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新文化如火如荼“旧文字”续文脉

原标题：化外新文化如火如荼“旧文字”续文脉

刘云若《文坛罪语》（刊于1928年5月27日《益世报》）

安徽歙县《存存诗文社简章》

小学作文《清明植树记》

    ◎张元卿（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20世纪初那个动荡的时代环境中，时空坐标下聚集起一群闪光的人物，他们重估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在传统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话语系统中转过身来，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崭新气象。本刊自5月4日起以每周两期的频率刊发“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专题，至今日告止，共七期，感谢读者关注。继往开来，再造文化繁荣，应是今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在与新文化阵营外的各种文化势力的长期角逐中逐渐形成的。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民间诗社、都市通俗小说和学生作文却并未立即“缴械”，而是沿着本来的发展轨迹，经营着属于他们的文化空间，逐渐成为默默对抗新文化的“化外空间”。

    「诗钟社团」 「饮河社」 「章士钊」「沈尹默」

    “本社以联合同志保存国粹为宗旨”

    1917年之前，北京本是传统文化的重镇，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北京确乎是一夜之间成了新文化的重镇，但北京的新文化浪潮还不足以将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或新文化倡导者所称的“死文化”“死文字”立即清除。事实是，在这个城市即便是新文化兴盛之时，传统文化也毫不示弱。

    以写作诗钟的诗社为例，胡适提倡用白话，要求写文章不要对仗。但在北京以对仗为基础的诗钟社团自晚清以来就十分兴盛，诗人多热衷诗钟这种对联游戏化的诗歌活动。诗钟这种“死文字”在北京一直活得张弛有度。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第四年，即1921年，严修在天津成立城南诗社，活动一直持续至1949年，社员近百人。严修在创办南开大学之外，成立创作旧体诗诗词的城南诗社，又开办研习国故的崇化学社，不可简单归结为是文化保守主义回潮。因为，对于处理新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这样做，显然是他已认识到新教育应给传统文化保留一定的空间，如果新教育体制内不能提供这样的空间，就应在体制外为传统文化的存活争取空间，办崇化学社和城南诗社都是在为传统文化争取空间。正是有了严修的这种努力，新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天津的发展才不致严重失衡，“死文字”才在化外自成一体。

    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大后方的旧体诗社饮河社，是战时传统文化空间的又一次拓展。饮河社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1940年创办于重庆，社员有一百余人。抗战胜利后，饮河总社迁上海。1948年饮河社在上海重新召开成立组织会议，登记社员有50多人。饮河社的出现证明：新文化兴起之后，看似转为潜流的传统诗歌，只是暂时变成了流淌在民间的小溪，一旦时势变化，也会汇为洪流。传统诗歌在以前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一直是作为新文学崛起的模糊背景出现，直到近几年这背景中的精彩表演才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一夜之间人们发现民国时的传统诗歌原来并未消亡，而是流派纷呈，生生不息，只是前一代研究者受限于时代及其学术训练，未能欣赏其学术视野之外的“异量”，也就未能对这“异量”空间有足够的认知。

    传统诗词的活力不仅在都市延展，在乡间也并未全被新文化“挤掉”，相反当后来都市的诗社活动在政治运动影响下逐渐消歇时，乡间的诗社和诗词写作却并未彻底受到冲击，反而成了延续传统文化生机的厚土。

    如胡适家乡徽州歙县乡间有一个存存诗文社，1919年还有传统诗歌活动。该社印有《存存诗文社简章》，第一条即称“本社以联合同志保存国粹为宗旨”。笔者所见《存存诗文社简章》附有二月第一次征诗文的课题：平平堂记（堂为歙县董守仁之庐）、题画白菜诗（不限体韵）。题后要求三月望日齐卷。《简章》系该社社主江诚一寄给社友苏复生的。苏复生曾是徽南王村养正学校校长。可知该社是乡间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他们虽处乡村，却集合同志以保存国粹为宗旨。这显然和新文化运动是背道而驰的。

    存存诗文社不为时风所扰，自给自足地营造属于他们的文化空间，其实就是在默默抵制新文化对化外空间的侵蚀。他们与都市诗社似无交往，但都在用实际活动对抗新文化，保存传统的诗文空间，使得百年后的人们在反思新文化运动得失时看到了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化外空间”，看到了当今电视诗词大会勃兴的星火之源。

    「上海 」 「沈雁冰」 「郑振铎」

    《小说月报》未能尽占“鸳蝴”空间

    1917年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之后，便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上海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此后，新文化倡导者开始和鸳蝴派作家在上海争夺生存空间。《小说月报》被沈雁冰、郑振铎等新文化人士接管，就是一个标志。此后，新文化阵营在上海的地盘越来越大，影响也日渐深入，却并未能彻底占领通俗小说在上海的空间，而海派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塑造的。20世纪30年代前，上海市是通俗小说重镇，但在1930年后，随着刘云若、还珠楼主、白羽在天津的崛起，天津成了当时的通俗小说重镇，成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新文化阵营的劲敌。

    1926年天津益世报社出版了通俗小说家董荫狐的《换形奇谈》。这部小说共15章，其中有两章是写新文化家，其中第六章为“请看新文化家”，第七章为“新文化家之拉杂谈”。1922年10月1日至10月26日这两章先在《益世报》连载。在这篇小说中，董氏不无牢骚地说：“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虽不见得庄严灿烂，但是有几种人物大可以耀花人的眼睛。你看最威风的莫过于军阀，最时兴的莫过于议员，能说大话的莫过于新文化家，好出风头的总算新闻记者……”这种讽刺虽有一定的偏见，却也反映了一些现实。比如他写到“新文化家”时，便写了一位“大脑袋新文化家”，并将这位新文化家的一首诗歌当作了讽刺的靶子。该诗如下：

    小风儿吹着／月亮儿照着／我站在葡萄架边／正把身儿斜靠／猛听得隔壁鸡声喔喔地乱叫／鸡儿鸡儿／你莫非看见了天空的月光／误作太阳星儿高照……

    引完诗后，董氏在书中借“我”之口写道：“总而言之，作诗作到这般境界，简直是入了魔道了。”又说这诗实未脱莲花落的腔调。且不论所引之诗与当时新文化家写的诗有多大的类似或不同，亦不论“我”的诗评公正与否，我们由此可清楚地看到董氏对新文化家是有偏见的，虽然他借“新文化家”之名反映的“能说大话”的文学家的情状有其实录的成分。

    董荫狐是在通俗小说中对新文化运动表示不满，刘云若和白羽则直接撰文叫板。

    「天津 」 「刘云若」 「白羽」

    民众不仅需要启蒙，也需要娱乐、消遣

   1928年刘云若在《文坛罪语》（载1928年5月27日《益世报》）中写道：

    新文学兴，误尽苍生者谁欤？曰适之、鲁迅一般先生等是已（诸君请看完下文再来骂我）。此一般先生之文章学说，去其不可取者，自有若干可取者在，但其所以致此者，因其中国旧文学已具根底，再取外洋文学之暗示，遂得小成（打死我也不说是大成）。中国学子，不明其来路，乃盲从之而趋新，因其旧学根底毫无，于是愈趋愈歧，都成“半瓶之醋”，亦犹夫贫人钦富人优游之乐，亦从而优游焉，不知富人储蓄已足，方始优游，贫人则优游既罢，终必枵腹而归，结果富人自富，贫人终贫。

    刘云若此文更像是针对胡适而言。对于胡适，刘云若的好友宫竹心，即后来以武侠小说成名的白羽，曾在1934年以笔名“杏呆”发表《胡博士的“诙谐风趣”》（载1934年5月31日《益世报》），直接批评胡适。他说胡适“把白话文学运动，说得有关国计民生，且以开山大师自命，胡先骕讥他，把美国自由诗运动偷搬回国，已是真赃实犯了，可是博士不肯认账。其实学外洋也不算坏呀，然而先知先觉的荣誉便减价了”。

    对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白羽更看不上，他认为这部文学史把“陶潜杜甫，寒山拾得，及许多打油诗作家捧到天上，以为富于诙谐风趣，这又是抄袭舶来货，所谓幽默作风是也”。又说：“至于胡氏的武断，更属惊人。文学史所评选的诗词，全是平易诙谐一类作品。凡他不爱读，或是看不懂的文字，一概屏而不论，以为老古董，不值一道。至于这种文学是否发生大影响，代表一时代作风，他却不管，只顾一笔抹杀。像汉魏散文，六朝的小说，班马之史，也都一字不提。所以，他这部文学史只能叫做《胡适评选：博士爱读书古唐谐俗诗钞》。”

    白羽的观点其实是新文学阵营外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又愿意吸收外来文化的一批文化人共同的意见。他们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一面，不大为后世研究者所关注，尊重传统文化的一面，却被解读为“文化保守主义”。

    正因为北方通俗小说阵营拥有刘云若、白羽这样能清醒认识传统文化作用的创作骨干，使得天津成了能拿出创作实绩与新文学对抗的影响深远的新文化的化外空间。1950年阿英在天津表示不能小看刘云若，他联系着千家万户。这说明以刘云若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家在民间一直是有活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用白话、用浅易的文字向国民灌输国民应有的常识，用白话来醒民、立人，达到启蒙的目的，但他们忽视了大众需要启蒙，也需要娱乐。千家万户不仅需要国民常识，懂得国民责任，也需要趣味化的文字，也需要消遣，趣味文字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也就是说，在启蒙空间之外，还存在一个娱乐空间，这个空间是刘云若们一直坚守的阵地，他们深信在这个空间可以和“新文学并存”，这个空间一样有“新鲜活泼的精神”。

    今天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在不断被叙述，人们似乎已十分了解那段历史了，但对于与之并存的一直充满活力的那个通俗文学空间，很多新文学研究者就想当然地不以为然了，以为他们那儿早已被新文化先驱从历史上扫地出门了。而事实是属于刘云若们的这个新文化化外空间，从未被新文化运动所动摇。

    「扬州」「萧征万」《扬中校刊》

    “抵制文化侵略” 有一定民意基础

    新文化必通过新教育才能更广泛更深远地发生作用，对此新文化倡导者有深切的认知，因此在学校推广白话，推广新文学，使新文化成为新教育的有机组成，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后来，中小学生都在使用白话教学，白话也逐渐成为新教育、新学术的新载体，影响至今犹在。但在1917年胡适等人只是在思想层面呼吁建设新文化，多是转贩外国思想，仅有一些宏观的建设性主张，还没有更切实的措施，因此招来不少反对的声浪。

    尽管批评声不断，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毕竟在逐步深入，可胡适还是不太满意。1929年他在《新月》杂志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抵制文化侵略”，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此，小学虽用了国语课本，可“报纸和法令公文仍就用古文，国语的推行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

    其实，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文化认知，“抵制文化侵略”也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而且这民意基础在教育界也是有一定实力的。

    以扬州中学为例。1930年萧征万《扬中校刊》三周年纪念号发表《三年来之国文教学》，在谈及范文教材排列顺序时称，初中部，语体文、文言文并选，语体文渐减，文言文渐增；高中部，语体文、文言文并选，侧重文言文。这说明在扬州中学的国文教学中语体文（即白话文）虽与文言文并存，但一直处于“渐减”地位，该校侧重的还是文言文。这也说明该校对白话文是有独立看法的。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该校为文言文保留了更多的教学空间。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保守的做法，却为延续传统文化的文脉争取了一定空间。

    「安义县」 「 小学生作文簿」

    文言也不就是死文字

    这种保守不仅见之于教师的言论和教材的排序，也见之于学生的作文。笔者藏有一册民国时期江西省安义县一位小学生的作文簿，作文多是用文言写成，文通字顺，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有一篇《清明植树记》：

    岁于民国丙寅年，春二月二十三日，为清明植树之节。校中老师，率诸生整队出校，前有洋鼓洋号，一片歌声相随。行过街市，道旁观者，人数甚多。出南门行过浮桥，至植树之地点，范知事亦亲临焉。是日也，各校学生，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之后，即唱国歌，继唱植树歌。斯时之观者如堵墙。是植树洵国家之大典，予于回后，遂为之记。

    丙寅年是1926年，是新文化运动后第九个年头。这篇小文章说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江西安义的影响是有限的。这里的小学还是以文言为本。这样的文章虽还有套话、俗语，为新文化倡导者所批评，却并不影响其纪事抒情的展开。文章始于模仿，小学生有套话、俗语，也是很平常的事。纯用白话，也很难彻底避免套话、俗语。这个作文本还有《足实足兵论》《旅行圣水堂记》《招待永修县校旅行团记》，也都是这种浅近的文言。可见言之有物的文章不一定非要白话来写，文言也不就是死文字。

    安义县隶属南昌市，历史悠久，文风鼎盛。据史料记载，当地累计有进士107人，其中状元一人，探花一人，举人177人。今天被称为“诗词之乡”。这样的地方，无疑在教育上有其“保守”的办法，我藏的这个作文簿只是冰山一角，否则也不会有“诗词之乡”的美誉。而像安义县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学校数量必相当可观。1917年之后那一代人的学养基础就是在这样的学校奠定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经由这些乡村学校的接受或抵制逐渐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的。

    当我们今天回顾新文化运动百年历程时，实在应该重新考察新文化化外空间的历史作用，进而重估其历史价值，这样我们对于新文化的历史叙述才不会是简单的复述，在检讨和思考的同时才会有新知。

    插图/张楠

    供图/张元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