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园非复旧时台

原标题：沈园非复旧时台

◎严祖佑

提起坐落在上海市茂名南路58号的五星级宾馆花园饭店，说到它的前身究竟是什么所在？也许还有若干久居上海、深谙上海典故的“老克勒”会回答：“迭个阿拉晓得，勿就是老早格法国总会嘛。”从上世纪50年代初法国总会结束，至1990年花园饭店开业，这幢优雅的奶白色建筑始终是一个供人娱乐和休闲的所在。之所以蒙有一层神秘色彩，是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它从来没有对公众开放过。

开放对象限于被指定会员

陆小曼被安排入参事室

1954年，原法国总会以文化俱乐部的名称重新开张（后改名为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开放对象限于被指定为会员的上海文化和其他各界少部分上层人士。

文化俱乐部的冠名，不久后又加上“政协”二字，全名为“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即是因为它的会员从来不局限于文化一个界别，其主管部门也从来不是哪一家文化单位，而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其间还曾划归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和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我父亲严独鹤原是一位老报人。他在50年代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从文化俱乐部成立伊始，就是其会员。

曾听我父亲说起，当年得以成为文化俱乐部成员的，大致须具备下列几种身份之一：上海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上海市属各区政协的正副主任（席）及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包括文联、作家协会等）市级机构理事（委员）以上的领导成员；拥有三级（或二级）以上技术职级的高级专业人员——如教授、医师、工程师、艺术家等；市政府参事室的参事。

这里对其中两点做些说明：首先，当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级并无高、中、初级的说法，只有高教几级、文艺几级的区分。在大学，三级（或四级）及以上都是正教授，而三级以上的专业人员，各个单位都很少，一级更是凤毛麟角。像复旦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孙大雨、张孟闻这样当时已是大师级的人物也是二级教授。

此外，那个年代市政府参事室的人员构成和现在也有些不一样。当时随着政权更替，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迁。在这更替和变迁之中，不少人脱离了社会正常轨道，失去了工作、职业和归属，需要重新安置。听我父亲说，当时有许多原各界人士被安排在文史馆和参事室，不需天天上班，但都是专职在编。

相对而言，安排在参事室的参事和安排在文史馆的馆员，前者原来的身份地位要高一些，收入也不同。文史馆馆员大致每人每月60元，参事则因人而异，最低为每月90元，高则每月200余元。像电影《战上海》中那位率部放下武器的国军将领原型刘昌义先生，就一直在参事室担任参事，每月工资就是200来元。

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女士，在徐志摩死后穷愁潦倒，至50年代，经高层领导（有说是毛泽东，有说是陈毅）指名照顾，被安排入参事室担任参事，她的“津贴”是每月90元。

说起陆小曼女士，我曾经见过一面。那是1964年暑假，我父亲因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一天，我偕同学兼好友展家麒和张方晦同去探望我父亲，说起陆小曼当时也住在那里（她同我父母都熟识）。陆小曼是方晦父母的多年好友，又是方晦的中国画老师，我们三人就同时到她的病房去探望。当时的陆小曼已经百病缠身，形销骨立。当我说到曾在志摩先生的诗集中看到早年小曼老师的倩影时，她自嘲地说：“我现在迭个样子，已经像是棺材板里倒出来格能了。”

听陆小曼介绍，作为市府参事，薪金虽不算很高，但市府参事待遇之优越，更在于政治上得以享受相当于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同等待遇。当时每年两会，市政协委员是在参加政协大会的同时，列席人代会，而参事则是同时列席两个大会，还参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每年的视察（后改名为参观）。与此相应的是拥有一张在华东医院就医的医疗卡，得以享受优越的医疗待遇；在饥荒年月，还享有一份鱼、肉、蛋等副食品的特供。至于这张文化俱乐部会员卡在饥荒年月的特殊功能，下文还会说到。

内部装修在今天也是一流

二楼舞厅有上海仅有的弹簧舞池

从1954年到1960年，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一共存续了六年。作为一家供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它的硬件设施即使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也是一流的。

这是一幢法国宫廷式的建筑，走进它的内部，满目是上世纪初期始兴于巴黎的新古典唯美主义色彩和装饰艺术风格的交混：带壁龛的用金色马赛克铺设的墙壁，以情态生动的女神浮雕做支撑的前厅主柱，以及与之上下对应的彩色玻璃镶拼成船脊造型的透光天花板，通体显示出一股古典西洋贵妇的典雅气质。

二楼舞厅，有几十年来享誉沪上的当时上海仅有的弹簧舞池——就是在舞池的木质地板下特别装置强力弹簧，以增强舞客翩翩起舞时的腾云驾雾感。

文化俱乐部时期，这里大约每星期举行一两次舞会。依稀记得这个舞厅不收费，饮料也极便宜。一杯冰淇淋汽水，好像只要两角钱。除了舞厅，还有弹子房、滚球房等等。那种气氛和情调，同外面那些公开营业的弹子房、滚球房迥然不同。

最吸引我的是游泳池。那也许是当年上海规模最大、最高级的室内游泳池。长方形，宽30米，长60米，不仅面积远远大于上海其他室内游泳池，更有别于其他的是它并非封闭，它有一个全透明的顶棚。白天游泳，如果天气晴好，可以晒得到太阳，空气也十分流通。每到夏天，作为会员的直系亲属，我可以办一张家属游泳卡，自己单独进出。

1960年，上面突然通知，茂名南路58号另做他用。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要来上海，选中了这里作为住所。据说主要原因就在于里面的游泳池受到青睐。

同年，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搬迁到北京西路泰兴路转角的原丽都花园。巧的是，场所的转换也意味着它实际功能的转换。

1960年，功能转换为实施特供

凭会员餐券可以焗鸡面

这时正是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大饥荒年代。于是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功能也就转换成了对会员实施特供的地方。其时，作为直辖市的上海同北京一样，是国内仅有的对市民副食品供应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每个户籍在册的市民每月大致可以凭票以官价买到100克肉类、250克鱼、200克食油、每天250克蔬菜（很长时间只能买到皮厚厚的被称为铁皮菜的卷心菜）。至于像我父亲这样的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还可以官价得到肉类、蛋类、鱼、食油和白糖各1000克，此外还有几斤黄豆（也可以买豆制品）和20包高级香烟的特别供应（当时，香烟也是紧俏商品，每个经居委会认可的烟民每月仅限额供应三四包低档烟）。

至于当时的上海饮食市场，每一个上海市民每月发放相当于一市斤（500克）粮食的就餐券，凭券才能进饭店和点心店（摊）用餐。即使如此，上海的所有饮食店也都“以素代荤”，而这个“素”是连豆制品都一概绝迹，只有几片前面提到的“铁皮菜”。稍后，上海市面上有限制地出现了副食品的自由市场，饭店也相应出现了高价菜，但价格大致是官价的八到十倍，如500克猪肉要卖5元来钱。而当时上海人的平均月工资是50元左右，只能望而兴叹。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俱乐部的餐厅也改变过去对会员敞开供应的做法，向每位会员每月发放15张餐券。每次就餐，每人至少用券一张，多用不限。每张券可点一道菜，每道菜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同以往几乎一模一样，就好像整个社会的食品供应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至今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一道菜是焗鸡面。这是一道地道的西菜，需用大量奶油才能做成。由于原料紧俏，当时即使一些价格昂贵的高价西菜馆也很少供应这道菜。但文化俱乐部西餐厅就有这道菜。不仅有，而且价钱便宜，每份一元五角（相当于自由市场三个鸡蛋的价钱，但已是该餐厅最高的菜价之一了）。不仅便宜，而且质高量足。很深的一个腰盆，满满一盆鸡片和面条，顶层，快要溢出来的焗成金黄色的奶油超过了盆沿。配上两毛钱一盅、不需餐券、用上等牛肉文火炖出来的牛茶（汤），以及烤得又脆又黄的面包，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无疑是心向往之的天赐美餐。因此，这一道最佳组合的套餐，不仅是我和我的父母在那个年代的最爱，也是那个岁月有幸得以进入文化俱乐部西餐厅的人的最爱。

在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从茂名路原法国总会搬迁到北京西路原丽都饭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茂名路这边的迁出是限时限刻的，而原丽都花园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必须修缮后方能入驻，就产生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差。在这段非同寻常的时间差里，所有的休闲娱乐活动都停止，唯独这十五张餐券不能停止使用。于是就找了一个过渡的地方——当时上海最高层的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14楼（时称好像是云楼）的一个大厅，作为文化俱乐部的临时餐厅。

由于地方小人挤，为了增加同时就餐的人数，当时餐厅内都是一张张十座以上的大桌子，往往三四拨人挤在一张桌子上用餐。

吃饭占座，得见名流荟萃

孙道临拾金不昧

对于以原丽都花园作为新址的文化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文化娱乐设施，我的记忆中已经荡然无存。只记得当时大堂墙壁上悬挂着一幅由王个簃和贺天健两位大师合作的几乎和墙壁差不多高度的巨型山水画，实在是罕见的珍品。岁月悠悠，不知今日尚在否？此外，它的中餐厅名为百花厅，厅内的墙壁上都是各种花卉的浮雕，远远看去，确也吸引眼球。但近前一看，表面的石膏极其粗糙，明显地露出一个个大气泡，令人不忍直视。不过那个年代，只要有地方吃饭，有好饭好菜，墙壁上雕花的质量如何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文化俱乐部的另一令人向往之处，是吃饭不收粮票。每人付一角钱，大米饭敞开肚皮吃。1960年底至1961年初寒假期间，我就读的中学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为期一周。我下去次日就装拉肚子，本想耍赖不出工的，不料住进了医院。这一下害苦了自己，一天五顿流食：两小碗米汤、两小碗漂了几片菜叶的菜汤加一小碗豆浆。到出院（也就是回市区）那天，我已经饿得两眼发绿。第二天是星期天，父母带我到文化俱乐部吃饭，面对那一粒粒白得发亮，像涂上了一层油脂的米饭，我一口气吃了六碗半。

当时茅盾先生的内弟，著名作家孔另境先生坐在邻桌。他见我如此饕餮，不禁放下筷子，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一碗一碗吃。孔先生和我父亲是好朋友，又是同乡（浙江乌镇），饭后，他特地坐过来对父亲说，令郎年纪轻，饭量实在好，我看了真正眼热（江浙方言：羡慕）。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句：他（指我）前几天学堂里下乡劳动，昨天刚回来。孔先生大笑：作孽！作孽！（可怜）

在文化俱乐部的餐厅卖品部，还有甲等高级香烟供应，通常是绿色包装的牡丹和黄色包装的凤凰两种牌子。由于香烟特别是高级香烟，当时的紧缺程度甚至超过了粮食和鱼肉，俱乐部规定，只有会员本人亲自持会员证，才能一天限购一包。当时这两种档次香烟的市场价似乎是每包四角五分，黑市价大约超过十倍（还很难买到）。于是，不少会员（尤其是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好的）就每天下班后骑了自行车，到俱乐部兜一圈，同熟人打个招呼，聊几句，再买一包烟。

由于上海是特大城市，各个界别的精英人士总数不菲，因此文化俱乐部的中、西两个餐厅经常人头攒动。每到星期天早上，大门口就热闹非凡，都是提前来占座位的。当然，作为社会上层人士的会员们往往是不会亲自来等开门的，来的大都是我这样的家属小辈，年轻，灵敏度高，上午九点，俱乐部的大门一打开，等在门口已经好久的我们，立刻发挥学校体育课上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进餐厅，占好座位，然后等待中午时长辈到来。腿慢的或者后到的，只得等待第二批乃至第三批。好在这里还不至于像外面那样，餐厅门外有个休息室，可以容后来者坐着等候。在休息室内等待用餐的，往往是没有人帮抢座位的上了年纪的会员。因此，以当时文化俱乐部会员的格局而言，这个小小的休息室可以说是晚清和民国以来各个时期、不同派别、各种行业的社会名流的荟萃。

每次来，我都喜欢占一个对着门的座位，一边吃饭，一边听父亲介绍休息室中他熟悉的人物。

在这里，父亲曾经让我向一位梳着老式发髻的不起眼的瘦小老太太鞠躬，然后告诉我，那是民国初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又指着一位拄着拐杖却依然身板笔挺、走起路来却摇摇晃晃的须发皆白的老人说，这是冯玉祥部下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张之江先生，他腿脚不利索的原因是长年行军时打绑腿，血脉不和所致。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胖胖的圆头圆脸的老人，穿一套纺绸衫裤，一手背后，一手扶着叼在嘴上的黄黄的长杆老象牙烟嘴，昂首站在门口，注目望向餐厅。我问父亲，这是哪一位？父亲看了一眼说是当年和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齐名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先生。父亲还说，此公一生有多位夫人，数十位子女，绰号“多子王”。岁月虽逝，昔日大哥大风采尚存。而这众多的史书中的人物，今天在这里聚集，和我一样，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在餐厅里占一个吃饭的座位。

1961年或1962年暑假的一天下午，我早早在西餐厅占了座，美美地等待父母家人晚上来吃焗鸡面，这时，走进来一个人。一看，是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先生。他坐在我邻桌，刚坐下，在沙发椅的角落发现了一把折扇。他站起来，举着扇子，向餐厅内的客人高声问：这把扇子是谁的呀？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和带着磁性的悦耳嗓音，令人一听就不禁想起他为劳伦斯·奥列佛主演的《王子复仇记》的经典配音。喊了几声，见没人应答，就说了一句：那我送到服务台去了，说不定是吃午饭的客人留下的。说毕，就风度翩翩地往外走去。走了几步，又旋即风度翩翩地快步走回，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谢谢您，我的那个座位劳驾替我看一下，如果别的人来，就说已经有人了。我当然连连答应。

1964年9月，一副手铐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去时22，归来36。八十年代末，我应邀参加一位曾陷入“阳谋”圈套的报社同事的婚礼，再度去了那里。举目四望，已然沧海桑田，沈园非复旧时台了。

供图/小林 本版投稿邮箱/bqfkw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