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从何来？档案中所见之民国大学历史系——以北大、清华、联大、央大、中大、燕大为中心

原标题：史从何来？档案中所见之民国大学历史系——以北大、清华、联大、央大、中大、燕大为中心

一、选题缘起

◎ 诸子时代和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轴心时代；

◎ 以学府-学刊-学人的框架来进行二十世纪学术史考察；

◎ 学府方面形成国家-社会、中央-地方、学术-政治的范式；

◎ 大学校史研究由”内史“走向”类史“，校史口述热；

◎ 校史研究史料：文献、实物、口述的多元融合；

◎  文化热、国学热、民国热、校庆热催生校史研究热潮；

◎  校史研究相对火热，历史专业科系研究不足，史料限制；

◎  问题意识的凸显：我们是大学历史系学生

我们的专业从何而来？？？

为什么选择这六所学校？？？

◎  北京大学“上承太学祖庭，下立大学正统”，现代中国与中国史学的历史起点；

◎ 清华大学为三大留美预备役学校之一，在西学东渐中居功甚伟，新史学、近代史学科、世界史之源头；

◎ 南京大学为南雍学府，东南人文渊薮，《学衡》与《史地学报》所在，诚朴雄伟！

◎ 中山大学语言与历史研究所发“新汉学”之端，梁方仲任职于陶孟和之社会所，后与傅衣凌一脉共同造就“华南学派”；

◎ 西南联大为“战时史学”又一支；

◎ 燕京大学挟哈佛燕京学社，为教会大学代表。

人民的大学在哪里？？？

二、民国大学校史与系史研究资料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教育“、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 朱有瓛：《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

◎ 李森：《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汇编》

◎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 王强：《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

◎ 李景文、马小泉：《民国教育史料丛刊》；

◎王应宪：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

……

（个案陈平原、尚小明等的北大及北大史学研究，苏云峰、仲伟民、刘超等的清华及清华史学研究，沈卫威、许小青、蒋宝麟等的南大及南大史学研究，王学典等的山大及山大史学研究，王东杰等的川大及川大史学研究……）

◎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资料丛刊·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共收录有关文献一百六十余种，涉及民国时期大学、学院等机关共八十余家。文献的主要类型为当时编辑的大学一览、概况等，主要记载各个大学的历史、院系课程设置以及说明、教师名录资历以及学生名录、纪念刊发表的论文等，其中收录的大量的“一览”、“概况”，这些在当时大多为非正式出版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有一些报刊资料如《新青年》《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国立大学联合会季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学衡》等都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本选题所依托之档案

◎ 本选题所依托之档案大多来自于中美百万、大成老旧、各大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和手稿，大多数是未刊稿，以各大高校历史系内刊居多，如各校课程一览（年度概览、一览、现状、指导书、要览、院系介绍）原件、《北京大学日刊》《省立广东大学校刊》《清华周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治史杂志》（北大历史系内刊）《岭南周刊》《消夏周刊》（清华内刊）《清华暑期周刊》《清华校友通讯》《清华年刊》《史学消息》（燕大历史系内刊）《燕京新闻》《燕大年刊》《燕大三年》《燕京社会科学》《史学杂志》（中央大学历史系内刊）《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教育公报》《文汇报》《世界日报》《中国青年》……

四、档案中所见之民国大学历史系

（一）、1909——1949年各年度新设大学史学科系一览表

1909—1910：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

1910—1911：金陵大学

1917—1918：北京大学（复办）、

圣约翰大学

1918—1919：华西协和大学

1919—1920：燕京大学

1921—1922：中央大学

1923—1924：北平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

1925—1926：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持志学院

1926—1927：中国大学、齐鲁大学、成都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1927—1928：成都师范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

1928—1929：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

1929—1930：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

1930—1931：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武汉大学、之江文理学院

1931—1932：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复办）、岭南大学

1933—1934：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1935—1936：大同学院

1936—1937：浙江大学（复办）、之江文理学院（复办）

1937—1938：西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

1938—1939：国立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

1939—1940：山西大学

1940—1941：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南华学院、四川大学（师范学院）

1941—1942：中正大学、中法大学、南宁师范学院

1942—1943：贵州大学

1943—1944：安徽学院

1944—1945：江苏学院、贵阳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中华文化大学

1945—1946：北平临时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复办）、湖南大学、津沽大学、光华大学（复办）

1946—1947：南开大学（复办）、华北文法学院、安徽大学、兰州大学、英士大学、长春大学、东北中正大学、长白师范学院、昆明师范学院、相辉文法学院、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

1947—1948：江南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复办）、珠海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以上来自尚小明先生。

（二）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大学史学门课程（1917—1918）、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19）、北京大学史学课程（1920）、北京大学史学系科目（1921）、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3）、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4）、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5）、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6）、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29）、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0）、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1）、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2）、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3）、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34）、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35）、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36）、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39）、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41）、北京朱希祖《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1929）、廖远兮《北京大学史学系概况》（1934）、士丁《北京大学史学系新动向》（1935）、《北京大学史学系南迁记略》（1939）、张劲《北大史学系近况》（1946）、艾治平《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

分析：

1、1918—1919废门改系，史学门课程分为通科和专科，有以一时代为范围者、以一书为范围者、以一种事件为范围者；

2、1917年有中国通史、地理沿革史、法制史、经济史、美术史、英文；

3、1918年增加历史研究法、东洋通史、金石及考古学、人类及人种学、学术史、民俗史与宗教史、中国与亚洲诸国交通史、第一外国语、日本文（蒙古文、西藏文、满文）四选一；

4、1919年增加哲学史大纲（五四运动、胡适回国）、科学概论（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生王星拱）、社会学大意（陶履拱）、心理学、论理学、外交史（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生梁敬錞）、史学史（朱希祖，学术史变成史学史，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关键人物，何炳松亦于是年任教）；

5、1920年开始出现西洋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又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古代史中西周史、战国史和秦史单独析出，出现印度古代史、政治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朱希祖）、新史学（英文，何炳松，何炳松与陈衡哲的加盟）、唯物史观（李大钊），与政治系、哲学系、国文系合班；

6、1921年出现生物学大意、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印度古代宗教史、统计学、中国通史（文化史之部），认为社会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皆为史学基本科学；

7、1923年重视现代史、出现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交叉学科，在中国通史（文化史之部）的基础上出现欧洲文化史，杨栋林讲授欧洲社会变迁史、李大钊讲授史学思想史；

8、1924年陈瀚笙、朱家骅、刘崇鋐加盟，朱家骅讲授地史学，陈瀚笙讲授、欧美通史、本国史学名著讲演、欧洲中古史、欧美近世史、欧美史学史等，北大外国史实力充实，出现本国和外国之别，欧美史学出现通史著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在学术史、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学思想史之外，出现史学名著和欧美史学史；

9、1925年出现人文地理、本国文字学、言语学、宪法、欧美经济学说、欧美政治思想史，欧美史和思想史开始发展起来；

10、1926年基本无变化。1929年邓之诚加入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朱希祖、罗家伦、蒋廷黻开始讲清史、清史（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清史（外交），陈寅恪开始讲南北朝高僧传，吴寄荃开始讲西藏史，张星烺开始讲中西交通史，刘崇鋐开始讲英国史，傅斯年开始讲史学方法论，陈垣开始讲史籍名著评论，顾颉刚开始讲历史专书选读（中国），陈衡哲开始讲历史专书选读（西洋），毛准开始讲地图学。这一年有几大特点：一是群星闪耀；二是北大史学和清华史学之间教授流动及兼课频繁；三是历史地理边界扩展；四是朱希祖虽然继续占主导地位，但是傅斯年加入，本国文字学、言语学的因素开始生长；

11、1930年毛准继续开设地学通论、欧洲地志、地图基线论，张星烺开设西北历史地理，历史地理边界继续扩展。徐曦开设秦汉史，邓之诚开设魏晋南北朝史、朱希祖开设宋史、陈垣开设元史，断代史粗具规模，中国史和西洋史的近百年史的课程概念出现。伦明讲明清史籍研究，在之前的史学名著、历史专书选读、史籍名著评论等的基础上，历史文献学也发展起来。哲学系开始讲授西洋哲学史；

12、1931年出现关键转向，蒋梦麟暂代历史系主任，主张严整的训练，在反面有三个条件：一不取乎泛懒漫汗的知识；二、不取乎不能充实的知识；三、不取乎不相干的知识”。直接不点名批评朱希祖领导的过度的史学社会科学化。他又主张，史学的工具第一是目录学，第二是史籍所凭的外国语言，“史语所”的概念呼之欲出。钱穆开始进入北大讲授中国上古史、汉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孟森开始进入北大讲授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陶希圣开始进入北大讲授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赵万里开始进入北大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中国雕版史，黎东方开始进入北大讲授西洋近代史、法国大革命史，李季谷开始进入北大讲战后国际形势、日本近世史，梁思成开始进入北大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陈受颐开始进入北大讲授欧洲中古史、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蒋廷黻讲伦明讲清代史学书录，张星烺开始讲南洋史地。最关键的是胡适重新回到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开始讲《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顾颉刚开始讲《尚书研究》，蒋梦麟-胡适-傅斯年体制开始形成，从理念-人事-课程等各个方面，北大历史学系全面更张；

13、1932年四大必修课：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傅斯年讲授关键的史学方法导论，方壮猷讲辽金元史，李济、梁思永讲授考古学与人类学导论，陶希圣开设中国社会史（这是北大课程体系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社会史的名字），聂鑫讲授中亚民族史，董作宾、徐中舒讲授殷周史料考订，傅斯年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范文澜讲授古历学，郑天挺讲授古地理学，姜忠奎讲授古典制学，北大上古史实力显著增强；

14、1933年陈同燮开始讲授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欧洲殖民视野发展史、一八一五年以后之英帝国，1932年其讲授西洋近百年史、英国史，陈同燮及陈受颐在世界史的分量加重。蒙文通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周秦民族与思想，唐兰讲授先秦文化史，王谟讲授西洋地理，胡谦之讲授中国财政史，马裕藻讲授经学史。是年陈受颐兼任系主任，朱希祖、傅斯年、孟森、马衡并为兼职教授；

15、1934年中国史料目录学为本系一年级必修科，傅斯年开设中国上古史择题，冯家昇开设东北史地，向达开设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近四十年中国史学上之新发现，姚士敖开设西洋史择题研究，毛准开设希腊文明史，本系教员开设毕业论文，容肇祖开设中国思想史，张颐开设西洋哲学史，胡适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郑奠开设传记文学研究，梁实秋开设英国文学史，周作人开设日本文学史，文学史的比重增大；

16、1935年冯家昇开朝鲜史、台湾史（中国地方史的先驱？），皮名举开设西洋史学史，齐思和开设西洋当代史，聂西生开设法国史，顾颉刚开设春秋史，傅斯年、劳幹开设汉魏史择题研究，姚士敖开设蒙古史研究；

17、1936年钱穆开设宋元明思想史，卢明德开设西洋近古史、俄国史，姚从吾开设世界史择题研究，李锡禄开设德意志近代史、意大利近代史，陈垣开设史源学实习。这一时期北大世界史学科快速发展，另可总结出北大史学又两大特征：教授多学贯中西，北大重视指导学生进行择题；

18、1939年日语成为必修科目，欧语中英法德比较重要；

19、1941年出现东亚史、古代社会发达史；

20、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1929）》，（民国）六年，从中国文学门和国史编撰处分出一部分教员和编撰员组建中国史学门，当时文科学长为陈独秀，奖励新文学……本门教员对新文学有不慊者，大都改归中国史学门。……希祖再至日本考察史学一二年，归于史学门主任。……希祖此时力主派选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毛准于傅斯年时代亦被留任）……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

21、廖远兮《北京大学史学系概况（1934）》，第一次改革乃在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后，康心孚先生来任系主任，始添西洋史各课，而改称为正式之史学系，乃由一国的史学转为世界的史学。……然后至民国十六七年间，本校被迫改为京师大学之祸起，诸先生皆先后远引高蹈。从康心孚担任系主任，1920年首先出现西洋史，到原岭南大学文学院长陈受颐担任系主任，北大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谱系清晰可见；

22、士丁《北大史学系的新动向（1935）》，陈垣先生在课堂上讲，遇到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讲中大历史系今年只有二十几个报名，最终录取七个。学历史的都跑到北方去了，南方很难得到发展。陈垣先生继续讲，北方大学的史学系，北大最为老，课程也最完备，居于领袖地位。陈受颐先生担任系主任之后，力图填平师生之间的鸿沟，组织史学系的“师生谈话会”。谈话会之外，还准备出一个通讯性质的刊物，专门刊载在校和毕业学生的来往信件；

23、《北京大学史学系南迁记略（1939）》，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以前（卢沟桥事变前）在校学生人数七十人，其中有三年级的杨志玖，二年级的吴承明，一年级的王玉哲、杨翼骧。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有三十一人，包括四年级的杨志玖，三年级的吴承明，二年级的王玉哲。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二十七年四月以后），在自蒙分校报道上课的有十九人，有四年级的杨志玖和二年级的王玉哲。在昆明文学院上课的有四人（王俊升赴西北讲学），有吴承明等人。有意思的是其中坚持上课且声名彰显者，除了吴承明之外，后来都成了南开史学的重要代表；

24、张劲《北大史学系近况（1946）》，……掀起实证派的大旗和古典派的为敌，无情怀疑古代美丽的传说和神圣的经书，把中国历史从正统派的因袭下解放出来……现在还局限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范围……最近一位联大复员来的学生向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提出，希望他继承兼容并包的精神，聘请新的科学派历史学者来担任教授。多年来系主任多是姚从吾先生担任的……德国留学生，党团负责人之一，最近荣升河南大学校长，最初扭扭捏捏不肯去，说是辞职结果成了就职，还分辩是政府、胡适、傅斯年先生压迫他去的。傅斯年包庇德籍纳粹分子，“一二一”之后他从来没和同学们见过面，因为他们是曾经要他自杀以谢国人的。向达先生是最得学生尊敬的一位师长……毛子水先生对胡校长特别殷勤，本学年决定开科学史和西洋文化史，毕竟自知太空洞，把科学史停开了。在联大的时候，每年选他功课的学生不会超过五位，现在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他还有几十万图书没有整理完毕……新聘教授还有刚被中大解聘的沈刚伯先生……现在全系共有一百三十五名学生……但郑先生希望把文学院改成史学院。北大本科研究所中与史学有关的部门是史学部分、考古学部分和人类学部分，新增设的四个研究室，有三个与史学系有关的：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由郑天挺先生兼；古物整理室，主任是向达先生；金石文字整理室，主任原定为姚从吾先生……可能是唐兰。北大的藏书一共有六十余册，大图书馆有五十万册，战后自伪新民学院接收来的有十二万册（前平大法商学院），其中历史方面的书籍约有二十万册。课外经常的学术活动主要有学术讲演会、学术讨论会、实习和参观……目前实习的学科只有史前史一种，参观的对象是古迹、博物馆、图书馆、大书斋、古董铺。此外拟举办野外考古和旅行，对象是敦煌、云冈等地。系里面原有的出版物是《治史杂志》，战前只出过一期。在昆明又出了一期，最近在希望一年之内出版第三期。能够支配的报纸史学副刊，有天津《大公报》的《文史周刊》是本系几位教授主编的，北平《经世日报》的《禹贡周刊》是张政烺教授编的，《益世报》上的《读书周刊》是郑天挺教授编的，这几种副刊都成了本系师生发表史学作品的地方。读本篇有一深刻感受，民国时期舆论环境的确较为宽松自由，普通人可在报纸上较为自由的臧否教授和党权人物；（由此观之从1931年朱希祖被蒋梦麟取代，到1934年彻底被排挤到中山大学，傅斯年影响北大历史系的时间基本上只是从1934到1937年，西南联大时期主要还是历史社会学，抗战胜利之后根据文献显示北大学生对于“史语所派”学贵专门有一定的排斥，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并不高。其地位应该主要源于史语所对北大学生的选聘，而不是具体系政上。虽然其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学术谱系“成王败寇”的历史追溯与建构）；

25、艾治平《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北大史学系和中文系一样的惹人注目，不分轩轾。因为在《文汇报》上一篇叫作《狗》的文章受到恫吓的向达先生，是最受青年欢迎的一位；

26、《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在战前的二十年中，本系一直在安定的学术环境里发展着。朱希祖先生做系主任的时期最长，延请名儒硕学担任教授，广开各方面的课程，充实书籍图表的设备，使本系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重要中心。陈受颐先生继为系主任后，更在课程制度上建立完美的体系，切实的启导学术研究的旨趣。于是根基既固，发展有途，人才荟萃，声誉日隆。史学界名宿如陈汉章、何炳松、陈衡哲、陈垣、邓之诚、徐炳昶、孟森、傅斯年、顾颉刚、蒙文通、钱穆等先生，都曾先后为本系教授。陈受颐先生自民国二十年担任本系主任，二十五年出国讲学，抗战期间在美国各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宣扬我国文化，深得彼邦人士的崇敬。他是贯通中西的学者，尤精研西洋中古史及中西文化思想交通的历史；

27、《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胡适校长曾经主张把文学院改为史学院，史学系的地位可以想见了。史学系中古史部分的课程怕是全国最整齐的，不过西洋史部分就太糟糕了，只有杨人楩先生在唱独角戏。等老系主任陈受颐先生回国后，情况或可改观……不过大家都没有耐心搞那些线装书本，大多数的同学都无心于支离破碎的考证，厌弃与现实无关痛痒的东西。他们迫切地渴求着新的知识，他们希望能从历史的发展里发现新的道路。史学会是全系的组织，常代表同学发表意见，也时常主办学术讲演，有时还举行学术讨论会。在最近全系又将出现一个新史学研究会，欲以新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开辟新的史学途径。

（三）清华大学历史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1926）、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29）、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0）、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2）、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5）、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7）、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47）、陆懋德《筹办清华大学历史系计画书》（1926）、《清华大学历史系发展计画概略》（1927）、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近三年状况》（1929）、杨凤起《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概况》（1931）、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2）、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概况》（1934）、刘崇鋐《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概况》（1936）、梅贻琦《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47）、《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48）、沈有鼎《清华大学历史课程改良刍议》、吴景超等《清华大学历史系课程商榷》……

分析：

1、1926年办学宗旨：（一）中西并重以成全才，（二）添聘通才以宏造就，（三）改造史书以便学界，（四）搜罗东西材料以资研究，（五）注重西史方法以广传习，（六）添设考古学室以资参证等项；

2、1929年全部师资：教授罗家伦（系主任）、教授朱希祖、教授孔繁霱、教授刘崇鋐，兼任教授陈寅恪，讲师张星烺，讲师王桐龄，助教郭斌佳。（可谓小而精）开设历史哲学，重视国文、英文、中西通史，东亚史、中西方法、历史专书选读、史学史，选修课包括中国近代百年史（罗家伦）、西洋近百年史（刘崇鋐）、西洋中古史、美国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唐代西北史料（陈寅恪）、中西交通史，及他系选修；

3、1931年蒋廷黻任系主任，讲师增加原田淑人、G.M.Dutcher（杜捷尔），教员增加郭廷以，助教增加朱延丰。清华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三驾马车基本齐备，国际化程度持续增加。课程增加宋辽金元史、英国史、高僧传之研究（陈寅恪）、唐代西北石刻译证等（陈寅恪），可见不管北大还是清华，其课程设置除了有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有因人设岗的倾向；

4、1932年新增教授钱稻孙（与外国语文系合聘）、噶邦福、雷海宗，新增讲师钱穆、黎东方、陶希圣，新增助教杨凤岐，清华史学灵魂人物基本齐备。课程表中第一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论理必须选一门，八个学分。其课程重视通贯、方法和实用，本年度因为有陈寅恪和钱穆两位导师，所以中国古代史各个断代基本上涵盖。陈寅恪一人即开设晋南北朝隋唐史之研究、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晋南北朝隋唐之西北史料、蒙古史料之研究、研究所中国中古史门（晋至唐）等五门课，噶邦福开设罗马史、上古之近东及希腊、俄国近代史；

5、1935年新增讲师张荫麟和助教谷霁光，开齐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日本通史、美国通史、英国通史、俄国通史等及中国史各断代史，而同时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专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陈寅恪开设的中国中古史专题研究，蒋廷黻开设的清史专题研究、清史史料研究等（此年教员中有吴春晗教授明史，应为后来的吴晗）；

6、1937年刘崇鋐代理系主任，新增专任讲师邵循正，讲师齐思和、谭其骧，教员吴晗。第一年课程中有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六或八学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择一），八学分。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专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雷海宗的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陈寅恪的中国中古史专题研究，张荫麟的清史专题研究；

7、1947年必修课程中有三民主义和体育（二年级以后为选修），课程类别分为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及国别史、亚洲史、专门史、方法论及史学史，与大相比，此时的清华史学课程已经相当体系和齐整；

8、陆懋德《筹办清华大学历史系计画书（1926）》，陆懋德为创始系主任，近时学者如梁任公、王静安两先生，皆治史学有名，并为本校所罗致……本系之计划，略陈者左：宜中西并重以资深造也，宜添聘通才以宏造就也，宜注重西史方法以广传习也，宜搜罗东西材料研究也，宜添设考古学室以资参证也，宜改编吾国史学以便学界也；

9、《清华大学历史系发展计画概略（1927）》，本系有专科学生十六人，他系学生兼习本系各门中西历史课程者已在八十人以上。中史教授续添一人，已推荐史学大家柳翼谋先生，现方等候评议会议决。增设人类学一门，请李济之先生担任。凡西史课程皆用西文原书，以期易于深造；

10、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1929）》，新史学的输入时间短，所谓“背景”、“环境”、“演化”诸辞句虽常见于近日的出版物，实至今未深刻影响国内的史学。通史大都不通，要么只是解释讲义之文字，要么采用纪事本末体，史料堆砌，要么舍弃正史的本纪、列传，专讲《通考》《通典》，名之曰文化史，以求时髦。自二十二年起，雷海宗教授讲授民族生活变迁之线索，以所编之史料选录激发学生对旧籍之兴趣，并引导学生于史实中探讨史理，并以分组讨论拉近师生之间关系，通史一门才算进入轨道。陈寅恪先生在本系教授之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为学生程度不同，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为两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史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题研究。前面未断代史性质，以一时代为对象；后面为Seminar（研讨会）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以专家授其专长，其成绩自然可见。（清华史学的重要特征）以往本系之外国史全为美洲及西欧之历史，近三年来，于日本史及俄国史始得兼重。清华之史学系之新史学的成分最重……同时大规模的输入西洋的史的观念，二者缺一不可；

11、杨凤起《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概状（1931）》，不甚重要；

12、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2）》，史学虽然是知识界最谦逊的顺民，不愿意做革命家或反革命家，但绝不放弃本地内的生命线。清华设立好几门普通课程如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日本通史、俄国通史等是专门针对与非史学系的同学和不以研究历史为自己终生职业的同学。中国史学虽然在考据方面有相当的成绩，但是在总合方面相当幼稚，就像画家缺乏立体的观念，中国史学以往的成绩，不过是产生了很多幻灯片。许多讲文化史的人，不过是放弃了二十四史的本纪和列传，反而把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地理志、食货志和职官表等机械式的凑合起来，不知道沿革（演化、源流）和环境两个根本观念，未受达尔文学说的洗礼。清华史学研究所不办西洋史和上古史，是因为西洋史和考古学的师资一时无法齐备，只办晋至唐和清两个断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和办系方针，值得我们学习）；

13、蒋廷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概况（1934）》，史学系平均约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中外史各占一半。清华史学系提倡日本史及俄国史的研究……除兼重西史及社会科学以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反对以往我国史学家以一本书为始，以一本书为终，做一本书的注疏考证的治史模式。历史研究所的学生有两个责任：一是对研究领域（中古史和清史）已得的知识，二是在已得知识的基础上重新发明；

14、刘崇鋐《清华大学历史系概况（1936）》，本系成立于民国十五年，当时仅有教授三人，学生三人，图书费只有数百元。1936年有教授八人，讲师二人，教员一人，助教三人，图书费增加至一万三千元，课程二十二门。学生人数，除一年级部分系外，二年级有二十五人，三年级有十八人，四年级有十人，研究院共四人（可见当时清华已经有通识模式）；

15、梅贻琦《清华大学历史系（1947）》，联大时期的清华师资有陈寅恪、雷海宗、刘崇鋐、噶邦福、王信忠、孙毓棠、丁则良、孔繁霱等人，其中张荫麟先生不幸于民国三十一年作古。民国二十八年岁首，联大历史系与北平图书馆合作，组成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三校各聘教授一二人指导工作。本校历史系由雷海宗、王信忠二人负责，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主持会务；

16、《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48）》，历史系同学特别少，但是清华园中到处都是我们的伙伴，历届理事都有我们同学当选。到了傍晚，这些人开会、练唱、教识字班、扭秧歌、采访新闻、管弦乐队等，没有一人在屋里。（从这一点上看，清华的历史系的校风和北大相比，倒有相似之处）

（四）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学系

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1937）、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1938）、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1939）、西南联大历史学系（1940）、西南联大历史学系（1941）、西南联大历史学系（1942）、西南联大历史学系（1943）、西南联大历史学系（1944）、西南联大历史学系（1945）

 

分析：

1、1937年有王信忠的现代日本、现代中日外交史，毛子水的年代学，历史系各教授的战史资料收集试习，潘光旦的民族与优生、家庭问题、人才论，陈达的劳工问题、人口问题，樊际昌的社会心理学，李景汉的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苏汝江的社会机关参观，陈序经的社会学通论、主权论等，于时局动荡之时，历史与社会紧密结合；

2、1938年之后资料只有历史学组，加入邵循正蒙古史研究，姚从吾匈奴与匈人，张荫麟历史哲学，借古喻今，师资混合三校，似乎清华为多；

3、1939年加入噶邦福战争史；

4、1940年改称历史学系，加入陈梦家铜器铭文研究（古物与古史），同时在历史学系和中国文学系开设；

5、1941、1942、1943、1944、1945课程更加齐备，但亦无突出特色，整个抗战期间不论师资还是课程，都受到相当的影响。而对勘北大、清华同时期历史系，发现北大1939年、1941年都有记载，而清华1937年到1947年中间是断档的，所以可以初步判定北大在西南联大时期曾短暂独立，这也是为什么西南联大时期历史系多以清华师资为主，而联大时期的清华师资和生源后来又有相当部分称为南开史学的重要来源。

（五）中央大学历史系

中央大学史学系（1930）、中央大学史学系选课指导书（1933）、中央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程表（1941）、蔡守堃《中央大学历史学系概况》（1944）、缪凤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则说明草案要删》

分析：

1、《中央大学史学系（1930）》，南高之时属于文史部，由刘经庶先生主持；东大之时改为文理科下史地系；1929年革命后属于社会科学院下史地系，由陈汉章先生主持；1930年改为文学院下历史系，由雷海宗先生主持。其中陈汉章先生教授中国民俗史，蒙文通先生教授中国古史研究，雷海宗先生教授西洋中古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西洋文化史，此时陈汉章已经排挤出北大，蒙文通和雷海宗还尚未去清华。当年共有学生72人，书籍597册，杂志343册，挂图70幅，绘图90幅。值得重视的是当年其增加学程中包括西洋史方面如埃及、巴比伦、亚述等专期，这是国内首次提出该计划。其课程中较有特色的包括中国风俗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革命史、西藏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历史哲学（央大和清华有），另外设有历史研究班（北大和清华有历史研究所）；

2、《中央大学史学系选课指导书（1933）》，规定本系设置方针为：一、养成治史之专门人才。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和北大胡适整理国故不同）。三、研究外国历史并探讨其治史之方法。四、培养中学历史学科之师资人才。（这一点较有特色）其课目支配标准为第一学年重视基本科目，第二学年重视中外近代史，第三年起分为国史组合外国史组。全校的共同必修包括国文、英文、党义、普通体育、军事体育等。本系学生必须有一个辅系，必须从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哲学系、地理学系、教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中选。系外必修包括普通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其课程中比较有特色的包括中国南方民族史、回教诸国史、菲亚古国史、德国史、法国史等；

3、《中央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程表（1941）》，改为历史社会学系，基本语言是国文、英文、日文，比较有特色的课程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保甲与民训（选修）等；（不论是联大之北大、清华、南开，还是央大在战时因为时局需求和办学资源有限，历史系均改为历史社会学系）

4、蔡守堃《中央大学历史学系概况(1944)》,现任系主任是张贵永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史学，在系内主讲西洋近世史及西洋史学史。沈刚伯是前任系主任（实际上并未到北大赴任），西洋史专任教授，开有欧洲上古史、英国史。贺昌群先生精研两汉魏晋隋唐诸代，并通内典。郭廷以先生在系内开设中国近世史、中西交通史等课，是研究清史及中国近世史的专家，有《中国近代史》几大卷及《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诸书。缪凤林先生是史地系主任兼本系教授，专研中国通史，是史学大家柳翼谋老先生的高徒，先后有《中国通史纲要》三卷和《中国通史要略》。（史地系和史学系为两个建制，很有特色）此外还有专研中亚西亚史的朱延丰先生和回教史专家纳子嘉先生；

5、缪凤林《中山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注意点有三：适合学分制，不作高论，注重实用，其课程中有毕业论文，风格和清华近似，和北大差异更大。

（六）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大学—岭南大学）

广东大学史学系课程（1924）、广东大学史学系课程（1941）、中山大学史学系（1930）、中山大学史学系（1933）、中山大学史学系课程概略（1934）、中山大学史学系（1935）、中山大学史学系（1936）、中山大学历史学系（1943）吴康《广东大学史学系一周年经过概略（1925）》、《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社会学）概况（1938）》、《中山大学史学系（1930）》

分析：

1、1924年广东大学史学系课程，既有哲学社会科学之哲学概论、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地质学，又有“语言历史”之言语学。所有课程中非史学部分占多数，史学课程中，经济史传统最著，有中国经济史、中国财政史、外国经济史等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该课程的原件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25号，证明这一时期广东大学史学系课程受到革命军政府的影响；

2、1941年其课程中有史通研究、文献通考研究、通志、后汉书研究、资治通鉴研究、三国志研究、晋书研究、南北史研究、新唐书研究、五代史研究、元史研究、明史研究、清史研究、水经研究、隋书地理志研究、汉书艺文志隋书艺文志研究，这体现了广东大学重视史学元典的特点，此外其课程表中历史学派研究、浙东派史学研究等课程也很有特点；

3、1930年中山大学史学系课程，有殷墟文字研究、三代古器物研究、说文解字部首笺异、史学史、商周史几种与上古史联系密切，中国经济地理、中华交通地理、中华地理沿革等几种与历史地理联系较为紧密，又有人生地学史研究实习（中国之部）较有特色，从其可一窥中大史学渊源；

4、1933年课程中有民俗学、历史哲学等，其中民俗学与北大相近，历史哲学与清华、央大相近。史学系教员有朱谦之、朱希祖（二朱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关键人物）、萧鸣籁，副教授陈廷璠，讲师何襄明邓五人。而1931年朱希祖已经去势，1933年其还为北大兼职教授，1934年已经不见踪影，可见其很有可能被排挤到中山大学。容肇祖为胡适弟子，1933年在中山大学，1934年进入北大教授思想史，可见核心——边缘地位之位移与北大、中山人事、理念之嬗变；

5、1934年课程中出现党义，与此相比中央大学出现党义课程是1933年；

6、1935年课程中，一年级是以通史为中心，二年级以古代史为中心，三年级以近代史为中心，四年级以现代史和论文写作为中心，和现在的课程教授体系相似；

7、1936年必修课程中出现考古实习，选修课程中出现方志学；

8、1943年的课程中出现三民主义，与此相应的，清华大学1947年才出现三民主义课程，中央大学1941年开始有社会主义运动、保甲与民训课程，表明中山大学党化程度较高，且比较坚持总理遗教，这一点和人大有类似之处；

9、吴康《广东大学史学系一周年经过概略（1925）》，杨宙康先生由讲师转为教授，由东南大学转入学生两人，学生自主研究组织有人地学会、文史学会（与文学系学生合开）、研究室（文科合办），共有教授一人、专任讲师三人，学生人数九人。规模虽小，但能开设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10、《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社会学）概况（1938）》，原来的社会科学系，民国二十四年上学期改为历史政治系，包括历史、政治、社会学三科，主修学生为全校之冠，虽然受到战争影响但是仍旧有四十八人（人大历史学院应该也开设类似PEE的课程）；

11、《中山大学史学系（1930）》，本校前身为广东大学，逮本校改组为国立中山大学之后，增加目录指南、殷周古器物器铭、殷墟文字、人类学实地工作、考古学书目指南、中国上古史、上古史研究实习、史前文化史、历史研究法、书经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古代地理研究、经学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近世史、近代史料研究、清史要略、中国近三十年史、历代疆域沿革、中国地理沿革、西洋古代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欧洲最近史、英国史、历史哲学、史学问题等，主要集中在上古史、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古代经典等。每周定期讲演的有史学导论、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史、史学讨论等，本系同时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疑问在于，1930年广东大学已经变为中山大学，但为何又会出现1941年广东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表？还有北大、西南联大也是这样，其中根源还需要史料论证）

（七）燕京大学历史系

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20）、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28）、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29）、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0）、燕京大学历史学系课程一览（1931）、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5）、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6）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41）、《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近况（1937）》、周学章《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概况（1940）》、车蕙《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燕京大学历史学系一年概况（1949）》

分析：

1、1920年燕京大学历史系课程有近代欧美历史之来历、近代亚洲历史之来历、普通史、中国史、法国革新及十九世纪、亚洲历史、太平洋沿岸史、基督教会史、英国普通历史、美国史，教会学校的性质显而易见；

2、1928年历史系教授有王克私（外国人、系主任）、王桐龄、洪煨莲（业）、费宾闺臣、陈垣，副教授有张星烺，助教有李瑞德、庆美鑫女士、孟世杰、李崇惠，（宗教学院）教授柏基根、李荣芳，名誉讲师夏尔孟，英文系助教谢迪尔，其中外国人有6人。其比较有特色的课程分为三部分：一是研究耶稣之史料、英国藩属史、拖雷美与塞留斯统治下之地中海东南（西纪前323年）、罗马百年统治下之巴勒士登（西纪前68年至西纪后70年）、后中世纪至宗教改革时代之欧洲史、基督教史（以上与宗教史相关），清史、中国民族史、宋辽金元史（以上与民族相关），历史研究法、高级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中国史学目录（以上为研究方法）；

3、1929年洪煨莲为系主任（在假），王克私为代理主任。教授增加张星烺，助理增加朱士嘉，（国文学系）教授容庚等。历史学系的宗旨为：使主修历史之学生明了以往之大势，精通史学之方法，能应用科学的方法以研究历史（尤注重中国史），在大学、中学教授历史；使普通学生明了何为史观，并略晓史学之方法，盖史学方法乃近代任何学者所必不可少之工具也。（习近平：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燕京大学亦重视第二外国语（法文、德文），亦重视跨学科研究，强调主修生最好选修地理学一门，社会经济、政治通论各一门。（可见史学社会科学化始终是主流，历史与地理结合最紧密，其次是历史与社会）课程分为中国与远东、远东以外之世界、历史方法三类，比较有特色的课程为巴里斯登考古纪况；

4、1930年系主任为费宾闺臣，陈垣为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增加顾颉刚，讲师增加张尔田、方壮猷、邓之城等。修业程序包括文学院必修课程，本系必修和宜选等几种，比较有特色的包括方志研究（仅燕大和中山）、被虏后之犹太人研究、罗马人统治之巴里斯登、国际联盟之起源与发展等；

5、1931年李瑞德成为讲师兼代理主任，有许地山讲授之中国礼俗史、道教史、佛教史；

6、1935年李瑞德仍为系主任，助教中增加冯家昇，课程分为中国与东亚细亚、东亚以外诸国史、历史方法，证明亚细亚和东亚这一概念此时已经出现并流布，新设课程有伯勒斯丁考古学；

7、1936年出现中国之革新、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近似于中山大学）等课程，顾颉刚担任系主任（北平三大老板开始形成）、兼任讲师齐思和、韩儒林、谭其骧，兼任助理有侯仁之（顾门势力开始形成）等；

8、1941年齐思和为系主任，讲师中增加聂崇岐、翁独健、裴文中等，名誉兼任讲师为侯仁之，张尔田为研究生导师。课程分为中国史与亚洲史、中国史与亚洲史研究、西洋史、西洋史研究、史学方法与辅助科学、史学研究，与其培养目标相似，体现了层次性，新设课程有北平宗教古迹古物调查研究（此时东亚变成亚洲，应与日本宣扬“大东亚共同圈”相关）；

9、《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近况（1937）》,1937年4月24日出版的《燕大友声》：……骆驼的性格……最有英国牛津大学的风度。教师们对课外制定的参考书，虽然介绍甚多，但全不强迫阅读，也不在意点名制度，更忽略考试，完全尊重学生个人研究精神。至本学年（学生人数）已达三十八人（研究生不在内），男女各半数。他们的毕业论文择优发表于《史学年报》，或出版单行本。（学生发C刊）本学年起历史学系本科生与研究院的学生，轮流编辑刊物《史学消息》，主要内容包括习作、译述、汉学论文、“支那学”论文、书评、书目、消息、会讯等。本系还成立“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每年出版一期《史学年报》，《史学年报》和《燕京学报》是燕园内寿命最长的两种专门学术刊物，《史学年报》已出八期，正在筹备第九期，更预备十周年纪念专号。经费主要来自于学系津贴、广告收入、会员捐助等，其前三期在琉璃厂的价格高至三元。研究生有九人，研究期限最少两年。其中国史部分参考书目包括史实之部、典章制度之部、史学考证之部、史学批评之部，极有章法；

10、《燕京大学历史系本年概况（1938）》，顾颉刚本年赶赴甘陕调查西北边疆教育，系主任由卢思贝（女士）代理。1937年洪煨莲先生著成《两汉经学源流考》一文（即《礼记引得序》，刊载《史学年报》第八期），以是荣获法国Lacademie des Ins criptionet Bellers-Letters一九三七年度之Stanislas Julien东方学奖，该奖金奖于每年世界所出关于中国学术贡献最大之著作一名，中国学者第一个得此奖项的为李济先生的安阳发掘报告书，其次为洪煨莲先生；

11、《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概况(1940)》,系主任由齐思和先生代理，当年本系主修生，本科三十二人，寒假毕业者二人，暑假毕业者六人；研究生六人，毕业者二人。外系同学选修之选修本系课程，则较往年倍增，现代史一班竟达二百二十人；

12、车蕙《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老教授洪煨莲在还在美应聘讲学未归，系主任是齐思和，“古今中外”样样俱全，比如商周春秋、美国史、西洋近代史等。邓之诚先生对历朝史事非常熟稔，尤其以明清史最为拿手，其代表作为《中华二千年史》。通七八国文字的翁独健先生，对亚洲史有专门的研究，尤精于蒙古部分。聂崇歧先生研究宋史，对典章制度特别娴熟。贝鲁斯女士教授西洋通史有名，德国老学者福克司对满清、蒙古有独到的研究，日籍老教授鸟居龙藏教授人类学。抗战时期物质方面损失了一百多幅珍贵地图；

13、《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本届学生总数不过二十八个，但是旁系的同学选历史课程的确是最多的。（这一点和岭南大学相似）邓之诚老先生有“活史料”之称……周一良先生将重返燕园执教……有人说历史系的同学好静，用功风气浓厚，如图书馆二层大半数是历史系同学在作读书报告。但本系同学在课外活动方面也最活跃……本届自治会的负责人中，历史系同学就占了四席；（这一点和北大、清华类似）

14、《燕京大学历史学系近十年概念(1948)》,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创于民国八年（1919），王克私先生任主任时期，以西洋史为主；民国十二年洪煨莲先生主持系政，中国史课程出具规模，（1926）嗣后又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协助，研究工作从西洋史转向中国史，同年成立历史学会，并刊行《史学年报》。1946年研究院历史学部遵照教育部定章，改为历史研究所，并将设立博士学位。课程主要有中国史、西洋史、亚洲史、史学方法及辅助科学，翁独健先生开设中亚语言指导研究。本系教授一部分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其研究范围上古之部为齐思和，秦汉明清之部等邓之诚，宋及历代典章制度之部委聂崇歧，辽金元为翁独健，魏晋南北朝为周一良，地理沿革之部委侯仁之，印度之部委陈观胜。其学生论文有三十五年六月徐绪典的《乾隆毁禁书籍考》、戚国淦《曾惠敏公年谱》，三十六年六月历史学部有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之研究》，三十七年一月历史学部有万心蕙《总理衙门考》；

15、《燕京大学历史学系一年概况(1949)》,《燕京学报》三十五期刊载文章有齐思和先生《孟子井田说辨》、鸟居龙藏先生《金上京城及其文化》、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杂钞考》、齐思和《商君书解诂定本（书评）》和《？堪文集（书评）》、安志敏先生《史前时期之西北（书评）》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同学方面，本年度秋季开学时，注册者计有二年级男五、女四，三年级男四、女二，四年级男七、女七，研究院男三，女二。因时局变迁，暑期时留校中计二年级男四，女三，三年级男一女一，四年级男四，女三，研究院男二，女二。本年度研究论文题目包括三十八年一月：李远勋《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研究》，三十八年六月：韩淮纯《八王之乱》，刘惠珍《盛宣怀传》，杨逸民《唐代租庸调研究》，石荣年《唐代吐蕃年表》，时宗本《清代立宪始末》，张子云《明代吐司制度考》等。

（八）各大高校历史系所用之称谓：史学门、史学系、史地部、历史学系、史地学系、文史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地理学系、历史政治学系、哲史学系、历史社会系、历史政治系（社会学）……

五、结论及其他

◎ 北大历史系之核心在于朱希祖-何炳松，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地位之嬗变，自1919年胡适出现之后，其迟至1931年才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其间由朱希祖掌权，推行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亦即”新史学派“。之前分别为林纾为代表的“《选学》谬种，桐城妖孽”和章门弟子，之后为傅斯年为代表的“历史语言派”，亦及“新汉学”派。但自张劲及其他人的一手史料看来，抗战后期，北大学生普遍对细碎考证有所厌烦，对傅斯年本人评价并不十分之高，虽然他们也承认胡适和傅斯年的能量，谓姚从吾到河大任校长，是两位之威逼。但傅斯年的地位显然有后来台湾史语所、服膺胡适理念之诸公和岳南等所构建成分。北大历史系史料较多，其中可以理出北大世界史、历史地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等各自的发展线索。

◎ 清华历史系具有小而精的特点，其1929年专任及兼任教师仅8人，之后最多时一直保持在十余人的规模。自1926年清华历史系确定办学宗旨为：（一）中西并重以成全才，（二）添聘通才以宏造就，（三）改造史书以便学界，（四）搜罗东西材料以资研究，（五）注重西史方法以广传习，（六）添设考古学室以资参证等项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变化。清华一贯注重通史的研习，本系教师专任抗战史料搜集，推进西北史料、清史史料和近现代史史料的研究，西洋史的课程占到一半以上，极为重视外文训练，因为李济之的坐镇，清华-美国的考古也一直强于马衡坐镇的北大-日本考古。1926年陆懋德主持建系规划，1931年蒋廷黻任系主任，教员增加郭廷以，1932年教授增加雷海宗，1937年刘崇鋐代理系主任，新增专任讲师邵循正，自此清华史学的灵魂人物都已齐备，清华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之重要渊薮。又因蒋廷黻等曾参与北大教学，蒋廷黻主张重视沿革、环境、达尔文学说，清华选修课程中有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理、普通生物学，可见清华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朱希祖的主张，也是当时国内“新史学”之殿军。当时清华历史系不论在学科建制和教学上都颇得法，教学上没有力量就不开，教学上有Seminar方法，此外清华的“三民主义”课程也应该重视。

◎ 西南联大历史系大多数时间是以历史社会系的名义存在，师资上以清华为主，而北大历史系南迁中坚持到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上学的王志玖、王玉哲、杨翼骧等后来成为南开史学的重要来源。而对勘北大、清华同时期历史系，发现北大1939年、1941年都有记载，而清华1937年到1947年中间是断档的，所以可以初步判定北大在西南联大时期曾短暂独立。 

◎ 《中央大学史学系选课指导书（1933）》，规定本系设置方针为：一、养成治史之专门人才。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和北大胡适整理国故不同）。三、研究外国历史并探讨其治史之方法。四、培养中学历史学科之师资人才。作为中央学府，南高史学有与北大史学相抗撷之自觉，以《学衡》和《史地学报》为阵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董理国故”对抗北大“整理国故”，柳翼谋是南高史学的灵魂人物，缪凤林是中坚人物，反傅（斯年）先锋，陈汉章南下在南北史学之争中有关键意义。南高史学课程中西藏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中国革命史（至少国统区）为他校所无，1930年其甚至有打算开设埃及、巴比伦、亚述专期，堪称世界史又一重镇源头。而开设社会主义运动、保甲与民训（选修）又彰显其中央学府地位。

◎ 中山大学历史系具有比较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继承了国民党党化大学广东大学和教会大学岭南大学的历史遗产，熔铸多种元素于一身；另一方面它又是当下“华南学派”的历史渊源所在。广东大学历史系有着重言语学、重视经济史、重视史学元典的特点。岭南大学是融历史、政治、社会学三科，主修学生为全校之冠。而民国时期的中山大学比较重跨学科、上古史、历史地理、方志学（后来历史人类学和眼光向下的萌芽），其“三民主义”课程也有党化大学的烙印，朱谦之与北大南下之朱希祖共同推进中大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

◎ 燕京大学具有教会大学的背景，所以其历史系课程设置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在王克私时期主要以西洋史和宗教史为主，在洪煨莲时期中国史粗具规模，哈佛燕京学社介入之后渐渐由西洋史转为中国史。以历史学会为代表的史学组织，以《史学年报》《燕京学报》《史学消息》为代表的史学刊物，自由而重视个人精神等，是其重要特点。与岭南大学类似，燕大历史系选修人数最多；与清华大学类似，燕大历史系高度重视史学方法。洪煨莲、王桐龄、邓之诚、聂崇岐、翁独健、裴文中、侯仁之等是代表人物。所以顾颉刚能以燕京大学等为依托，与胡适、傅斯年分庭抗礼，为“北平三大老板”。

◎ 本文选题所用之史料主要是各大高校历史系课程学程、系况、课程标准等，一方面从静态层面上展现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的设计、课程、师资等概况；另一方面制度背后又折射出社会、文化、思想与时代烙印，不同学校有着不同风格要旨理念之别（大学祖庭、留美预备役学校、中央学府、党化大学、教会大学、后方民主堡垒各自具有不同特点）。不同大学历史系之间人员流动，将孤立的点连成线甚至动态的网络（如陈汉章南下央大，朱希祖南下中山），形成一部活着的大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不同大学历史系之间比勘，可以发现许多异中之同（比如抗战时局的影响）和同中之异（比如联大和中山时期，北大和广东大学历史系史料何以存在？）带着这些问题可以将大学校史系史研究进一步推进。当然，本选题所用的材料并不全面，比如缺少教材、学生活动、校园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比如除了北大历史系，大多数高校的史料并不完善系统，如何在这些一鳞半爪的历史碎片中还原出历史的本相，这才是我们应该匠心独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