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三大省级官办书院 越秀山下传道倡实学

原标题：广东三大省级官办书院 越秀山下传道倡实学

日期:[2016-07-08] 版次:[A12+] 版名:[广东书院] 字体:【大中小】

■应元书院旧照。

■《广东通志》

■学海堂专课章程

■菊坡精舍课卷

■学海堂遗址

■学海堂全貌图

应元路位于广州市越秀山南麓,东西两端与小北路、街坊路相交。这条全长仅1381米的老街,因“应元宫”和“应元书院”而得名。

古时的岭南,书院林立,诸生乐群参学。当时,高居书院金字塔尖的是省级官办的应元书院、菊坡精舍和学海堂等。它们分布在如今的广州市二中应元学校一带。

在应元宫西侧50米,有一扇并不起眼的铁门,这扇铁门后是通往二中的楼梯,也是旧时通往书院的百步梯。一道铁门,将两个时空相隔,又相通。门外,应元路车水马龙;门内,古书院清幽雅静。

■专题策划:林波 陈琦钿

■专题摄影:李涛

■专题执行:新快报记者 周聪

■图片: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提供

探幽记

唯三元宫幸存 书院无迹可寻

越秀山冈峦起伏,林木苍翠,四周幽深寂寥,乃是古代学子静心读书理想之所。清代后期,越秀山南麓曾并存过广东三间最高学府、且在全国都有名气的书院━━学海堂(1824—1903年)、菊坡精舍(1867—1903年)和应元书院(1869—1903年),范围在今广州市二中应元学校一带。自东向西排列顺序为:应元书院、菊坡精舍、学海堂。

如今漫步应元路,全长千余米,目光所及俱为三大书院之地。

当年在莲塘北路北侧、越秀山南麓,自东往西依次为应元书院、菊坡精舍、龙王庙、学海堂、三元宫等,是清代广州城书院、寺观较为集中的地方。

而今,唯三元宫幸存,其他建筑已了无痕迹。唯一能与旧时三大书院相关的,仅剩二中应元学校门前的百步梯了。据考证,这个百步梯与应元书院的百步梯位置重叠。二中应元学校所在之地,是三大书院旧址。

二中应元学校北倚风光秀丽的越秀山,南临威严雄伟的中山纪念堂。拾阶而上,只能遥想昔日三大书院的情景。

“学以致道,比于据肆矣。”学海堂在这里开创了广东书院求实求学的先锋;菊坡精舍紧随其后,摒除了清前期广东书院只为追求科举功名的风气,为广东培养了大量的学术大家及晚清政坛风云一时的政治家;应元书院更是开创专录科举人学习的“研究生生”书院,目标是培养状元和进士。

如今的应元,依旧有“呈一处占地广阔,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学院园林”,楼堂、房舍、亭台,点缀其中,分外雅致;四周是走廊、曲径、假山并栽植各种花草。

只是,白云苍狗,白驹过隙,旧时应元书院已无处可寻,学海堂的“浓荫蔽天,林峦幽胜处”和菊坡精舍的“林木森森,水波淼淼,一派郊野风光”也荡然无存。

滥觞史

越秀山书香缭绕

清代后期,学海堂、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三大学府并存,一时间越秀山书香缭绕,文人墨客云集,成为当时广东省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

鸦片战争后,传统的书院教育日渐式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州府县停办书院,越秀山下的这三间著名书院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停办。

学海堂:“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学海堂书院。清道光四年 (1824年)八月,在越秀山麓修筑了学海堂书院。阮元手书“学海堂”匾。“学海堂”的命名,源于汉代大学者何休的美誉:“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

学海堂在清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推动岭南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被誉为 “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

书院不以追求科举为用,不事举业课试之文。其在教育制度上大刀阔斧地改革,并以培训高层次人材为重点。因此,从创办之日起,学海堂就提出:“此堂专勉实学”。

其教学与研究,与当时盛行的八股文和举子业有很大的不同。反对支离破碎的理学,不赞成千篇一律的八股文风,引导学子纳入经史理文的范围,从事切实学问的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不设山长,推行公举学长、“择师而从”的教学民主制度。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推崇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

当时在全国的书院中,有些山长只挂名却并不到书院教导学生。阮元不但亲自参与课士、出题等活动,身体力行地倡导实学。他还常常到学海堂与诸生讲课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 。”

学海堂考试实行季课,主要由阮元或由他临时聘请学者或其他书院掌教负责出题、批改考卷。

“今大小西洋之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省海舶而来?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后,孰密孰疏?”

这样的策问,既反映了阮元力排科举八股和理学,在教育改革中将自然科学列为实学内容的创新勇气,也反映了当时的广州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领风气之先的学术文化特色。

学海堂还经常举行雅集活动,例如为了纪念郑玄而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讲座。又如每年春节、花朝上巳、中秋、重阳等都举行雅集,邀请社会名流、文人、学者、诗人参加,互相吟唱,盛极一时。

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学海堂部分建筑被炮火炸毁,文澜阁损失较大,因而暂时停办了一段时间。同治元年(1862年)学海堂曾加修葺。同治七年(1868年)学海堂藏书楼文澜阁建复,学海堂庶复旧观。战争结束后,继续开办,并扩大招生。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海堂被废办,改为纪念阮元的“阮太傅祠”。

菊坡精舍:形成独树一帜的“东塾学派”

同治五年(1866年),两广盐运使方濬颐将位于应元宫西侧的长春仙馆重新修整,奏请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蒋益澧,改建为书院。同治六年(1867年)秋建成,为纪念南宋名相崔与之(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取名为菊坡精舍。

菊坡精舍起初聘请陈澧主持教学任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菊坡精舍多仿效学海堂,但亦有自己的特点。陈澧写过一篇《菊坡精舍记》对教学有所阐明。最能体现菊坡精舍学术地位的,莫过于“东塾学派”的建立。陈澧与应课生徒的师生关系要比学海堂的更为明晰密切,这些学生有一样的师承,学术既高,影响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又密切,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塾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表明广东在学术上已经是自成系统,独具特色,能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陈澧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实学,主张摒弃当时以科举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认为精舍门人当以学问为重,不是为取超等;士人为学,须于经、史、子、集四科当中,拣选一科与其性情相近的专门来研究。招收对象是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肄业生中选拔,每年30课,学生入学后发给生活费。

菊坡精舍在陈澧的主导下,不但讲求实学,亦主张在经史中寻找微言大义,求治世之道,故考取得功名,位居人臣的生徒亦颇多,在晚清的政局上亦多有影响。

与学海堂不同的是,陈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经史题进行考课,还升堂讲学,每次听讲者达数十人,讲课既有针对命题的内容,又连带及读书之法。陈澧在菊坡精舍的十余年间,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讲学与考课的工作,并继续钻研学术,将集其大成之作《东塾读书记》加以整理陆续出版。

应元书院:广东待遇最优厚的最高学府

清朝以科举取士。当时广东举人上京赴试,殿试者寥寥。

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来了一位新布政使。此人名叫王凯泰。到任广东不久,王凯泰就察觉到广东举人上京赴试之难。同治九年,他决心办一所举人进修书院,帮助广东举人解决问题,提高广东参加会试的取中率。

一天,王凯泰来到粤秀山南麓的应元宫(今二中东侧),见宫内雷祖殿虽十年前被鸦片战火所毁,但环境安静;还供奉着“统领元象,主握阴阳,掌三十六雷霆之政,天下机枢”的应元帝君。科举试中的乡试、会试、殿试的头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和状元,“应元”二字适符佳兆。王凯泰遂决意在此创办书院,取名“应元”。

同治八年9月,新建的应元书院落成,环境幽美。门对莲塘,依山而构,头门匾牌“应元书院”为王凯泰所题。过头门上数十级石阶,过一庭门,再上就是大堂,堂匾上“正谊明道”四字是瑞麟所题。堂的右边是董事所,左边是监院室和十三梅花书屋(从屋沿山坡种有十三棵梅花)。屋至坡下头门,围墙边遍种修竹。冬春,风和日丽,梅花盛开,翠竹婆娑,游息于书屋,雅兴顿生。过大堂又拾阶而上,最高处是书院的讲堂。堂匾《乐育堂》为李福泰所题,意取“才非育不成,而育之斯乐矣”。讲堂右侧是红杏山房,取“赴皇家杏园琼林探花宴”之意;左侧是仰山轩,取“凭栏可企九仞,岂难乎一篑”之意。轩之左北有奎文阁,是书院藏书之所。阁有对联:“三台奎耀临南越,八座文星拱北辰”。

书院招生甚严,每年二月十五日前考选甄别广东举人100名。书院取正课生30名,每人每月给膏火(助学金)3两银,外课生20名,每人每月膏火2两银,附课生(旁听)50名,无膏火。书院每月考试两次,初二为官课,督、抚两院及藩、臬、粮、运四司衡门官员按时轮番坐课;十六日为师课,院长坐课。课考十分严格,学生按会试要求,穿着冠服“盛暑不废”,“官课考制艺试贴各一,师课同之……格照翰林式”,“兼出古学课题,或赋或策论,用殿试式”,“誊写诗赋格照庶吉士散馆式,策论格照新贡士”。每课榜发前十名者,例各给奖赏银。“每课不完卷者,以缺课论。”缺课一次,膏火减半,匿卷不缴者,内课生降为外课生。

到会试之期,学生发公车费(即路费),内课生50两,外课生40两,附课生30两。同时,为了鼓励学生考取优异,规定取中第一,给以庆贺,能当京官的年年享受书院津贴。应元书院是当时广东待遇最优厚的最高学府。

王凯泰创办应元书院,立见成效。书院学生首次应试就取得一名状元名梁耀枢,第二次应试又取得一名探花名谭宗浚,声名大振。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三年的七年四期科举试中,会试取中40人,进入殿试(获进士资格)达39人。入选翰林院编修12人,获翰林院庶吉士3人,分到六部(吏、户、兵、刑、礼、工)作主事11人,外派县令11人,成绩骄人, 对比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广东举人上京会试“一个都不取中”真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