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

原标题：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

故乡人为司马迁所塑的高大石像

司马迁墓地分出五个枝杈的古柏

◎从维熙

端午节到来之际，我首先想起楚人屈原，接着便联想起另一位中华圣贤司马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的精神反馈，实因我曾亲自祭悼过两位中国前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陪同老作家康濯和演艺界女艺术家白杨，到屈原投水自尽的汨罗江畔朝圣；2015年春夏之交，我又应邀去另一位古代前贤司马迁的故里，参加了文、史学界对司马迁的祭悼。前者笔者曾留下《汨罗觅古》的文字，再将感悟司马迁的“端午抒怀”一文，呈现给读者。值得一提的是，当笔者行文之际，一直无雨的京城突然降下雨丝，像是苍天为之垂泪……

上故里韩城的邀请

去年五月，刚刚过了八十二岁的生日的我，便接到陕北黄河之畔韩城的热情邀请，让我去那儿瞻仰一下司马迁的故里。

我兴奋过后，不禁犹豫起来：早春二月，我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并在胸内安放了输血的支架——此行路程遥远，要乘飞机到陕南咸阳，然后乘坐大巴从咸阳到黄河之畔的韩城，需要整整一天时间，我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因而一时之间，我手拿电话不知如何作答。

受主人委托，代表韩城邀请我的是作家秦岭。他敏感地觉察出我的犹豫，便拿出他的精神杀手锏，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从老，您对我说过，您昔日在山西黄河之畔伍姓湖劳改时，与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只有一水之隔。您还说，您曾多次地隔河远眺韩城，以增加在‘大墙’里生活下去的力量，但无奈于黄河过于宽阔……我是想起了您与我的谈话，才给您打电话的……这次韩城召开司马迁祭悼盛会，邀请的六位历史学家和五位作家，作家中只有您也蹲过囚号，您要是不去，我不好交待不说，怕是在牢狱中受过宫刑的司马迁，也会感到失望。”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身体病况的，但秦岭的几句生命提示，不但让我应下此行，还让他转达韩城对我的邀请的谢意。

这不仅因为我的生命旅程中，有着与其相近的足迹——更为重要的是，从童年时代就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圣中，只有司马迁受过绝灭人伦的宫刑。当时我从燕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来到北京求学（当时叫北平），住在西城玉皇阁夹道的姥姥家，因那儿离西单商场里书摊较近，便常常到那儿去翻阅旧书。一次，我从描述古代帝制的历史书籍中，发现在远古汉时一种名叫“宫刑”的刑法。我不知其意，便去求教在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在北平当中学国文教师的家叔。

记得，当时家叔对我只是笑而不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过去每次去看望他时，他都是主动向我讲述古文知识，今天何以闭口不答我的索问？直到我要离去时，他才拉住我的手对我道破“宫刑”之谜：即古代断根绝后、割去人的生殖器官、让人生不如死的残酷暴行。他刚才所以没有对我直白，是家叔认为我还年幼，涉及人的下体让他不好启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得知封建帝王刑法中有这么一个酷刑，从此也记住了司马迁的名字——因为在我告别他的住舍时，从他书架上取下一套线装本的《史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以面对人生的沟沟坎坎。

这是远在几十年前的一段童真年代的往事。进入了青年时代，那套线装的《史记》，让我心中升腾起一尊至高无上的中华之魂的精神图腾——那就是汉代的司马迁。

远古的月圆与月残

何以为证？因为自从中国帝制形成之后，历代臣相无人敢于和帝王辩论，汉武帝何许人也？建立汉王朝之大帝，但是骨头里富有钙质的司马迁，居然敢与汉武帝为降了匈奴的李陵行为进行辩论。这是中国帝制王国历史中第一个勇敢的大儒。

他创下了另一个第一，则是司马迁为此进监并承受宫刑之后，在监牢里演绎出的一首千古人文绝唱。他笔下的《史记》长卷中，始自中华民族炎黄五帝、后到汉时的历史人物的万象人间世态——包括孔、孟、老、庄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家和历代将相中的忠臣和奸相；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的两眼不仅仅上瞄权贵，他还对准了贫贱的儒林谋士和“草根”中孕生的游侠刺客，皆被他绘影图形于书中，给中国远古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文史群雕。

难怪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一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因司马迁把皇权之天与草根之地的多极史料，都展现在他笔端之下了。

“绝！”

这是我阅读《史记》之后，从心扉里吐出的一个字。其中特别让我受到刺激的是“秦始皇本纪”一章，我既为秦始皇战胜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第一次统一中国而动容，也为他称帝后“焚书坑儒”的血腥屠杀而发指。因而此次远行司马迁故里，是我人生中又一次圆梦之行——因为此前，我曾特意去西安观光秦王宝殿和兵马俑地下展厅；还在清明时节到骊山脚下，一个名叫洪庆堡村落之边，觅故秦始皇屠杀儒生的“秦坑儒谷”（后人称“鬼谷”），特意为远古的众多儒生祭魂。

试想，这都是司马迁那支铁笔留下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些文史记载，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将何以了解中国远古历史中的月圆与月残？

下隔河遥望司马迁的感悟

我来了——在我生命的夕阳时节，我下了飞机上了一辆大巴，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到了司马迁的故里——陕北韩城。

入住韩城的当夜，虽然身心已经极度疲惫，但还是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司马迁的雕塑广场夜游。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儿挺立着司马迁《史记》中的几十尊历史群雕：从孔、孟、老、庄到诸子的百家雕像；直到刺秦的荆轲和弃官还乡卖酒的司马相如和酒娘卓文君的草根群体，皆呈现在秦川的明朗月光之下。

我的心被震惊之余，不禁自问：一个小小韩城，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文化能量，将司马迁的精神光环展现得淋漓尽致？

直到第二天，在广场司马迁的巨型雕像前，对这位太史公举行祭礼时，才从陕西文史学家口中得知，这个雕塑广场的诞生，全然在于远古司马迁独一无二的精神光环，让众多雕塑家顶礼膜拜，才有了这样的人文辉煌。

第二天，在这个广场之边，举行了对司马迁的追思会。不但来了众多韩城百姓，连香港凤凰和台湾的东森电视传媒，也都来参与了祭悼活动。著名文史学家郑欣森、戴斌、肖云儒、张大可以及作家蒋子龙、王若冰、秦岭……都从天南地北到韩城参加司马迁的祭祀来了。

更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当追思祭悼大会开始之后，凤凰卫视的金牌主持人胡一虎，竟然面对众多与会者向会场发问：

“听说今天作家从维熙也来了，请老先生回答我的提问。”

我从嘉宾席上站了起来。

他说：“您知道我要向您提问的特殊意义，您就说说您来参会的感受吧！”

凭着我的智商，我完全理解他向我提问的含义——不外是我有过与司马迁类同的生命旅痕。但在这样的会场，面对众多的韩城百姓，我不想回答这样沉重的问题，因而去繁从简地回答说：“韩城之行，让我精神震撼。昨夜在司马迁高大的塑像前，我流下了感伤的泪水……”

没想到，我刚要坐回座位上，当地女记者又对我提出“逼宫”的索问：“我读过您写‘大墙”的文学作品，太史公对您手中的那支笔，对您有过什么影响？”我无退路可走之时，便直言我的心声：“已经八十二岁的我，所以来到韩城，就是来觐见中华史圣之魂的。在我过去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曾在黄河对面的永济监狱当过囚犯，曾多次隔河眺望司马迁故里韩城。何故？就是为了寻找面对困境生存下去的力量。期间，我曾有机会到永济购物，还曾特意到陕北和山西交界的风陵渡，远眺对岸韩城文公与史圣司马迁之魂；但毕竟太远了，只是心理上给自己打‘强心剂’。回到监舍之后，我在纸条上写下隔河遥望司马迁的感悟：‘以真为镜，以史为魂’，并把它夹进一个破本本中——直到我平反重返京华文坛之后，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这张纸条，这八个字的文学箴言，是我写作时的律条。我永远做一只中华大地啼春吟秋的文雀，而不做随风变向的风筝。”

“背芯子”绝技的感人内涵

还在记者对我提问之际，韩城民间的锣鼓队涌入了祭祀的广场，那叮叮铛铛之声，覆盖了一切。接着陕北民间流传至今的艺技“背芯子”，又吹吹打打地进入广场。

这不仅让我的中枢神经舒缓下来，还让我拍手为之叫绝：一群壮汉身披着古装、踩着高跷进了广场，这并非让我为之叫绝之因——让我心跳加速目瞪口呆的是，这群足踩高跷的汉子队伍肩上，都站立着幼小的男娃和女娃。他（她）们随着汉子高跷的步点，舞动着七色彩袖，来为大会助兴。

一位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为我压惊说：“您是不是为那些汉子肩上的娃儿们的安全担忧？”我说：“是。我从小生长在冀东山村，逢年过节也有踩高跷这个技艺表演，但从没见过脚下踩着高跷、肩上还顶着娃儿的绝艺演出……”他附耳对我说：“据地方有关资料记载，此技艺诞生于远古的汉代晚期。民间传说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因为断根之苦，他出监后便特别宠爱娃儿，常常把娃儿抱在怀中或背在身上，用以自悦‘断后’之苦。于是我们这儿的艺人，出于缅怀这位圣贤，便演绎出‘背芯子’这个外地没有的人间绝艺，流传多少年了直到今天。”

我理解了，这既是对司马迁的追念，更是对人性之美的继承。因而我不无感慨地说：“在司马迁的故里，演绎着太史公当年的悲悯故事，我向韩城人民致敬。我回京城之后，一定将其写进文章，以让传承人性之美的韩城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弘扬。”

言罢，我站起身来，向演出“背芯子”的韩城百姓连连鼓掌致敬。

历经狂热的心跳之后，韩城朋友带着我们去司马迁的陵墓朝圣。因其墓园在离会场不远的小山之巅，这项活动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年初，给我心脏放进支架的医院大夫，曾特别告诫过我不许攀高；所以蒋子龙和秦岭……已经开始攀登之后，我还在原地发呆——但在片刻的犹豫后，我想起昔日隔着黄河寻觅司马迁之魂的往事，此时已然到了司马迁的魂归之地，自己怎么能却步不前呢？

于是，在妻子的搀扶下，我尾随在队伍之尾，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司马迁的祠墓。在司马迁的墓前祠堂，我没有停步——因为多少年来，太史公的人生轨迹和丰厚著作，我已牢记于怀；我急于见到的是司马迁的英魂归宿之地，便匆匆穿过祠堂，气喘吁吁地停步于他的陵墓之前。

大墓坟冢三米多高，并无令人奇异之处；令我惊愕的是，其坟上长着一棵长青的古柏，其主干上分出的五个枝杈，指向了角度不同的天空。祠墓工作人员说，这是太史公的英灵期望着后人“五子登科”。

这是根据其古柏树形，图解其意成了故事，因而并没让我为之动情。让我为之勃然心动的是，坟墓四周用以保护坟墓的砖雕之墙，似乎有别于古代汉墓——为此，我主动询问祠墓的工作人员。他的回答如下：“公元310年，汉太守为司马迁修了此墓。历经千年风雨，大墓已然有所破损。忽必烈灭宋建元后，因其敬佩司马迁之人文品德，便亲自下令为司马迁修建陵墓，于是大墓四周留下了蒙式的精美的壁雕。”

这是我从不知道的陵墓故事。忽必烈何许人也，他被后人的一句形象描述是 “试与天公比高”。但就是这样金戈铁马一生的帝王，居然对汉时的太史公如此敬崇，足以说明司马迁精神对中华各个民族的影响力度。

我久久地在墓冢之前弓身默哀，以表达一个后来人的敬意。从韩城返京之后，让我深深自责的是，在陵园我只顾沉浸于祭悼前贤的感伤之中，却忘记拍下一张陵园之照——知我者秦岭也，他从网上给我发过来几张陵墓之照。于是值此端午之际，便将此篇思古抒怀之文，呈现给北青报读者。

2016年6月12日于书斋

本文作者从维熙

河北玉田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多次获全国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