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的人格进化史

原标题：乔布斯的人格进化史

一个“狂妄、自私、猜忌”的独裁者如何通过自省和淬炼成为胸怀远见的领导者？青年乔布斯的才华和缺点是什么？被苹果流放的12年间他学到了什么？乔布斯与盖茨的胜负取决于什么？乔布斯的私人生活对他的商业决策有哪些影响？

这是一部感性又真实的乔布斯的人格进化史。布伦特·施兰德深度采访了乔布斯身边最亲近的人，以更为私人的视角，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本书将改变我们看待乔布斯的方式。

与其说乔布斯的人生是一个天才的成功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心智聪慧的人如何从挫败与自省中淬炼出远见的修练历程。“他与生俱来的敏锐与才华，你无法复制，但身处低谷时的沉潜与转化，却可以学习。”

他也许是个怪人，但绝不是个混蛋

史蒂夫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有文章、图书、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大部分只是在重复关于史蒂夫的那些传说和成见。这些传说和成见从80 年代起就开始流传，那时媒体刚从位于库比蒂诺（Cupertino）的苹果公司总部挖掘出这位神童。当时，史蒂夫沉浸于媒体的追捧中，对于媒体并不设防，那段时间也是他生活最为散漫、放纵的一段日子，因此媒体在把他描绘成天才的同时，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对同事和朋友的漠不关心。后来他开始对媒体设防，只在需要宣传产品时才与媒体合作，因此这些早期的报道就成了大众获知他个性和思维方式的唯一来源。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他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展现的几乎都是一些成见：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设计方面天赋过人， 讲故事的能力超凡脱俗，可以产生“扭曲现实”的魔力；他就是个自以为是的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从来听不进任何建议，而且从出生伊始，就是天才与混蛋的结合体。

以我对史蒂夫的了解来看，这些成见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在我看来，史蒂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里读到的形象都更复杂、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更聪明。他去世几个月后，我开始整理我对史蒂夫的采访笔记、磁带和文档，又回忆起很多已经淡忘的内容：有我采访他时随手写下的笔记，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没有用在报道里的故事，有我们互发的邮件，还有从来没有转成文字稿的磁带录音。我还找出一盒史蒂夫送我的磁带，当时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遗孀小野洋子（Yoko Ono）送给史蒂夫一盘磁带，是歌曲《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在录制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版本，史蒂夫又翻录了一盒送给我。这些旧物都藏在车库里，在整理旧物的过程中，关于史蒂夫的很多记忆涌上心头。这些旧物我整理了好几周，整理完后我做了个决定：对于大众头脑里关于史蒂夫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光抱怨几句是远远不够的，我要凭借我对他的了解，向公众展现一位更完整的史蒂夫，在他活着时是没有办法如此展现的。采访史蒂夫的过程引人入胜而又充满戏剧性，他的一生就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斥着傲慢、阴谋与豪情，充斥着十恶不赦的坏蛋与笨手笨脚的傻子，有幸运女神的垂青，有好心好意的忠告，也有出乎意料的结果。如此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跌宕起伏，在他活着时，人们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刻画出他的成功轨迹。现在，我要将目光放长远，重新审视这位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史蒂夫。

童年“被抛弃”的经历让他暴躁易怒？人们误解了乔布斯

史蒂夫·保罗·乔布斯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受到优待的，这主要源于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养父母，养父母认为他是非常特别的孩子。史蒂夫1955年2月24日生于旧金山，他的生母乔安妮·席贝尔决定放弃他的抚养权。当时席贝尔在麦德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1954 年与一位来自叙利亚的政治学博士在读生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坠入爱河。席贝尔怀孕后搬到了旧金山，钱德里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保罗和克拉拉·乔布斯是一对工薪阶层夫妻，没有孩子，在史蒂夫出生几天后收养了他。史蒂夫5岁时，全家搬到了山景城，很快又收养了一个女儿帕蒂。有些文章把史蒂夫这段被领养的经历描绘为“被抛弃”，认为这段经历是他暴躁易怒的行为的诱因，特别是在他职业生涯早期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但史蒂夫反复告诉我，保罗和克拉拉非常爱他，也很宠他。史蒂夫的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说： “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拥有这样的父母。”

保罗和克拉拉都没上过大学，但他们向席贝尔承诺，一定会让史蒂夫上大学。对于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也开启了他们对史蒂夫有求必应的模式，无论史蒂夫需要什么，他们都会尽力满足他们唯一的儿子。史蒂夫很聪明，他从五年级直接跳到了七年级，老师甚至想让他跳两级。跳到七年级后，史蒂夫在学业上依然毫不费力，但常常受到同学的欺负与冷落。他求父母帮他转到更好的学校去，尽管转学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但父母还是同意了。保罗和克拉拉收拾行李搬到了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处城郊居民区，这个地方位于旧金山湾的西面小坡，原本是一片李子园，后来改建成居民区。这片住宅区位于库比蒂诺-森尼韦尔学区内，是加州最好的学区之一。在那里，史蒂夫如鱼得水。

保罗和克拉拉不仅让史蒂夫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优待的，也培养了他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别是在手工工艺方面。保罗·乔布斯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回收商、机械工、汽车修理工等，他很喜欢各种手工艺，也喜欢捣鼓各种器械，周末通常会做家具或是改装汽车，他教会儿子要沉下心关注细节。保罗并不富有，因此也会收集一些值钱的零部件。“他在车库有一个工作台，”史蒂夫接受史密森尼学会的采访时曾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把工作台隔出一小块，对我说：‘这是你的工作台。’他还给我一些小工具， 教我如何用锤子和锯子，教我如何做东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经历，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我，教我如何做手工，如何把各种装置拆开再装好。”后来，史蒂夫向我展示新款iPod或是苹果电脑时，始终记得父亲的告诫：对于一个橱柜来说，别人看不到的底面与表面的抛光一样重要；对于一辆雪佛兰汽车来说，别人看不到的刹车片和汽车的油漆一样重要。在他讲述关于父亲的故事时，我能感觉到史蒂夫的多愁善感，他把自己在数字电子领域卓越的审美能力都归功于父亲的培养，尽管保罗·乔布斯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数字电子产品。

库克曾决定为乔布斯活体移植

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