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呈上野史一枚：数十年前《罗密欧与朱丽叶》访华演出，正不知如何向中国人民“宣番”，周恩来总理一句“外国的梁山泊与祝英台”，举座展颜。
跨文化翻译好比夫妻，往往以误解致和谐。是以2011年，日本已故女作家向田邦子的小说选和书信集向中国“输出”时，腰封上便赫然印着“大和民族的张爱玲”。尽管干白干白的日译书写体跟张爱玲一字百磨的汉语搭不上界，上海人粒粒历历的心思更与向田明快简洁的室内家庭剧不甚相配，可读者如我仍一面哂笑，一面叹服这帽子扣得妙：若不是有那上海才女坐镇书脊，在这全民写作全民废书的时代，一个“xx子”的私人信件和短篇小说，入得了谁的法眼？
向田邦子生于1929年，是昭和年代日本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家。虽说曾是一代人的国民偶像，惜英年早逝，而今在日本怕早已过了“赏味期限”，只化为最高编剧奖的奖项和研究所的标牌。趁着大陆第三波日本出版热而来的短篇小说集《隔壁女子》《回忆，扑克牌》和书信集《向田邦子的情书》，90后的年轻人读起来未免时空错乱，30到50岁的中国人倒普遍觉得亲切：那是昭和（1926-1989）的味道。日本人把古意盎然的年号保存至今，理由可能仅仅是“不忘天皇”，而对于80年代正当年的中国人来说，“昭和”标志着近代以来最美好的日本形象：女排和《望乡》，松下幸之助与小津安二郎，高仓建与酒井法子，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血疑》和草帽歌，温柔悲情，热血纯真，西历19世纪末的欧洲诗人诗化了肺结核，昭和的日本影视则让白血病成了传说。
张爱玲写尽了乱世怨毒，向田的“昭和风”却意味着一个踏实年代的欢笑悲忧。从历史的地图上俯瞰，向田所书，乃是日本全民齐向上、“一亿总中流”的50到70年代，彼时传统家庭渐衰，消费家庭正兴，转折的阵痛中，最奢华的利益是“有一些”个人空间，“不文明，有人性”，则成了伦理的底线。正是：没有一夫一妻，何来“小三”“小四”？向田那清淡的家庭伦理剧，处处是杯中风波、无声惊雷，而细民的气派，尽现于微小的抉择的时刻。咯吱咯吱踩着缝纫机的幸子（短篇小说《隔壁女子》），隔着薄薄的公寓墙壁传来邻居的春声，那酒吧里的风尘女子有个声音动听的情人，他说他走过很多地方，他用低沉而响亮的音色，在女人的身报着国铁的站名：“上野，尾九，赤羽，浦和……”
家庭主妇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化的结果，可向田说，在遭到丈夫无端训斥的那一刻之前，连幸子本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拮据的家庭中，流逝的岁月里，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被钉上了粗鄙无文的标签呢？28岁的年轻妻子不甘心了，她想起了那声音被人听光了的男子。
张爱玲和向田的共通点之一，是她们都抓住并展现了狭窄的室内生活场景的魔力。白流苏的窗口使那伊呀的胡琴成为一个颠簸又浪漫的世界的田园诗，而对幸子而言，墙壁曾是清白家庭尊严的象征，如今摘了面具，她过街穿巷觅声而去。旅馆一夜，她原想偷偷珍藏，直到男子本出怜惜的钞票冷了她的心，酒吧女的嘲讽烧了她的脸，她才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骗丈夫去登山，再去寻那男子的踪迹，到纽约一去三天——那年月日本人成群结队地出国旅行不新鲜，拮据而保守的家庭妇女单身出去，仍不啻火星探险。
梦幻般的三天里，自始至终，男子不曾薄情负义，却是她选择回来。提着旅行箱上楼，走惯了的楼梯变高变陡，可是要不征服它，就没法回到家。她明朗地喊：我回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去爬山。丈夫柔声说：别说了，其实，我刚刚也去了山下。
欲望只有偶尔才是肉欲的，辗转相就，低地开花，这是张爱玲式的，也是向田式的，辗转在社会成规边缘的戏剧性。日本人写家庭，要么扭曲阴冷如平成的家庭主妇凑佳苗，老师家长学生、夫妻父子情人，无一不变态，三界之内尽火宅，要么悲欣交集婉转温情如这昭和的向田，围城内外、中年危机、痛痒难当，哪怕摔了盆砸了锅，同一屋檐下到底是自家的血脉。向田笔下多的是情义男儿，却注定过刚而易折。昭和的男人以公司为天，常常来不及未雨绸缪，“铁屋子”一塌，一家之主不是吓倒就是吓跑。
《核桃里的房间》中，父亲到一个卖关东煮的贫女人那里“蜗居”去也，长女桃子成了桃太郎（中国人会讲成花木兰），一边打起家庭保卫战，鞭策恍惚的母亲和未历人事的弟妹，一边挥剑斩情丝，一次次成全自己爱人与别人的好事。直到弟弟说“你也是时候关心一下自己了”，桃子才发现，所有的家人都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母亲晚上神神秘秘地出去，却原来是在跟那出走的父亲约会。
向田笔下没有“最后一分钟营救”，因为她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家庭，本来就是对经济社会最浪漫的救赎：很多痛苦没办法分担，但分担痛苦的意愿却可分担。正因为生活有轨道，在偏离航向时也有地图可参，由是不必千回百转，读者便已熏然潸然。
昭和的流风遗韵，到了平成年代成了三个字：“治愈系”。日本半个世纪的文学，绵而溯之，早有一条这样的灰线：池波正太郎和藤泽周平的时代小说里眷恋儿女私情却不误天下大任的下级武士、89%E8%B0%B7%E5%B9%B8%E5%96%9C&cat=1001">三谷幸喜和柴门文的剧本中爽直清新和恰到好处的滑稽，都洋溢着向田邦子的气派。2011年大热于东南亚的系列短剧《深夜食堂》，讲深夜开的“饭屋”，成为三教九流素昧平生的驿站，简简单单的家常“料理”充满怀旧的“母亲味道”，实该奉向田为师祖。向田自己就是她笔下在家庭中搞副业的妇女摹本：热爱美食，热爱古董，房间总是很乱。到35岁还与双亲同住，无论熬夜写作多晚也要与家人共进早餐，默默忍受着中年外遇的父亲的暴躁和母亲的忧郁。她的万余本广播剧本和千余电视剧，就是在乱糟糟的家庭环境中写就，直到父亲为了给她多点个人空间，故意跟她吵架“赶走了”她。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过双重生活几乎是很正常的。两个人呢？跟一个家庭在一起呢？如此回头再看张爱玲与向田，那腰封上的别号倒真蕴味深长：一样是长的不漂亮，照起相来却懂得“镜头感”的女人，令你未见其文，先入其毂；一样的纠缠于六亲眷属，一样地与台湾有段未了的孽缘：向田小说进军大陆，是由台湾导演候孝贤坐镇推荐，侯看着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长大，是深受“昭和”影响的导演，他的御用编剧朱天文则是胡、张二人最著名的拥趸。这一条现代“才子佳人”文化的红线，和大众影视业之间重重纠葛，足令两岸读者观众乱花迷眼；张的《小团圆》为趋避人在台湾的胡兰成，几经周折才于身后出版，向田则在1981年赴台之际不幸坠机逝世。其妹整理信件，发现了姐姐数十年前和已婚人士N先生的情书。一段持续了多年隐忍不发的爱情故事，至此蝶化成，成就了荧幕上的长寿剧目《向田邦子》。
一个人死了，就留给相识者一个空洞，让活着的人用奇情轶闻去填补。张爱玲与胡兰成如是，向田与N先生亦如是。张爱玲的家庭是布景——人没有家庭时会生造一个，不论你是否会爱它，而向田爱着她的家庭，爱着她那暴躁且外遇的父亲，这一点才真正与张不同。也许正是这爱，邦子那“过时了”的小说，才没有像张爱玲的遗作一样，被涂上各样时尚和绚丽的口红。今天的中产阶级女性看了向田笔下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家庭妇女恐怕会火冒三丈，大举女性主义的反旗，向田却对她的公猫马米欧发了一通赞辞：
“偏食、好色、窝里横、小心眼、害羞鬼、爱撒娇、喜新厌旧、好面子、说谎大王使性子懒惰虫……..说也说不完，就到此为止。你其实是男人中的男人。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