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让我们落地”

原标题：“吴起让我们落地”

从胜利山俯瞰吴起镇

坐落在吴起镇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长征80周年 征途寻访22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征途”，“寻访”是其中第四组报道。

为了在历史长河中选择一种开阔的视野，我们选取了长征在空间上的五大节点，派出记者亲身抵达这些曾经标志着长征重大进程的地方，寻找长征的印记，访问红军的故事，抚今追昔，记者们挖掘到的，不但有生动可读的长征故事，更有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

8月底的吴起在早晚时分已有了秋的凉意。这座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以战国时期吴起大将的名字命名，距离革命圣地延安市约有150公里，四面环山，洛河从中穿过。

然而，使它为更多人所知的则是1935年深秋发生于此的一件事。当年10月19日，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吴起，吴起因而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

至今80余年过去了，吴起已不再是昔日位于几个县城交界处的荒芜村镇，高楼、广场和车流成为这个繁华小县城的脚注。站在高耸的胜利山上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并不是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而是近处丘陵上整齐划一的一排排砖窑，和远处扎根于千沟万壑中的繁盛树木。

但红色记忆不会被忘却。亲眼见证红军长征到达的吴起人留给后辈的回忆，和被命名为长征街的县城主干道、依胜利山而建的长征胜利广场和丰碑一起，共同诉说着吴起遗留的红色记忆。

旧报上获悉陕北还有一块苏区

漫漫长征历时一年多，中央红军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马光千是土生土长的吴起人，在担任吴起县旅游局局长前，他曾长期在当地电视台工作，对红军长征到吴起这段历史十分熟悉。他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红军最初的目的地并不是陕北，中央红军长征最后落脚吴起镇是缘于一个意外的发现。

1935年9月，党中央到达甘肃俄界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使红军始终难以落脚。为了战胜“南下”分裂主义路线，根据形势的变化，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的小木楼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议决定红军要继续北上，向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方向前进。

1935年9月18日，长征的红军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但下一步要去哪？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是继续北上？去宁夏？去新疆？还是到中苏边境去？

“宕昌县自古以来便是通商要地，许多晋商在这儿做生意，他们关心时局变化，经常收集报纸上的信息，看完后就用旧报纸包东西。”恰巧，聂荣臻的通讯员买藏族的一种大饼作为路上的干粮，大饼被商铺老板用旧报纸包了起来，这张旧报是《晋阳日报》，上面有一篇报道刊登了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

“大致内容是，陕北刘志丹赤匪盘踞在保安县、吴起镇一带，已经占领了6座县城，有正规红军5万多人，游击队、自卫军、赤卫队、少先队20多万人，随时有进西北的危险，让国军严加防范他们过黄河。”由此，红军领导层获悉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苏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时遇到的天大喜讯。

派人核实后，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中央红军立即掉头奔向陕北，兵分三路向吴起靠近，并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吴起境内。“当时吴起还没有设县，它位于五个县的交界处，东南方向是保安县（赤安县，现在的志丹县），西南方向是华池县，东北方向是靖边县，正北方安边县，西北是定边县。”

1935年10月18日红军抵达陕北，进入的第一个村子是吴起县的张湾子村。当晚毛泽东就在村民张廷杰家的窑洞中借宿了一宿。在这里他详细了解了刘志丹创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也有一说是六点多），红军到达吴起镇。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这块地方，我们落不了地。”

“被我背过洛水河的老者是徐特立”

头道川是延安市吴起县一条崎岖的河谷。1935年10月19日将近傍晚时分，一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人马出现在这条寂静的山沟。

“当时这个地方是几个县的边界地区，基本上都是坡地，住在这儿的人特别少。有的说只有11户人家，有的说只有7户人家。”马光千说。

在红军部队进入吴起的时候，当地游击队的探子发现了他们，但他们当时不知道这是哪一方的部队。因为此前有多股势力曾来到地广人稀的吴起，老百姓受尽这些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的骚扰迫害。看到又一支部队进来，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纷纷跑到附近的山头躲了起来。“正在洛河边打水的老百姓丢下木桶就跑。”

游击队使用的联络信号是用铲子把黄土扬到天上。“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采访过当年的游击队队员，他们告诉我说，扬三下，再扬三下，有节奏地扬三下，那就说明是自己人，胡乱扬土的话就是在说敌人到了。”

由于军队里大多是南方人，陕北人听不懂他们的话。经过反复沟通后，人们方才弄清楚，这支队伍就是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的中央红军。“游击队的探子向当时定边县苏维埃主席报告，说是红军自己人到了。”

红军到达吴起的时候与当地老百姓有过不少接触，任常兴的岳父杨生高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生前多次向女婿回忆起这段往事，任常兴复述：

1935年秋收过后，陕北的天已经很冷了，但洛河河水还没有结冰。红军沿着洛河自西向东从头道川方向来到吴起。杨生高祖上两辈人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凤凰台上，从这里俯瞰，河谷里有很多红军在过河。杨生高看到：“这群远道而来的人都是干瘦干瘦的，寒冷的深秋季节，他们穿的却都是单衣。”

当时的洛河河宽水急，年轻人能勉强趟过去，老年人就过不去。而且年轻人过河后体力也几乎耗尽，再背不动其他人了。杨生高当年是个15岁的小伙子，长得非常高大，平日里干起活儿来也很有劲。“一是这儿就没有几个老百姓，二是他对这条河的水情比较熟，所以就过去帮忙。”

被杨生高背着过河的是一个老头。这位老者在队伍里年龄最大，个子高，骨骼硬朗，戴着一顶八角帽，拄着一根棍子。“我岳父说，老头很瘦，还生了病，体重很轻，他一下子就给背过河了。”

之后不久，红军在延安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派人到吴起回访，杨生高才知道，当时自己背过河的老头是“徐老”徐特立。

达到吴起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详细了解了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还得知由于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运动，刘志丹被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中共中央要求先释放刘志丹，另外立即在当地找粮食补给部队。

杨生高也是积极支援红军的老百姓之一。“我岳父跟我讲，当时组织了12个老百姓，做些抬伤员和送粮食之类的活儿，他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给帮过忙。当地的粮食不够，他们还从三道川、水泛台那边搞些土豆和小米运过来，交给机关后勤处。”这个机关后勤处位于现在的吴起革命纪念馆内，里面还有毛泽东旧居。1935年10月19日到30日，毛泽东住在这里。

“我岳父最早是在1969年过春节时和我一起坐下来聊天讲起这段事情。后来我有问题就问他，比如你们那时候给红军干过啥活儿？话题就这么打开了。他喜欢回忆过去的事儿，还记得很牢。”但是杨生高始终觉得很遗憾，因为他一定在给机关后勤处送物资的时候见过毛泽东等领导人从院子里走过，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他，整个吴起人当时都不知道哪位是红军的领导人，后来他们走了才知道。

走路都走不动的士兵，打起仗来却跑得飞快

家住宗湾子村的宗有明也是这样一位不知红军身份却给红军帮过忙的吴起人。

1935年红军的陕甘支队到达吴起后，国民党的骑兵部队尾随而来。为了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明确指出：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21日，红军和陕北游击队配合切掉国民党的追击军团。在这个战役中，宗有明曾给一支红军带过路。

当年他也不满20岁。生前他向儿子回忆起，那一年的深秋季节，庄稼基本都收完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一天下午，自家院子里来了一群部队。“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部队，都很害怕。部队的人很多，现在前面这个崖下面是个院子，满院子都站的人。但具体有多少人，我父亲他们也估摸不来，更不敢问。过去这个地方啊，有时候游击队来，有时候国民党白军来，有时候土匪来，所以这儿的老百姓都不敢问人家是哪个部队。”宗有明的小儿子、今年70岁的宗世保说，红军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的大哥那时候才3岁。

与宗有明家隔着几道院子的有钱人之前听到风声就带着家当跑了，只剩下空空的院落。当地老百姓便把红军带到那里安顿下来。“咱们这儿闭塞，人都不出门，根本听不懂红军讲的话，再加上害怕，就更听不懂了。红军也听不懂咱们这里的话。”宗有明看到，红军在院子里开大会，有领导讲话，下面站着很多军人，但是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

红军官兵努力克服口音问题，挨个向当地老百姓打听，周围哪个村子有多远，哪个方向有啥村子。“我父亲当时跟他们说，这个方向（手指）五六里路有个刘河湾，红军就让我父亲带他们去。红军的态度相当和蔼，让他不要怕，跟他说这是穷人的部队，‘你给我们带路，我们跟着你’。”

宗有明走在前面，战士们跟着他走，“战士们的身体相当不行，看起来都快走不动了。”当时，宗有明带着红军来到胜利山，但他不知道红军是去打仗还是做别的事情。在山上，他看见河谷有一群骑兵，红军的领导就摇电话让部队进攻。他又看见对面梁上之前走路都走不动的士兵打起仗来却跑得飞快。

战斗刚开始不久，骑兵冲上梁，把红军打到沟底下，宗有明心想“完了完了，这下败了”。再过了一会儿，红军又把骑兵从梁上打了下去，这下子红军打出了气势，整个山头到处都有红军在跑。“我父亲他们看到打起仗来了就很害怕，想下山去，有红军就跟他们说，怕啥，不怕，咱离得远着呢。”到下午四五点时，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红军到达宗湾子村的第二天开始，宗有明渐渐和他们熟悉起来。期间，还有陕北游击队的人来和红军接头。“当时人家问我父亲这支红军的领导是谁，他说他不知道谁是领导，就把人家带到红军跟前，问谁是他们的领导。”红军在此待了一个星期左右便离开了。

“我父亲说过，他看见的部队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军衣、单衣裳、还有的披着床单。他们的脸色都不好，到陕北后，因为受冻和水土不服，不少人拉肚子。”能住的地方都住了红军，包括空窑洞和院子里的草垛。

胜利山已经建成红军长征主题公园

不少吴起人认为，红军长征在吴起落脚这一件事影响了吴起的一切，它使吴起得以成为今天的样子。

马光千告诉北青报记者：“作为吴起人，是种骄傲。走到哪儿我们都会说，我们吴起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过去没有县，吴起镇是几个县的边界，因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和发展壮大，吴起形成了一个县，而且成为了全国百强县。成立县以后，由原来的四五个县的边界，变成了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原来这个地方比较艰苦，军队偶尔来争夺或是经过，不会在此停留，现在全都不一样了。”

逾80年间，吴起从一个只有11户人家的五座县城的交界处变成了一座人口13万的县城。当地许多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窑洞，搬进了新居。吴起县政府的工作汇报显示，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830元，增长7.9%；农民人均纯收入11376元，增长9.8%，县城综合实力跻身“全国百强县”。

宗世保现在居住的院落是祖上传下的，但窑洞已经不是祖上的土窑洞，而是重建的砖砌窑洞。窑洞有两层，墙壁贴上了白色的瓷片，绿油油的爬山虎覆盖在上面。室内的土炕也贴上了瓷片。靠近院墙的两侧各有一排平房，一排平房用于给租客居住，和两层窑洞加起来共有八九间房子；另一排则是现代化的厨房和卫生间。

他的儿子一家则搬进了新的单元房，每天他都要去儿子家吃饭。当冬天来临特别冷的时候，儿子一家会从单元房搬回温暖的窑洞。“老伴早些年去世了，因为退耕还林征了地，没地可种了，我上了年纪也不干活儿了，平时就是锻炼身体、看看电视、和熟人拉拉家常。”每天早晨，宗世保会去纪念塔广场锻炼，然后去河对岸的儿子家吃饭，从自己家到儿子家走路需要20来分钟。

任常兴岳父当年居住的凤凰台如今已彻底不见窑洞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单元楼。作为拆迁窑洞的补偿，任常兴得到了两间面积均为140平米的单元房。屋内精装修，采光好，朝向好，他们一家四代住在这里。他说，农村都没人了，人们都到城里来了。“我的老家在从延安到吴起的路上，原本有30多户人，现在剩不到10户人。”

谈起吴起的变化，任常兴很自豪。“吴起修得漂亮，窑洞都齐齐，围墙和大门都很漂亮。”从法院退休后，他的生活日常是帮老伴买菜、同学聚聚会聊聊天，偶尔为别人提供法律咨询，写一写诉状。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吴起已经实现了从幼儿园直到高中的免费教育，“我的孙子在上高中，不仅不要学费，每个月还会发补助。”

8月底的一个清晨，登上胜利山，这里是红军“扫尾巴”战役发生地，今天已经建成红军长征主题公园。

从山顶俯瞰吴起县城，绿色的树木覆盖了昔日的黄土荒原，小镇展现山城景色。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退耕还林计划使吴起的林草覆盖率由之前的19.2%提高到了72.9%，山川大地基色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转变，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的一面旗帜，展现陕北生态新貌。

县城主街道长征路从去年开始改造，路的两头在延伸，有施工队开着铲土车正在作业。

胜利山下的门楼上写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几个大字，门楼后面是沿山坡修建的台阶。台阶的中间铺着红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红军长征中的重要事件和主要会议。两侧的花岗岩群雕，讲述着红色道路上可歌可泣的故事。一步步拾阶而上，台阶一共250个，寓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

登上250个台阶便来到红军长征纪念碑广场，纪念碑屹立在下午的蓝天白云间。从此俯瞰新装修的红色主题广场，在层层台阶红色火炬的映衬下，展示着这里红色革命新起点的色彩，红色主题的一幕幕历史从眼前划过。

这个陕北小镇，有洛河文化的文明、战国英雄的传说、红色革命的印记，有新发展的小城新貌和绿化陕北的生态改变，也有欢声笑语。从广场沿台阶下山，看到一群孩子正顺着大理石斜坡玩起了滑滑梯，一遍又一遍，你追我赶，笑声清脆。这样的场景，正是当年那些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梦想吧。

敬告读者：本报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系列报道“征途”自8月16日开始刊发，到今天结束，共推出四组单元、22块版面。重温难忘的峥嵘岁月，还原艰辛的战斗历程，突出了长征作为人类重要精神事件的时代特征。在此，我们感谢所有参与写作的作家、学者和本报记者，感谢读者朋友的关注和鼓励。

文并摄/本报记者 邢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