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他最终选了和父亲一样的“专业”

原标题:51岁，他最终选了和父亲一样的“专业”

拙见说

高考阅卷工作结束，各地成绩陆续公布。百度百科曾专门对TFBOYS成员王俊凯做了个高考行程来追热点，今天小凯晒出自己高考成绩，毫无疑问又刷了一波朋友圈。两个月学完三年知识，到底是不是学霸？

小凯到底值不值得大家来佩服，就留给粉丝们去争论吧。今天拙见要谈到一个人，那可不是学霸这个标签能配得上的。说起他的作品，大概有4000余万字。但他自称是“爬格子，像是贫血的妈妈拼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

他四岁念完《大学》《中庸》，五岁读完《论语》《孟子》，六岁就会动笔写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他就是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说起曹聚仁先生，可真是谜一样的人物。历史课堂上都会提到他负担第三次“国共和谈”的使命，但他却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曹先生的儿子曹景行同为媒体人，在他口中，父亲的故事是如何展开的？6月17日“在我们成为孤儿之前”，拙见+邀请到著名媒体人曹景行，讲述国家与民族百年变迁中，一个家庭的悲欢与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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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父子 两代媒体人

曹聚仁与曹景行，他们都是中国新闻史上无法忽略的名字。前者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文化人，抗战爆发后“带笔从戎”，奔赴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撰著了第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抗战画史》，给后人留下了详实的抗战资料。

而后者曾担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转行电视媒体后，历史性地创办了凤凰第一个评论节目《时事开讲》，该节目更被《新周刊》评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

同为媒体人，外界不免将曹景行的职业生涯看作是“子承父业”，但实际上他三岁时父亲便去了香港，父子团聚的时间也不过一个月。曹景行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盼。”

父亲节前夕，在拙见的舞台上，曹景行也思考着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父亲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我，父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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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

《安娜·卡列尼娜》开篇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个模样，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曹景行一家的“不幸”似乎要从追溯回上个世纪那段动荡的岁月：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香港，原打算暂住一年半载，等大陆的情况明朗一些就回去，岂料一别就是二十年......

曹景行一家全家福

曹聚仁去香港的原因有许多猜测，但实际上理由很很简单，就是到香港寻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他手上的一支笔杆不仅记录了两岸关系、时事政治，更是承载这一家五口人沉甸甸的生活重量。每天三千字，每月近十万字，这种写作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的生命尽头。

“他最后病危的前夕，在医院里面的病床上，他已经人都坐不起来啦。有一张照片，他拿一块板，手那么举着在写稿子，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还在写着，因为报纸上的专栏还在等他的文字。”曹景行说，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觉得亏欠与心疼。

曹聚仁最后一张照片

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家子不仅聚少离多，曹景行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我父亲这一辈子，他没见过我的妻子，没见过他孙女，我也从来能够有机会问他一下，这个字怎么写。我甚至没有机会在父亲节，给他一个问候。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虽然曹景行戏称自己为“留守儿童”，但是回忆里也并非全是不幸。1956年，九岁的曹景行和母亲一起到北京，见到了父亲曹聚仁。似乎是为了弥补不在身旁的遗憾，这段日子里，曹聚仁对儿子是有求必应。

曹景行是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他看到我对饭店下面卖邮票的地方很感兴趣，当时小孩都集邮。他说你要的你全买下。当时我记得是五块钱，那是很大的一笔数，我把当时新的邮票都买了一套。那时我的满足感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居然可以这样，我不是五分钱、一毛钱去买邮票。”

借助庄启东的《新中国工资史稿》，我们或许可以稍微感受五元在当时是一笔怎样的巨款：1956年上海普通公务员每月工资为30-50元左右；根据《上海价格志》显示1956年米价是为每斤0.121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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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一月 影响一生

曹景行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不同的媒体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但最核心的还是对新闻本身的把握。”把握新闻有多种方式，但总体离不开知识储备以及看待事件的思维逻辑。

家中的读书环境让曹景行从小养成阅读习惯，“读书成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不可以不看书。”还有就是从小看着大人谈论大事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看待事情的视野与格局，“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非白即黑，原来还是可以有白和黑之间的交互、影响。我要关心世界上大一点的事情，不是只是纠缠在小事身上，看的远一点，看得长一点，而且看得复杂一点，不是那么简单。”

除此之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担当也深深影响曹家后辈。“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这首诗是曹聚仁作为战场记者的写照，也是他对子女的希冀。

四行仓库保卫战

曹聚仁将自己比作是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笔下的“灯台守”，一个孤独的老人，独自守望灯塔，一生都在等待。前半生他作为战地记者，在血与火、生与死面前，一次次走上最前线，还原最真实的战斗场景。其实他大可不必做这样的事情，一切都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

所以对于曹景行来说，即便父亲不在身旁，一脉相承的却是一个家族的内在精神与信念。这种信念在家人之间形成，并在潜移默化中达成了家族的共识，以一种隐而不见的方式影响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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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欠是一辈子难填的遗憾

谈及过往，曹景行还是难掩遗憾之情，“因为可以说在他去世前，我一点点东西都没给过他。我27岁下乡，在农村的买到的很好的茶叶，我也没办法带给他。我甚至在他生病病重的时候，我连一句问候的话都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尤其是打香港，一封信要十来天。”

不过他也坦言，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宿命。正如在对谈中所说的“我父亲出生在上世界，整个国家的七十年非常起伏的，他的一生和这个国家是完全扣在一起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每一个人的家庭，实际上都是过去一百年的国家与民族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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