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医院91岁高龄老教授“七一”前夕向党汇报自己的心路历程

上篇　学医报国缘于母亲的教诲

浙江临海，这是她的第二故乡，依山傍水，濒临大海，风光旑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张宁仔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旧军官家庭，父亲在邻县警察所供职，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母亲的谆谆教诲至今仍在教授的脑海里萦绕回荡。她对我们说，母亲是师范毕业生，恪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因此，打她懂事起，母亲就经常给她灌输这些道理，并且希望她将来能当一名医生——母亲崇尚医道，认为医学是世界上最为神圣的事业。母亲的这些话，从小就给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她年幼时，因父母常外出工作就把她寄放在外婆家。外婆和舅舅一家都非常喜欢她、爱她。但不幸却降临到这个家庭，唯一的舅舅染上了肺结核，远离家人到孤寂的山上小庙里养病，不久聪明而有才华的舅舅便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她心中万分悲痛，立誓要当个医生，去挽救可怜的病人。她家附近有家教会医院，院长姓汤，留过洋，是个学问较大、架子较大的医生，孩子们都怕他。院长有个弟弟，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只是跟他哥哥学一些医学知识。但是他学习非常认真，待人非常和气，工作勤快，孩子们都喜欢这个小汤医生。妈妈常常告勉她，以后要像小汤医生一样，做一个好医生，勤奋学习的医生，能为老百姓治病的医生。勤能补拙，这成为张宁仔一生执著为医的座右铭。

童年少年时期的她，是在母亲的教导爱抚下成长的。父亲在外县工作，后又调往外省，顾不上照料家。她是个快活恬静的小妞，人们见到她，都夸她聪明伶俐、有出息。确实，人们的赞美并非过誉。别看她年龄小，可懂的事很多。一九三九年以后，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当时，日寇的飞机到处轰炸，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为了躲避日本人，她随着学校不停地搬来搬去，在流亡之中上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每次考试，她的名字都名列榜首，成为老师和学生们熟知的拔尖生。那时，看到贫穷的祖国和苦难的同胞，她渐渐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和希望，明白了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才能使祖国富强，她立志将来当一名好医生。

终于有一天，慈祥可亲的母亲也跟着舅舅，撇下她和三个弟妹走了。十七岁的张宁仔过早地成熟了。朗朗的月夜，昏黄的灯光下，她托腮沉思：如果有一个医术超群的医生治好妈妈和舅舅的病该多好啊！妈妈的话是对的，学医能救人，学医也能救国。困难再大，我也要当一名医生！

一九四三年，经历了辛酸、苦难和忧伤的张宁仔，终于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一年暑期，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

从浙江临海到四川重庆，充其量不过一千多公里，如果放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坐火车不到两天就可以到达，更不用说从天上飞了。但在当时，国内战火纷飞，交通几乎瘫痪，困难可想而知。

“我当时是咬紧牙关，打起精神，带着三个弟妹，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往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出发的。一路上除了坐了一段火车外，其余都是步行和搭黄鱼车。而且还要时时提防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一路上看到日本人横行霸道，肆意妄为，心里非常气愤。说实话，到今天我也不喜欢日本人，甚至有些恨。就这样，经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七个省，足足走了三十九天，才到了重庆。”

当第一次站在中央大学的校门前，她禁不住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对妈妈的无限思念：亲爱的妈妈，您可以含笑九泉了，这个圣洁的殿堂，有了您的女儿的名字——张宁仔。这一年，她只有十八岁。

纵观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青年时期的经历，几乎是相同的：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立志科学救国，不畏艰险，满腔热血，发奋读书。尽管他们的追求多少带着些茫然、惶惑，但是这种追求执著、赤诚、坚韧不屈。

张宁仔走过的，正是这条路。她坚信：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

当年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我国生理学的开拓者蔡翘教授曾称赞她“将来必有作为”；

著名的心血管疾病专家牟善初教授曾竖起大拇指称赞她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

全国高血压联盟原主席刘力生教授则说：“我最佩服张教授的学识和为人。”

的确，她学识渊博，医术精湛。而拥有渊博知识和精湛医术的唯一途径，就是她的勤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从踏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天起，她就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心中早就憋足了一股劲儿：珍惜机会，学好每一门功课，掌握每一门技能。

大学一上就是六年，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六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难、也最为辉煌的决战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震撼了整个中华民族，也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

战况瞬息万变，社会混乱不堪。怎么能安心学习？有的同学终日无所事事；有的密切关注时局，思忖着抉择；有的想闯荡仕途……

张宁仔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一心只读圣贤书”。她的老伴、同学，已故的赵允祺教授曾对我们说：“那时候，尽管时局不稳，但中大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学习成绩不好，随时会被淘汰。她是我们班最认真、最能吃苦的学生，甚至连走路、吃饭都手不释卷，吃罢饭就往图书馆跑。那个时候，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她却很少去，就知道在宿舍学习。在反动政府的怂恿下，有一次她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反苏游行，因不满暴徒枪杀新华社记者，中途跑了回去。可想而知，这样的学生成绩肯定是好的。大学六年，她的各门成绩均为优良，是我们班唯一的优等生。她要求自己很严格，这种严格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一点，我印象最深。”

是啊，风雨同舟五十年，有谁比赵教授更了解她呢？

“在当时，我对共产党、国民党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科学救国的思想比较浓厚，就知道埋头苦学。我相信，只要有知识、有才能，就能为祖国的富强而服务。”

等到一九四九年大学毕业时，华东已经解放，她主动申请回到了当时已迁往南京、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的母校工作，任内科住院医生、助教。

采访中，我们曾请张宁仔教授描绘过她第一次戴上听诊器，接待第一位病人的内心感受。她深情地说：“心脏，人的生命之脉。没有心的跃动，便没有了生命。人的脉搏每分钟跳动六十至一百次，那么，每小时、每天、每年、一生呢……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她的声音是美妙、悦耳、迷人、动听的。有强、有弱、有急、有缓，当你屏息倾听，时时会被感动着。这是一曲优美的旋律，这更是生命的呼唤……”

经不起教授的渲染，我们这些医学外行也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脉搏上，去寻觅生命的颤音。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张宁仔教授正是从这些充满活力、悦耳动听的音符中，跳动出了自己的最强音。这种强音，伴随着她始终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