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过审 说明审查部门有担当

冯小刚

原标题：冯小刚：电影该方，还是该圆

年近耳顺，冯小刚不再“顺势而为”，做了件出圈的任性事儿——把电影拍成了圆的。 

一圈老友劝他不要这么干，他借着酒劲撒泼，“我就想玩一次别人没玩过的”，干了一辈子电影，从来没出过圈儿，这次他想任性一回。 

“我承认反对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很失望，所有人的意见无非两条，从经验出发，从习惯出发。如果把可能变成可能，那是99%的人都能做的事儿，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让我有激情去拍摄。”那天凌晨，冯小刚在朋友圈发了这段话，他不想再找一堆理由去说服别人，只想遵从内心。 

“所有投资这部电影的人，要么拿着钱躲开，要么和我一起往河里跳，没有中间路可走。”撒完了火，回到卧室，他又心生愧意，为自己的无礼道歉，“国立、中磊、管虎、晓峰、大鹏，谢谢你们的包容，我他妈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 

这一天是2015年12月4日，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开拍在即，两年没有拍电影，他对即将开拍的影片充满期待，“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但用圆形画幅来拍，这种史无前例的拍法没有得到朋友的支持。

一年后，这部用圆形和方形画面拍摄的电影，为他赢得了人生第三座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杯——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金贝壳奖，影片女主演范冰冰则获得了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11月18日，《我不是潘金莲》在中国大陆公映。

不愿回到老路上

《我不是潘金莲》是由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冯小刚与他的第四次合作，前三次分别是电视剧《一地鸡毛》、电影《手机》和《一九四二》。刘震云对《凤凰周刊》说，“一般的导演不敢改编我的小说，冯导是非凡的导演，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性上访打官司的事，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生第二胎，和丈夫办了假离婚，没想到半年后老公就和小三跑了，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李雪莲去找前夫理论，前夫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李雪莲结婚时不是处女，是个“潘金莲”。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李雪莲踏上了艰难的告状之路。从县里告到市里，一直告到了人民大会堂，而且一告就是20年。她没能把案子翻过来，却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和市长拖下了水，以至于每年两会，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一幕围追堵截李雪莲的大戏。 

这是一个辛酸的人间悲剧，也是一个荒诞的政治闹剧。因为题材的现实性，冯小刚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消解敏感，使影片能有一定的间离感，不要让人对号入座，同时，在形式上又能有所创新，不再重复自己。 

2016年9月18日，西班牙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冯小刚、范冰冰、王中磊海边合影。

做“顺心而为”的电影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摄影师罗攀，罗攀是电影《老炮儿》和《烈日灼心》的摄影，之前合作过一次。在冯小刚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创意的摄影师。两人在江西婺源看景，罗攀提出用圆形构图的设想，他一听觉得有意思，便想尝试一下。于是，把看景的照片全部裁成了圆形，发现效果果然不一样。 

“很多原本没有意思的镜头，一下就变得有意思了。”向《凤凰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罗攀还是难掩兴奋。第二天，他们所有的取景都按圆形来构图，“感觉特别棒，我把每张图都往中国画的特质上靠，冯导说，能不能把江南的部分都拍成圆，后来就确定了下来，凡是在江南部分都是圆的。” 

放眼世界电影史，圆形的构图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路。它不只是在正常画面上加一个圆形遮罩这么简单，它的构图规律和叙事方式都另有一套系统，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摸索的。 

冯小刚说：“我是用拍处女作的心态来拍这部作品，抛弃所有的经验和习惯，像一个新导演一样重新学习。”每次布景完毕，准备工作就绪，他和罗攀两人都要站在一旁商量，是不是又回到了习惯的老路上，是不是一切太正常了？如果是，就必须推倒重来。 

他们在摸索中发现了圆形构图的一些特质，比如，要达到中国风情画的古典意境，需要画面更具有透视效果和平面感，因此，只能用25mm和35mm的镜头，绝对不能用长焦，“长焦会有窥视感，这是要避免的”。 

在镜头的移动上，不能摇移，也不能俯仰拍摄，而是镜头跟着人横移，“人动我动，人停我停，刻意不强调镜头的存在，就像展开一幅中国的卷轴画。”罗攀介绍说。再比如用光，进光要平，因为国画没有太大的光影反差，没有日景和夜景的区别，所以只打小灯，小反差，接近人的视觉效果；画面要多留白，能带上天空就一定带上，这也是中国画的特色。 

饰演马文彬市长的演员张嘉译，向《凤凰周刊》谈起拍摄的感受，“圆形画面让我很震撼，我遇到一个新东西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我们能想象人在圆形画面中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拍起来有很大难度。有些时候，冯导要求一场戏用很简洁的镜头把它完成，需要演员整场戏拿下，他对演员的要求很严格。”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逆着潮流再出发

然而，这部戏的突破不止是形式上的，更是题材上的。上一次以民告官为题材的国产电影，可能要追溯到1992年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这部低成本电影，同样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众多奖项。 

冯小刚不想重复前人的路，再去拍一个博同情的农村妇女，而是借用女主人公李雪莲带出一系列的官场人物，反映一个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期的中国生态。他要用喜剧的方式来讲一桩辛酸的事，他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而只是觉得它很荒谬，而这朵荒谬之花又是长在转型期的特殊土壤之上。

这样一个题材无疑是犯忌的，故而难免有所妥协。他在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曾说，“一部处处需要妥协的影片，即便拍出来，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但为了让这部片子能顺利出来，还是做了一定的修改。所幸的是，电影局最终同意放行。 

冯小刚对此非常感激，对记者谈道，“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能过审，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如果没有担当，要把你‘枪毙’是很容易的事。”

他甚至公开感谢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11月7日晚，他和李安、贾樟柯导演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对谈，他在舞台上称，“这样的电影能够上映，其实电影局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压力。我非常感谢（张）宏森局长，他能够看到作品导演的一片初心，我由衷地说，我非常尊敬他们。现在都说‘勇于担当’，其实这就是一份担当。” 

电影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不同之处则在于具体尺度和分级标准。冯小刚早年是以贺岁片打响名号的，而之所以走上贺岁片的道路，也“得益于”前面连续三部影片被毙，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商业电影的道路，这才有了后来的“冯氏喜剧”和“冯氏幽默”。 

当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电影，凭借文艺片在国际上频获大奖的时候，冯小刚在商业电影的路上不亦乐乎，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同时，却难以获得学院派和影评人的认可。 

在《大片时代：冯小刚与华谊兄弟》的作者秋原看来，“野路子”出身的冯小刚，在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没有学院派的正经名分，早年经常被当作外人看待；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师承情面和裙带关系，既得不到来自师长和师哥师姐们的照顾，也得不到来自上级的垂青。” 

由此可以看出，冯小刚早年的奋斗过程是一段相当坎坷的经历。但他的谦虚、客气、礼貌、周全，让他很快进入了当时影视剧的顶级圈子，并且如鱼得水。 

张嘉译跟冯小刚认识多年，问及对冯小刚的印象，他赞赏有加：“他是很直爽的人，爱憎分明，也很仗义，只要是他能顾及到的地方，一定会替你想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饰演法官王公道的演员大鹏，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他对本刊说道，“冯小刚导演是一个很柔软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自他的公开发言，以及偶尔说出的一些犀利观点，但其实那反映出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这种真实来自于内心的柔软和对事情的敏感。他甚至可以在监视器前，因为我们的一段情感戏而感动流泪。” 

近年来，当许多导演都在朝着商业电影的道路狂奔的时候，冯小刚却朝着反方向杀了回去。陆续推出了《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作品。 

冯小刚说，“我跟大家走了相反的两条路，大家都在拍文艺片的时候，我在拍商业片，当所有人都在按计算器算钱的时候，我又掉转头来，逆着这个潮流走了回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可能有一种直觉不能太随大流。” 

当国产片票房不断刷新纪录，破十亿元票房的影片多次出现，冯小刚似乎不为所动，“现在年轻导演起来都挺猛的，也不缺一个冯小刚，但是在另一条路上缺我。” 

他曾自称并不是那种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您也别往那上面架我”。但摄影师罗攀发现其实不然，“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虽然以前拍的是喜剧，但他一点也不搞笑，也不逗乐，他像手术刀一样解剖这个社会，只是不是用批评的方式来揭示丑恶，而是用喜剧的方式指出来。” 

冯小刚自己说，“做喜剧的人往往特别纠结和痛苦，是受折磨的。”但他依然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无论是民族灾难，还是个人不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做“顺心而为”的电影

凤凰周刊：《我不是潘金莲》是顺心而为的作品，但因为题材的敏感性，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妥协吧？

冯小刚：我想媒体对中国电影的处境是了解的，在这时候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帮助。审查部门放行这部电影，包括《一九四二》，他们承担了很大风险，可能很多人会对审查有微词，但是我回头细想，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能过审，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如果没有担当，要把你“枪毙”是很容易的事，是零风险的。让你上，但同时又不能捅了大娄子，就必然要求做一定的修改，事情要做好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我们中国人说“中庸之道”，觉得它是一个消极的词，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词，它是一个能把事情做成的方式，没有人是可以让别人全部妥协，自己不做妥协的。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也注意多往喜剧上靠。其实，导演要说的话是通过电影去呈现的，在电影之外滔滔不绝地阐释，是影评人该做的事，而不是导演该做的。

电影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由导演的争辩或注解，来改变大家对它的印象，说多了往往还适得其反。我其实不太喜欢看一个导演去说自己的电影，那是把我们都当傻子了吗？我们看不出好坏吗？但是，导演往往又被宣传这件事绑架，不得不说，尤其像这类题材的影片又要顾左右而言他，读起来也没有太大营养价值，这是我很矛盾的地方。拒绝采访有违职业道德，接受采访又谈不深入。 

凤凰周刊：你说这是一次任性的作品，你的得失心还有那么重吗？

冯小刚：不能说完全没有，说没有那一定是假话。我觉得这和年龄、经历有关系，得失心肯定不像过去那么重，但是不会没有，如果电影拍完了，所有人都在骂你，心里肯定还是不痛快，只是可能不痛快的程度轻一点。如果大家都说好，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忘乎所以。

凤凰周刊：能够对结果看得更淡一点了？

冯小刚：“稍微”淡一点，可以这么想：好或不好又能怎么着？关键是来自内心对作品的评价，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错的，或者说是有点心虚的，甚至是有很大不足的，这个才是重要的。所谓“自知之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