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任新民去世 曾亲自去沙漠里找弹体残片

原标题：“中国放卫星的人”又少了一个

撰文丨邢颖 编辑丨邹春霞

“真希望‘长五’早点飞上天啊”，年逾百岁的航天泰斗任新民一直关心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情况。 

三个月前，“长五”首飞成功。

△任新民题字祝贺长五首飞

昨天（2月12日），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

在中国航天界，任新民的名字如雷贯耳。他有很多了不起的头衔，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可以说，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任新民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这一次，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第一代创始人的他们将在天堂重聚。

△被誉为“中国航天四老”的黄纬禄(左一)、任新民(左二)、屠守锷(左三)、梁守槃(左四) 

和钱学森一起从零起步“干航天”

1940年，任新民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随后赴美留学。1945年，他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同时还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尽管在国外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稳定的生活条件，但任新民还是毅然回到了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成为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

1952年，任新民奔赴北国，进入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东北参观重工业时，钱学森注意到了任新民，邀请他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此，任新民与航天结缘。 

△著名航天专家(左起：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

“当时我们不担心没有事情干，说老实话，就担心做不了。因为实际上当时我们也不懂多少，包括钱学森在内，他实际上也没有干过这件事，只是在学校里面，搞过一些有关导弹的课题，参加过一些会，知道一些情况。”任新民后来回忆说。 

起点越高，责任越大。 

一开始，任新民在五院担任的便是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后来很快转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他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前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大家互教互学。

△任新民等参加苏援导弹接收仪式

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清楚地记得，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此后，任新民先后参加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以及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弹道式导弹的飞行试验工作。

沙漠里亲自找残片的“总总师”

任新民还有个尊称——“总总师”。这是因为，卫星通信工程五大系统都有总设计师，任新民又是总设计师的统帅。但是，这位“总总师”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

从总体方案到各分系统，他喜欢深入现场亲自对各种技术问题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校核、审查和落实。他认为，“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情况下，你发现有不合适的地方，你才能让别人改，而且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必须得早，要等到快要完成了，你才发现问题，改就来不及了，不可能改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蹲点，出了问题，马上就能商量改了……你不在现场，光听别人讲不行。”

△任新民

1966年底，当几乎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如火如荼的“文革”中时，任新民带队赴试验发射场指导“东风三号”（液体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的飞行试验。这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沙粒在寒风中飞扬，技术人员都去参加运动了，任新民顶着寒风，奔波于厂房宿舍等地方，寻找参试人员。

那时，“东风三号”的前五次飞行试验全部失败。但是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一时难以下定论，任新民很着急，他独自走在发射场苦思冥想，突然想到物证，去寻找失落的弹体残骸。

据航天老专家马作新回忆，在新疆和田地区高低不平，连绵不断的沙丘之间，任新民拄着根拐棍，与搜索队员一起寻找弹体残骸。“那是1月份，我们披着个羊皮大衣，中午的时候，太阳晒，直晒出汗，满身是汗。到了晚上以后，冻得那个冷劲，透到你骨头里。没办法我们就把沙子烧热，沙子烧起来以后，盖在身上，睡一两个小时就冷了，冷了再爬起来再烧。任新民就这样跟我们一块走。”直到第五天夕阳西下时，一块半掩在沙中的黑色金属残片终于被找到。

△任新民（中）与马作新（右二）等人合影

经过改进“东风三号”最终发射成功，这使中国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拥有了完全独立的中程导弹。毛泽东曾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60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主张“东方红一号”不装自毁系统

任新民曾领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总负责人。1970年4月，任新民和钱学森乘专机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作“长征一号”火箭与“东方红一号”发射前最后的汇报。

会议期间周恩来环视参加会议的人员，问任新民同志来了没有，而这已经不是周恩来第一次这样问，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始终关注着任新民，有时国务院开会也要求任新民参加，就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平安无恙。在这次汇报会上，周恩来特意让任新民坐在最前边。

△上图：“东方红一号”卫星；下图：人们争相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上空

汇报会上，钱学森最后提出了卫星安全问题，专家们对于卫星要不要装安全自毁系统的问题有不同意见。

航天老专家谭邦治回忆说，“假如卫星在天上出了问题，唱着《东方红》掉到海里去，这搞不好就政治问题了。假如说你有安全自毁系统，给个指令，这个卫星就炸毁了，就没有这个事了。他（指任新民）说不装安全自毁系统，可能就带着《东方红》乐曲呢，掉到海里去了，这样还就成了政治问题了。”在当时的“文革”氛围中，一提及政治影响大家都不敢发表意见。

周总理问任新民，他说：“如果有问题，也已经在大气层外了，不可能造成伤害，但是装了自毁系统里面无线电信号多，容易造成故障，我不建议装”。

最后，上面批示，“东方红”一号卫星不装安全自毁系统，但这次卫星要一次成功，为国争光。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入口处接见“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专家，这其中就有任新民。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长征三号甲”发射时，任新民（后排右二）在指挥控制中心观看卫星入轨情况

除了“东方红一号”以外，任新民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开创了新中国“前30年航天路”的任新民，到了晚年，开始考虑“后30年的路”的问题，他力主推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他都要亲临发射现场。2003年10月15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当记者再三要求采访他时，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此后，他还一直关注“长五”等新一代运载火箭在研制过程中取得的最新进展。

而今，巨星陨落，新一代航天人站在伟人的肩膀上继续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