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女忆王愿坚“党费”珍贵“火柴”焰火亮

原标题：妻女忆王愿坚“党费”珍贵“火柴”焰火亮

1953年，在北京双栅栏五号

1949年冬，在南京玄武湖

1970年夏，下放前在天安门留影

作家王愿坚

从一九五四年的《党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王愿坚一发而不可收，最终以“副业”留名，成为红军题材创作领域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从早期的不吐不快到后期的天不假年，王愿坚走过了一条并不平静的创作之路。

闽地之门

王愿坚与红军题材的相遇，可以追溯到1953年。

那年秋天，《解放军文艺》编辑王愿坚到福建东山岛采访，路过红军长征老根据地。偶然，他看到一处建筑外挂“老区办公室”的牌子，前去询问，原来这里专门负责接待长征胜利后回乡探亲的红军。

对于战火和军中生活，王愿坚并不陌生。他本人于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但未赶上红军长征的时代。谁也不会想到，踏入老区办公室的瞬间，他的大半生从此注定。

在这里，王愿坚听到很多红军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至1937年，故事动人，听者内心也很不平静。当他得知，这样的“老区办公室”当地每个县都有，便开始沿着福建沿海逐个寻访，有时甚至纯用步行的方式。在当地，王愿坚一待就是两个月。带着收获的故事，他回到了北京。

“他说这些故事都是含血带泪的。”夫人翁亚尼这样回忆。

故事在脑海里一直翻腾，“血”、“泪”恐怕是其挥之不去的原因所在。直到1954年的初夏时分，王愿坚决定把一些故事转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恰好“七一”将至，《解放军文艺》要发表优秀党员的故事，他想起了卢春兰的故事。

时代经典

山上游击队没有盐吃，村中妇女卢春兰组织各家腌咸菜，交给山上来的人带去。但半路遇到巡逻的敌人，咸菜被发现。敌人集合全村村民，以杀戮相威胁，要查出组织者。这时，卢春兰领着自己的小男孩站了出来，说：“是我。”

这是卢春兰这个故事的大体经过。

将故事变为小说，需要进行必要的扩充和改变，对于初次创作小说的王愿坚来说，这着实难住了他。“可是我几次把稿纸铺到面前，却不得不再把它收拾起来。我写不出。”他在谈写作经过的文章中如此回忆。

最后，王愿坚还是想出了一条路。把自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经历融进红军故事，以此来打通时代内外，融入情感，搭一座桥。他认为，不同的时代肯定有区别，但仍有相通之处。

顺着卢春兰的故事，他想起了自己的经历。

1944年秋天，刚参加革命的王愿坚被送到山东老乡家里当“儿子”，以此做掩护。他所在的大娘家，还有一个小妹妹。一次敌人扫荡，他们跑到山上躲起来，回来后粮食被敌人喂了马。当时大家都饿了，大娘找出两个地瓜面窝头给王愿坚吃，自己带着小妹妹往里屋走。等到王愿坚快吃完的时候，忽然听到哭声。他过去一看，大娘把花生壳咬碎后抹在小妹妹的嘴巴上。看到这一幕，王愿坚心里非常过意不去，说早知这样，就不吃窝头，应该给小妹妹吃。但大娘却对他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不怕没吃的。”

这一经历，后来演化为《党费》的情节，咬碎的花生壳变成小说中孩子想吃的咸菜。将亲眼所见融入进去，王愿坚觉得“故事一下子变得有了生命”。“材料已经不再是听来的故事”，“从而非把它写下来不可了”。

王愿坚创作《党费》时，妻子翁亚尼正在人民大学俄文系进修，一个周末，回到家中的她看到了小说原稿。夫妻二人或许都没有想到，这篇小说处女作会成为时代经典。

灯下疾书

之后，多篇小说相继出炉，反响很好。但王愿坚仍对作品有不满意之处。在忆述写作经过的《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一文中，他指出自己对前辈革命者知之甚少。

“对于这个先天性的弱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方面地去了解、研究当时的情形，多听故事。只要有接触老干部的机会，便要他们给讲，不分巨细都往脑子里装。再就是读间接材料。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章，记述当时情形的回忆录，抓到了就读。”

1956年，王愿坚被调到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后来的《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负责红军部分的编写。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历史见证人，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的很多老红军。他还有机会采访到开国元帅、开国将军以及为数众多的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战士。

翁亚尼坦言，王愿坚是个勤奋的人。只要看到红军题材的历史资料都会做记录，进行抄写。有时候自己一觉醒来，看到丈夫还在灯下奋笔疾书。

一次，灯下的王愿坚摊开稿纸，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形象：一名红军战士翻越大雪山时被暴风吹到雪坡上，被深雪埋葬，只剩一只伸出的手，手中托着党证。落笔为文时，雪山换成了草地，又因为火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在党证中夹进了七根火柴。这便是《七根火柴》的由来。与《党费》类似，王愿坚同样也把亲眼见到的形象融进小说。

战争年月，王愿坚见过太多的手。比如淮海战役期间，一天早上，王愿坚看到阵地几十米外趴着一名牺牲的战士，身旁雪地上有用手画的地图，侦察参谋正在进行复制。牺牲者是一名侦察员，他的手则一直指向前方。还有一次，王愿坚到前线采访遇到敌机，就和运粮民工一同隐蔽。民工掏出窝头给他，王愿坚低头发现，窝头由红薯叶和米糠捏成，不禁想到，民工用肩膀扛六十斤高粱米支援前线，自己吃得却是这样的东西——他也记住了那拿着窝头的手。

家族作家

小女儿王小莹回忆，父亲常谈创作的事情，而对家族的事谈得很少。

王愿坚是山东诸城相州王氏宗族中的一员。在王愿坚父辈中间，出现了被大家称为“六伯父”的王翔千。王翔千在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出力甚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又组织了山东的共产主义小组。

可以说，王翔千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倾心和对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尽心尽力，深深地塑造了这个家族。

王愿坚父亲王振千是王翔千的亲弟弟，也为革命出过力。王愿坚的长兄王懋坚、堂姐王辩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这一辈中许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意思的是，王氏宗族中还涌现出了相当多的作家，包括王翔千的同族兄弟王统照、王翔千之子王希坚、王翔千侄子王愿坚、王翔千堂侄王意坚（姜贵），如果算上王家的女婿，这份名单还可以加上两个人：臧克家和王力。这样规模的家族作家群，在近现代史上无疑是不多见的。

生在家风尚学的王氏宗族，王愿坚少小读书，哥哥姐姐回家的时候，他就专心听他们讲故事，他们讲过福尔摩斯的故事，也讲过革命故事。抗战期间，王家成了联络点，每当家中召开党的会议，小王愿坚就在外面放风。

当时王家的土地多用来变卖营救革命同志，家中情况并不好。1944年，王愿坚和堂弟一起被送到解放区。堂姐王辩的丈夫赵志刚当时是山东军邮领导人，王愿坚兄弟二人被当作“包袱”，“贴邮票”寄到了目的地。

15岁的王愿坚先是被分到滨海中学，翌年参加八路军，成为宣传员。由于是初中一年级学历，在宣传队中，他文化程度算高的。王愿坚字写得比较好，就拿桶去刷大标语；他也尝试写过剧本，但并不会演戏。后来，他被调到第22军的报社工作，而宣传员的身份在他心中并没有消失。据翁亚尼回忆，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王愿坚都说自己永远是党的宣传员。

宣传员的身份，他认领了一辈子。

王愿坚口中的“宣传”，当有其独特的意味。翁亚尼说，他常常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用故事传递信息。

命运悲喜

即使在最难熬的时候，王愿坚仍保有讲故事的能力。

“文革”初期，王愿坚被内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居住的部队大院烧茶炉、扫后院，周日还负责烧澡堂锅炉。那时，院里的小孩子常追打王愿坚，女儿就曾亲眼见过。但有一次，王小莹看到了不一样的场景：锅炉房里面，有四五个孩子出神地听，唯一的大人坐在破凳子上讲着什么，她认出那是父亲的背影。“锅炉房没有窗户，黑幽幽的，茶炉里的火旺旺地燃烧着，照红了那些沾满煤灰的小脸。”

炉火这个意象，恰与王愿坚的创作激情相合。在翁亚尼的回忆中，有一个事例最可说明王愿坚的勤奋。1958年，正是全力建设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时期。由于王愿坚能“啃”很多硬稿件，到最后一批的时候才被单位派去。当时劳动强度很大，中午休息时每人还要打六十个苍蝇。在这种状态下，王愿坚硬是抽出时间，用翻过来的烟盒纸写下了小说《普通劳动者》的构思提纲。十几天的劳动结束后，他带回劳动嘉奖书和三张写满字的烟盒纸。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家中把小说写完。

在特殊年月，他的小说成为被批判的箭靶。以《亲人》为例，不知丧子事实的老汉把将军错认为子，“人性论”成为小说的一大罪状。

翁亚尼这样描述王愿坚，“他从小对参加革命的人怀有感情，所以创作时感情很充沛。”王愿坚本人在历经风雨后，对这一点也没有动摇，在1980年发表的《人·人性·人情》一文中，他写道，“文艺要写人性人情，不是奥秘，而是常识。但是，懂得这个常识，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呵！”

受到牵连的，不仅有他的作品，还有他费时多年收集的材料。“文革”初期，虽然已成“黑帮”，但组织上对王愿坚还算是“网开一面”，让他自己烧掉黑材料。于是，利用院子边上的小锅炉，他亲手把苦心积攒的历史资料和作品手稿化为灰烬，烧了整整一个上午。

多年之后，王愿坚曾对二女儿王小冬说，北京图书馆曾经动员作家捐出手稿，我如果那时捐了该多好。

1966年的一天，小女儿王小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眼泪。那天，王愿坚回到家中，没有理睬女儿高兴的招呼，而是径直向屋里走去。王小莹的两个姐姐看到父亲的表情都惊呆了，但王小莹年纪尚小，就跟了进去。只见父亲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母亲严肃地告诉她，父亲犯错误了，让她出去。

1970年，重新戴上领章帽徽但尚未完全平反的王愿坚，被派往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副部长，并下到基层连队当兵。两年之后，他被调回北京改剧本，才再度拿起了笔。

抱憾而归

王愿坚爱讲故事，讲出来的故事不会太长，写出来的小说也多为短篇。

曾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职的张东回忆道，王愿坚讲话方式和他的妻子翁亚尼很像，都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事情就在抑扬顿挫、抽丝剥茧的语调中徐徐展开。

张东记得，王愿坚曾说过，要穷尽自己的一生来写红军故事。但岁月无情，他这一生的时间并没有能够把掌握的素材都写成作品，计划中的长篇也成了生命尽头的遗憾。

正如王愿坚在1986年受访时所说，“有些作品是别人‘要我写’，有些作品是‘我要写’”。直到因病去世，王愿坚要写的作品仍没有写完。翁亚尼也坦言，在王愿坚的创作中，“要他写”的作品占了大部分，《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都属此类。

王愿坚爱抽烟，经常一边抽一边写，创作《四渡赤水》时抽得最凶，一晚就要抽上一包。该剧本由四位作者参与创作，集体创作本就不易，且当时处于特殊年代，对领袖形象的塑造不能有任何偏差。据翁亚尼回忆，这部剧本一写就是八年。王愿坚的组织观念很强，他告诉妻子，让他参加是总政治部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尊重党的决定。他没有找任何借口，把压力都扛了下来。

王愿坚一生深耕短篇小说的原因很多，与故事长度、艺术追求都有关系。翁亚尼认为，生活状态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在创作早期，王愿坚白天工作，创作只能在夜间完成，因时间有限，又是新人，要从短篇入手。“文革”结束后，他在八一厂文学部当主任，但对于行政工作很不在行，评职称、分房子等工作耗费了他很多心力。后来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担任系主任，仍负责行政工作，感到非常疲劳。翁亚尼说：“他始终没时间坐下来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终究只有提纲，没有动笔，成了遗憾。”

《四渡赤水》完成时，正值作家们纷纷归来的1980年代，王愿坚开始构思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分上、中、下三部，写两个家庭的故事。

在1984年一篇题为《文学是光辉的事业》的文章中，他指出“把生活写开”一方面是用短篇小说“以小见大”，另一方面是写全景文学。他疾呼，“气势很大、意境很高的全景文学是需要的，也是应该诞生的时候了。”但他又不无遗憾地说“我懂得这个道理是太晚了”。

同样是在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来到中国，在北京饭店和王愿坚讨论长征问题，二人聊了一天的时间。后来，王愿坚被冠以“长征历史学家”之名，多次出现在这本书中。作家李心田曾撰文回忆，在1986年的一次吃饭聊天中，王愿坚曾经十分遗憾地表示：“为什么长征是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而不是中国人王愿坚写的？”

谁也没有想到，1989年底，王愿坚竟被发现患有肺癌。一年多之后，与世长辞。大女儿王小京是医生，陪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路。她一直记得，在去世前一天，王愿坚还想坚持参加作家周大新的笔会，无奈当天再度发烧，迷糊中他忽然讲出一句话：“要写出性格的呐喊！”之后再问他，却又迷糊无言。

第二天，王愿坚离开人世，享年62岁。

离开人世的7年之前，在那次和索尔兹伯里讨论的间隙，二人到北京饭店的阳台上小憩，王愿坚曾问这位美国作家，“你为什么还要写我们的长征？”对方指向长安街上的滚滚人流，答复道，“因为你们还在进行新的长征。”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伟

（本报记者郑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供图/王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