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妙音从丹顶鹤的翅膀开始
2016年10月25日 00:53
来源:北京青年报
我们自古老传说中可以寻觅到“舜帝鼓琴”、“葛天氏之乐”等痕迹,然而真正可以找寻的历史定点,是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骨笛、骨哨、陶埙等,其中的骨笛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音乐文物。自1986年至今,河南舞阳贾湖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了40多支骨笛,其年代在距今9000年至7800年之间,是用丹顶鹤翅骨制作而成,目前所见的贾湖骨笛有两孔、五孔、七孔、八孔等类型,亦有通体素面、满绘纹饰等不同样式,多见于男性墓葬之中。本次“华夏遗韵”展览中展出的骨笛出自河南汝州中山寨,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7800年至6800年之
原标题:中华妙音从丹顶鹤的翅膀开始
◎王希丹
展览:华夏遗韵——中原古代音乐文物
时间:2016年9月10日至2016年12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2016年秋日的北京,发生了一件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界的大事,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一次国际艺术史学人的盛会首次花落东方古国。为了配合此次盛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特展“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古代佛像造像”带来一股魏晋风流的清新之风,同时,“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巡展”、“华夏遗韵——中原古代音乐文物展”也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开幕。
可视的艺术形式是本次世界艺术史大会探讨的主题对象,作为姊妹艺术的音乐在此间亦逐渐现身。从龙兴寺造像中伎乐飞仙的隐隐出现,到千年敦煌中飘逸身姿的挥洒自如,以“华夏遗韵”为主题的中原古代音乐文物展更是国内少有的以音乐类文物为对象的专题展览。在这一系列的展览推进中,“文物”、“考古”与“音乐”交叉融合。音乐可以考古么?已经流失的音响如何与静默的文物发生关联?这,正是我们今天想说的事情,当“千年敦煌”与“华夏遗韵”相遇,诸相共同指向同一名词——音乐考古学。
“音乐考古学以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据了解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这是音乐考古学者王子初先生在论著《中国音乐考古学》中给予的学科定义。从研究对象上来说,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乐器、乐谱、文字、形象等,可以归纳为器物、图像两大类。
本次“华夏遗韵”中原音乐文物展从河南省出土或征集的音乐文物中选取了32组精品文物,分为“远古回响——原始社会音乐”、“金声玉振——夏、商、周三代音乐”、“瑰姿逸音——汉魏音乐”和“盛世风华——隋唐宋音乐”四个部分,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器物类音乐文物,最为赫赫有名的便是骨笛了。
我们自古老传说中可以寻觅到“舜帝鼓琴”、“葛天氏之乐”等痕迹,然而真正可以找寻的历史定点,是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骨笛、骨哨、陶埙等,其中的骨笛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音乐文物。自1986年至今,河南舞阳贾湖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了40多支骨笛,其年代在距今9000年至7800年之间,是用丹顶鹤翅骨制作而成,目前所见的贾湖骨笛有两孔、五孔、七孔、八孔等类型,亦有通体素面、满绘纹饰等不同样式,多见于男性墓葬之中。本次“华夏遗韵”展览中展出的骨笛出自河南汝州中山寨,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7800年至6800年之久,是与贾湖骨笛齐名的新石器时代重要笛类乐器。远古笛声奏响了中华音乐文明的乐章,骨笛的出现绝非一蹴而就,其形制工艺中体现的音阶观念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昭示着中华音乐文明的高度发达。
在器物类音乐文物研究中,中国青铜乐钟研究异军突起、硕果累累。“钟鸣鼎食、金声玉振”,中国音乐历史上曾经出现辉煌一时的钟磬乐时代,至今留下了大量的青铜类乐器。自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发现以来,中国青铜乐钟研究不断推进,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次展览中对甬钟、镈钟、编磬、錞于等钟磬类乐器均有所涉及,包括赫赫有名的郑公大墓编钟。
器物类研究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乐器形制、材料、组合的可靠例证,然而图像类文物仍不可替代。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主要留存的音乐类文物就是图像类。图像类文物材料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乐器描绘,亦有为数不少的乐舞形象留存。人们最熟悉的乐舞形象莫过于莫高窟壁画,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三年(366),现存编号洞窟492个,壁画达45000余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敦煌壁画中的音乐题材相当广泛,分布在洞窟的各个角落,多有固定的位置和构图程式,不同的时代,其绘画技巧及风格亦有所不同。莫高窟共有音乐内容的洞窟200余个,有各种乐伎3000余身,有大小不同的乐队约500组,共出现乐器44种、4000余件。本次敦煌壁画精品展览中便不时出现飞天伎乐、乐舞图的身影,如第285窟得眼林因缘故事画的上方绘有12身飞天伎乐,他们或奏齐鼓、击细腰鼓,或吹竖笛、横笛,或奏阮咸,自由飘游于彩云之间。
除敦煌莫高窟之外,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土拉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大量壁画、雕塑留存,其中包含的图像类音乐文物有飞天伎乐、不鼓自鸣乐器、世俗伎乐像等多种内容,而这仅是图像类音乐文物的冰山一角,尚有大量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魏晋隋唐宋元壁画墓、器皿纹饰等图像类音乐文物的音乐史学价值留待发掘。图像类音乐文物的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并且与艺术史、图像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多有交叉,因此有着不小的晋升空间。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面对乐谱的缺失、解读的困难,我们无法重新奏响千年前中原大地上响起的所有音乐。然而通过音乐考古研究的科学实践,随着对古老乐器性能的了解、对表演内容的获知,我们可以依据目前所知的最可靠信息“重回汉唐”。在本次中原音乐文物展览开幕之初,河南省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应邀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场演出,悠悠乐声,徐徐响起,千年相遇,再觅知音,它似乎在向我们告知,作为特殊考古学之一的音乐考古学已初现端倪,并将在未来的不断相遇碰撞中,起舞蹁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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