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中国姑娘》：一部电影了解法国60年代的毛主义

【编者按】

说起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毛主义在法国的流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英国《卫报》甚至将这部电影称为“贝托鲁奇毫不掩饰地写给1968年巴黎的旧式情书。”在这部讲述“五月风暴”前后巴黎青年生活的电影里，毛主义的元素俯首即是。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并不是《戏梦巴黎》，而是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影片《中国姑娘》。一部拍摄于1967年的电影，1967年曾被称为中国年，而这部电影的出现则进一步推动了毛主义在法国的流行。在短短的几年内，许多名流都开始追逐毛主义时尚。

电影讲述五名巴黎青年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发，试图把暴力革命的经验引进到法国。女主角维洛尼卡是一名哲学系学生，在巴黎某区的一间住宅里，她和她的四名室友召开了“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会议。房里堆放着一大批小红皮书，墙壁上醒目地挂着一些手写的毛泽东语录。在从北京传来的无线电广播声中，维洛尼卡宣布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员包括青年演员吉罗姆、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维洛尼卡给支部规定的任务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又如何推进了毛主义在法国的流行？1967年又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年？《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一书中的相关片段，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些疑惑。一部电影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法国60年代流行的毛主义，而一本书则可以帮我们深入地揭示隐藏其后的来龙去脉。

以下片段节选自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转载请联系三辉君。

1967年是中国年。巴黎，到处充斥着毛主义流行的符号。毛式领套装，俗称为“毛式领”（les cols Maos），极为流行。不管它们怎么努力，位于巴黎时髦的第十六区的服装店仍不能提供现货。对左岸书商而言则是《毛主席语录》持续脱销。Lui，法国版的《花花公子》，决定追逐亲华潮流，给了八页版面的显著位置来刊登衣着暴露的模特图片，这些模特头戴草帽、佩红五角星，穿着红卫兵服装，附图的说明文字选自“红宝书”。一张引人注目的图片描绘了一位年轻女子赤裸裸地端着一把自动步枪，正从一个巨大的白色蛋糕中脱颖而出。图片文字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电影界，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影片《中国姑娘》，怪诞离奇与政治宣传交替出现，试图理解巴黎当年达到巅峰时期的亲华浪潮，因此这部影片成为一部臭名昭著的影片。此时戈达尔处于电影才华的巅峰时期，当年春天上映了《周末》，出色地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赢得批评界的一片喝彩。

戈达尔在1967年8月《世界报》进行的访谈中描述了他的意图：

为什么要拍《中国姑娘》？因为人们到处谈论着中国。无论是石油问题、住房危机还是教育，总是有中国的范例。中国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法……中国革命与众不同之处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就是（Youth）：不受偏见束缚的道德和科学的追求。人们不赞同一切形式……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事实要求最低限度的关心、尊重和友谊。

《中国姑娘》几乎完全是在一个位于巴黎米罗梅尼尔路（rue Miromesnil）15号的私人公寓中拍摄完成的。这种空间隔离方式使这部电影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左倾的《鲁滨逊漂流记》式的船只遇难故事。影片中的青年毛主义者们完全摒弃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和诱惑。就其本身而言，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场实验室试验，或者变成了左翼意识形态可行性的试验场地。

戈达尔起初想检验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各自优点，但是到了他开始拍摄的时候，苏联模式的衰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令那些具有较为传统的观影期待的观众恼怒的是，《中国姑娘》大部分是由圣茹斯特、列宁，当然还有伟大舵手本人的说教式政治演讲构成。这是戈达尔从布莱希特的说教剧（didactic plays）中吸收的一个策略，他故意颠倒电影和戏剧的现实主义的矫揉造作。戈达尔运用这一技巧来使观众困惑不安，或者“间离”观众：剥去影迷最可靠的幻觉。情节、叙事、人物发展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肯定性的”电影的某些遗迹，戈达尔将其视为意识形态上妥协的产物而草率地抛弃了。通过突出电影经验的建构性本质或虚构性本质，戈达尔希望瓦解影迷通常看电影所具有的自满感，因此他试图使电影彻底摆脱娱乐世界或现代消费主义。

幸亏《中国姑娘》还包含了轻松诙谐的时刻，令人回想起戈达尔开创性的新浪潮电影，如在哲学系青年学生薇洛妮克（Véronique）［由戈达尔的妻子安娜·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饰演］发表宣言的镜头中：“革命就是起义，就是一个阶级借以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至于我，我属于哲学阶级。”在那个时刻，银幕切换到一张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照片。

《中国姑娘》的结尾是薇洛妮克与她现实生活中的南泰尔大学哲学教授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乏味的、关于革命暴力价值的政治争论，让松是一名“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追随者”（Sartrean），他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行李箱携带者”（porteurde valise，意即“金钱操作者”）而臭名昭著。薇洛尼克一度激烈地宣布她想“用炸弹迫使大学关闭”。让松指出，当他是一名激进分子的时候，他有全体人民支持他的行动，而薇洛尼克及其毛主义同伴们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让松听天由命地总结说：“我认为你正奔向一条绝路。”但是对戈达尔而言，他后来声称他当时更赞同薇洛尼克的观点。

《中国姑娘》有助于宣扬毛主义的政治时尚。在短短的几年内，许多名流都追逐毛主义时尚。正如一位观察家冷嘲热讽地说的那样，在左岸知识分子中间，“激进的时尚变成一种道德课税减免的形式”。除了戈达尔之外的电影导演可能会侥幸成功地把如下的阿尔都塞式的修辞精华纳入到影片之中：“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团队的差异和决心容许他们克服事态的不确定性，持续革命的观念才是有效的。”

戈达尔继续制作其他的亲华影片，包括《东风》（1969年）和《英国之声》（1971年），在此期间他与同事、导演让-皮埃尔·高兰（Jean-Pierre Gorin）共同建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并与该小组一道作为一名“游击队导演”（guerrilla filmmaker）进行限额制作。1970年，当毛主义日报《人民事业报》被蓬皮杜政府取缔、编辑人员入狱时，戈达尔成为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公然挑战禁令，沿着巴黎大街叫卖被禁的《人民事业报》。

如果戈达尔通过拍摄《中国姑娘》来讨好毛主义学生激进分子（这些人严厉地拒绝在影片中露面）的话，那么他的努力没有达到目标。一副“五月风暴”著名的涂鸦画嘲笑这位瑞士导演是“亲华瑞士人中间最大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