工作人员都淆然泪下，而一直结束工作就很容易出戏的阮玲玉，也因为入戏太深，直到拍摄结束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两个人慢慢聊起了天，才发现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阮玲玉一样，蔡楚生也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和当时大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导演不同，蔡楚生是从一个电影片场的义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张达民和唐季珊。她对蔡楚生说：“我多么想成为一名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但我太软弱。”那一夜聊天之后，两人的关系明显走近。《新女性》上映后，由于是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颇受瞩目。

但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小报记者的反面形象，电影受到了当时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抵制和攻击，要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一些报纸甚至又开始诋毁阮玲玉。情感和事业双双受挫，阮玲玉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她希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

她希望蔡楚生能带她远走高飞。实事求是地说，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了。蔡楚生尽管仰慕她，但要他放弃辛辛苦苦拼搏来的电影事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在经历了情感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之后，刚刚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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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3月7日晚，阮玲玉晚上回去之后，对自己的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吃碗面，母亲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进了卧室。子夜一点多，阮玲玉写好两封遗书，将3瓶30粒安眠药都倒进面碗，吃了下去。尽管唐季珊试图抢救阮玲玉，但是一代芳华阮玲玉还是于1935年3月8日下午6 时38 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阮玲玉的死讯传来，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哗然。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留下的遗书到底写了什么。一开始，唐季珊不肯拿出来，在外界的一再催促下，他终于拿出了两封遗书。唐季珊拿出的两封遗书，第一封，是说没有任何对不住张达民的地方，每月给他一百元等等，最后结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赡养老母和代养养女（这两点唐季珊后来都想尽办法守信做到了），并在信中说对不起他，拖累了他。不过，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大家怀疑是唐季珊捏造出来的。

不久之后，发行量只有1500 份的《思明商学报》刊登了两封号称是“阮玲玉真正的遗书”，说是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的（梁赛珍和梁赛珊姐妹在提供了遗书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那两封遗书中，阮玲玉的语气明显要激烈很多。第一封写给张达民是：“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第二封写给唐季珊的是：“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关于这两封遗书也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是用来攻击唐季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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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遗书是真是假，阮玲玉的葬礼还是在1935 年3月14日举行了，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下午1点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 位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 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在惊奇之余，写下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更让现在人都为之惊讶的是，还有不少影迷，随阮玲玉而去。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自杀——可能因为阮玲玉扮演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一直鼓舞着她们，而阮玲玉的自杀，让她们的信念崩溃了，因为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关于阮玲玉的死，世间流传最多的便是那句：人言可畏。人们无不为这位一代芳华的离去感到可惜。阮玲玉一次次的屈服，却没有给自己的感情生活带来转机，反而愈加恶劣，即便是现在，社会已经如此开放，女性在感情生活中依然存在许多不平等，但在情感面前，生命依然无比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