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医疗水平相当高,医生都比较全能”

原标题：“广州的医疗水平相当高,医生都比较全能”

日期:[2016-10-30] 版次:[B04] 版名:[人物周刊] 字体:【大中小】

■Shomron教授和他的妻子Anatfei。

教授携妻带子穗行医一年: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摄影:新快报记者 郗慧晶

今年46岁、高大帅气的以色列教授Shomron,谢绝美国、加拿大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自去年8月起,携妻带子,选择来华工作,以特聘教授身份在中山一院消化科全职工作一年。在即将离别广州之际,他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感慨地说:“我在中国工作一年,可以接触更多的不同病例,做更多的临床科研。同时,我在中国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中国与以色列的友好交流。”

对比中外医疗环境,Shomron说,自己在以色列接诊,一个病人起码是半小时,而来穗后,发现这里医生的劳动强度很大,病人多,而患者在普通门诊基本只能和医生接触5分钟。这个巨大的反差让他非常吃惊。

他同时坦言,医护人员的缺乏仍是世界难题,由于中国患者数量更多,因此医护人员缺乏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胃肠病大会上遇到的缘分

Shomron教授用夹杂着英语的中文分享了他在广州工作、生活一年的收获。

这一年里,这个“洋面孔”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在中山一院全职执业,从事炎症性肠病的临床与研究工作,每天奔忙在消化科出诊、查房、做内镜检查等工作中。

Shomron是以色列最大医院、Sheba医学中心炎症性肠病部门的负责人和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当被问到源于怎样的契机而来到中国时,他笑一笑,回忆道:“与中山一院的缘分从2013年就开始了。2013年我代表以色列Sheba医学中心IBD部门参与了在上海举办的2013年世界胃肠病大会,在大会上遇见了中山一院副院长陈旻湖、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短暂的谈话间,发现彼此对于IBD的研究存在着很大共识,使得我对来到中国交流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2014年,Shomron又受陈教授诚邀参与了学术讲座,讲座之后的再次交流,坚定了其来到中国的决心。言语间,Shomron反复提及“缘分”这个词。在他看来,无论是做研究或是交朋友,都是讲究缘分的。“中山一院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像是兄弟,而并不只是同事。”对中国医学界充满好奇、希望为两国医学界合作寻找机会的Shomron教授因此来到了广州。

在中山一院工作一年,Shomron开展了多项临床研究工作,还多次举办IBD沙龙,对中山一院消化科炎症性肠病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意见和指导。他很高兴地说:“中山一院的胃肠疾病诊断治疗水平以及整个IBD的治疗模式,跟我就职的以色列医院水平一致。”

一天最多看过110个病人

在中以两国出诊有哪些不同?Shomron说,在以色列看一个病人至少半小时,来穗五分钟看一个病人,“中国病人能抓重点易沟通,能提高看病效率。”　　

他进一步说,在以色列每天最多看15个病人,而在中国,他和陈旻湖副院长搭档,一天最多看过110个病人,几乎是在以色列的7倍。

Shomron说,病人在以色列,看病采取预约制,要预约后才能见到医生,每个病人能获得20-30分钟的接诊时间。而在中国,普通门诊中,病人基本只有3-5分钟的面诊时间,他感慨地说:“当然,三五分钟的接诊时间,对疑难杂症,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Shomron坦言,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就诊的距离有时很远,比如有病人特地从重庆等地赶来就诊。为了不让他们多次来回就医,最好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对诊疗方案进行调整。看到中国医生在有限的门诊时间内,还能细致地完成出诊工作,并注意针对不同人群细致问诊,他认为十分了不起。他说,目前,中国的医疗资源、医生资源还是远远不足的。其实在以色列也存在着医护人员缺乏的问题,但由于中国患者数量更多,因此医护人员缺乏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中国的医生都比较全能”

“这里的病人非常容易沟通,在交谈时能够抓住重点,很快就说出问题所在,大大提高了看病的效率。”Shomron说,以色列的病人更“唠叨”,看病常从生活杂事说起,他们更希望和医生多聊一点时间,“否则就会觉得被怠慢了。” Shomron的妻子Anatfei教授坐在一旁,频频点头说:“中国的医生都比较全能,大家对于技术的掌握是非常全面的。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

“在中国,需要做无痛肠镜的病人比以色列少很多。”Anatfei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国麻醉医生数量不足;其次,中国的病人在思想准备方面做得比较充分,做肠镜检查时,心理比较放松,而西方的病人普遍比较紧张,所以更依赖麻醉下的无痛肠镜。

“中国病人的症状与以色列病人不同,这里合并有肠结核的患者非常多,而我在以色列几乎没有看到过。” Shomron说,到中山一院工作后,他最深的感触是“广州的医疗水平相当高,这里的同事完全胜任到欧洲的医疗机构工作”。

Shomron教授表示,以色列的医生大多专于自己的领域,而对其他领域的工作不太擅长。以色列公立医院的医生薪水不高,他们通常会在下班后去私立医院赚钱,收入会高很多。而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都是合法和被允许的。

Shomron也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越发严重的医患纠纷的想法,“在以色列也有医患纠纷,但还没有那么严重,医生被患者杀害的情况还没发生过。”他坦言,医患纠纷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让年轻人以后不想再成为医生,而造成医生护士与患者比例之间更大的不协调。“以色列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非常无法容忍医疗暴力问题。”Shomron教授说。

“喝蝎子汤、吃鸡爪,都是非常新奇的体验”

“对于离开中国,三个小孩都很伤心。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广州,喜欢广州的现代化以及广州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刚来广州时,我们去了广州塔,还把在上面拍的纪念照发回以色列,大家都对广州的现代化表达了赞叹。有空的话,全家会一起出去骑自行车。”谈到初到广州的感受时,夫妇俩都十分满足。

而对于小孩的教育,夫妇俩也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我们都很注重小孩的教育,女儿也获得了今年学校的最佳学生。在以色列,大家都非常注重家庭教育,经常在家里玩益智游戏,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

采访快结束时,Shomron教授拿出了他的手机,向我们展示图片,凑近一看,原来是他来到广州后吃过的食物以及他学习中文的一些成果。夫妇俩都坦言:“中国食物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我在中国,第一次喝蝎子汤、第一次吃鸡爪,第一次吃海参……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奇的体验。”边说,他边做着鬼脸,还反问记者:“蝎子,你吃吗?你吃吗?”把大家给问了个遍后,哈哈笑了起来。

在这一年中,对夫妇俩的最大的挑战便是语言。“汉语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语言。“在每一次的接诊过程中,我想与我的患者进行更多的沟通,也想和他们开玩笑。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不能用中文说出所有我想说的,也无法更多地理解我所想要理解的。只能借助翻译。”Shomron教授说。

“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在广州工作得更久一些。”临别时,Shomron教授依依不舍地说,追逐星辰大海的路途还很长,期待着更多次地说起“再见到你们,我们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