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理和：老子西出函谷关是去印度成佛了？

原标题:许理和：老子西出函谷关是去印度成佛了？

文 | [荷]许理和

节选自|《佛教征服中国》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 授权发布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至少从公元4世纪初开始，有种理论便弥漫着强烈的排佛、反对外来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的情绪；而且，一旦被装扮成某种反对外来教义的武器之后，它就逐渐在以后有关佛教的争论和论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直到蒙元初期。

这种理论发源于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并在其中传播，即道教徒阶层。道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运动源起于后汉，其基本目的是追求肉体不死、羽化而登仙的境界。道教既可作为一种宗教教义，又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元3世纪末或4世纪初，正是在由这些道教领袖和有教养的信徒们所形成的圈子里，出现了很有特色的有关佛道争论的最初一些征兆。

老子化胡 佛教和道教相遇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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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化胡说”源起于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道教圈子。依照这种理论，佛教不过是老子西去“化胡”后所传的教义。如今对化胡说最古老的形式所知甚少，但是根据一些资料片断，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不是作为武器攻击佛教教团而产生的。

这个传说最初当然是根据《史记·老子传》中的一段著名故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这个传说可能不会早于司马迁的时代：庄子谈到过老子的死亡，《水经注》则提到老子的墓。

福建泉州老君岩老子像

而第一次提到化胡说是在公元166年襄楷的那份著名上书里，这也是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提到佛教。其中有句话是襄楷用来赞美佛教的：“或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裴松之在他弥足珍贵的《三国志注》中摘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其中有一句话对印度作了神秘的描写：“《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屠。”

根据这些早期资料，我们或许可以说，化胡说起初并非被用来作为一种排佛的策略。至少“襄楷奏书”一例明确表明这个故事并未被用来显示佛教的卑劣和荒谬，而是把它与中国古代圣人的名字相联系，借此强调佛法清净而又慈悲为怀的特点。

事实上，化胡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把道教的思想和实践与一知半解的佛教相混合的佐证，而这种佛教明显带有汉代佛教的特征。因此，道教徒对这种外来教义跟他们自己的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备感惊讶，并在老子“西去”的传说故事中找到了解释这种异乎寻常的对应关系的原因。

而且，正如汤用彤所说，这个理论很可能受到了成长中的道教阶层以及最初的佛教僧团领袖的双重欢迎。因为一方面这能促使道教徒吸收佛教的实践与制度，尽管它似乎起源于外国但却能溯本于老子；另一方面，它又能通过把佛教说成“道教的外国分支”而使佛教对中国公众更具有亲和力。

佛道冲突的早期历史 围绕《化胡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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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约公元300年，关于这个传说开始出现争论。根据5世纪初的一些最原始的资料，道教徒王浮，当时曾与中国著名僧人帛远辩论而屡屡受挫，后来他伪造了一部经，题为《（老子）化胡经》，这部奇特的著作在后世从未缓和的佛道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说这件事发生于汉惠帝年间，大概在8年之后，“化胡说”出现了带有佛教色彩的重新解释。《化胡经》当时在长安上层社会中已经非常有名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也正是在北方出现了早期佛教回应道教的一些线索。

我们简略地说说《化胡经》后来的历史。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王浮撰写的一卷本《化胡经》原本逐渐得以扩展和修改。到了隋代，这个文本已经扩展为2卷；公元8世纪初，它成了一部10卷或11卷的作品，汇编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来源的各种故事，其中有些自相矛盾的内容还遭到了佛教作者的讽刺。当时，围绕“化胡”这个主题生发了一整套伪经文献。

唐·佚名绢本设色《引路菩萨图》，注意看菩萨是有胡子的

唐高宗时《化胡经》遭禁，但在公元696年，道教徒力劝武后撤消了这项决定。9年之后，僧人惠澄上书请求禁断该经。同年，尽管几位支持道教的朝臣反对这项建议，但《化胡经》和其他同类作品仍再次遭到官方禁止。不过这次禁书也以失败告终，有关“化胡”的文献在宋代继续发展壮大。

然而，僧人阶层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公元13世纪中期，蒙元皇帝鉴于佛教的特权地位而下发一道诏书，禁断所有有关化胡说的文献并下令毁版销毁。这次禁书非常有效：除了部分零星散见于早期经论的引文尤其是在佛教护教论文里，以及敦煌文书中版本较晚的、内容奇怪的《化胡经》残卷以外，各种版本的《化胡经》和其他同类作品全都消失了。

公元6世纪以后的佛教护教论文大量引用了《化胡经》的内容，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老子在西方胡人中传播教义并不是为了救度他们及解脱他们的生死沉沦，而是为了侮辱、削弱甚至灭绝他们。

汤用彤已经注意到下述有趣的事实：公元4、5世纪的一些作者似乎已经受到了这个说法的影响，结果中国看待印度“胡人”的传统态度和评价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早期资料中，印度的居民被视作是友好的，尽管稍有些柔弱。他们“偎人爱人”，他们“修浮图道不杀伐”，他们“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而《化胡经》的引文却反映出在公元4世纪上半叶这种观念已经有所变化。把印度人的性格及与之相似的佛法当作对其民族罪恶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解毒剂。

排佛论的思想根源 胡族入侵的苦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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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4世纪初期开始，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在化胡争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化胡经》中既然把由老子向西方胡人教化的“佛”法只看作一种遏制和灭绝的办法，那么还有什么比把这种致命的武器介绍给中国更蠢的呢?

排佛论中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特质在公元4世纪初的化胡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表现在《化胡经》自身的构成以及公元4、5世纪的反佛作者所写的一些作品之中。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佛造像

一旦我们审视公元300年前后的历史背景，这些情绪就变得极易理解，也极为重要。匈奴和羌族逐渐入侵了中原领土，不久他们就征服了北部中国。这一定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中间的排外情绪。只需读一下江统写于公元299年的《徙戎论》，就能感觉到其中的恐惧、不安以及危机意识。

这种气氛并不是毫无理由的：那时迁入的外来人占到陕西人口的一半；军队的兵员有一大部分来自非汉族的雇佣军；匈奴首领刘渊在北方组织并联合了五个部族，宣布自己是汉朝合法继承人，并开始进攻陕西，且在公元307年僭称皇帝。同年，最上层士大夫开始大规模迁移，把北方留给了胡族入侵者。

尽管事实上当时在士大夫中的排外情绪主要针对北方部族，而在那些部族中佛教一上来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然而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感情很快就扩展到了针对着所有“胡人”，包括中亚和印度的胡人。

在研究早期佛道冲突史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须加考虑。首先，佛教在农村人口中的逐渐扩张势必会削弱道教教团的力量，同时也必然会激化道教领袖及其朝廷代言人的排佛态度；其次，大约在公元300年，佛教开始在士大夫及上层社会中、在朝廷权臣和王室成员中产生了影响。这必然导致两个集团之间冷酷的竞争：佛道间此后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朝廷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