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老北京梨园行一段远去的风尘

原标题：揭秘老北京梨园行一段远去的风尘

以演唱粉戏见长的演员剧照

清代狎妓比拼的是“才情修养”

◎张卫东

作者张卫东简介：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戏曲民俗研究者、北京大学国学社

导师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今人不常用的词汇“私寓”、“歌郎”、“相姑”等，都指向老北京梨园行一段远去的风尘。今年是京城废止私寓百年纪念，虽然百年已过，但是世风的轮回却令人觉得诡异。

那时代“私寓”这词可是另有它意

“私寓”原区别于“公寓”，“公寓”这个词儿大家当然不陌生。那么当时“公寓”的称谓是针对谁呢？这是指徽班戏曲艺人进京后下榻的集体宿舍，地点多在前门外韩家潭（韩家胡同）附近，这是乾隆末年的事情。

进京唱戏的南籍伶人多演昆腔夹杂徽调、吹腔，初到京城自然是没有资格与赶考举子们住同乡会馆，只能住在这里艺人们聚居的“公寓”中。清·乾隆年间，京城对公寓还有个对比称谓，叫“大下处”。原因是那种经营色情行业的地方称之为“下处”，为了避开应局的活动场所才加上一个“大”字。在《红楼梦》里还有一段描写薛蟠爱上柳湘莲的故事，湘莲假意约他到自己的“下处”相会，这里用的就是这个称谓。

针对“下处”还有一个比较贬义的称谓就是“堂子”，这与经营娼妓行业的会所称之为“窑子”的名分有些等同。承应此种行业的招牌以“堂”命名，必须是三个字的排列，但文雅程度却能感觉如某文人家中的堂号，内中含义多是略带别致之春色，如景和堂、胜春堂、岫云堂、云和堂、绮春堂等。

百年前的“私寓”是京城较高雅的情业会所，从业者则是称之为“相姑”的少年优童。经营“私寓”的环境古雅，其舒适程度远比内城宅门儿还要悠哉。这是因为府邸宅门儿的家风严谨，对生活的格调与精致修为极端严肃。因此，私寓的外部环境既符合士大夫阶级的生活习惯，还具有生活中的另一番情趣。至于对“堂子”的称谓描述从《清稗类钞》中可窥一斑：

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看此种“堂子”好似今日某高级会所之状，而经营此种娈童生意者又绝非是平庸优伶之辈，在礼仪文化以及艺术造诣上远远超越当时的娼妓行。这与我们所熟知的假女人的艺术化表演决然不同，与世界知名的泰国“人妖”旅游演出大相径庭。

“私寓”的别号还称之为“私房”或“私坊”，入民国后有些从私寓中起家的京剧名旦很忌讳这段历史，所以在刊登当时的合影照片时把“私坊”改称为“教坊”。

私寓入籍的学徒多是梨园世家子弟，从师学艺后自然心领神会的如何侍奉老爷们。嫖客虽是好男风却在梨园行中有个贬义称谓，至今仍在当代京剧界术语中沿用，这便是流行已久的“老斗”。这里的“斗”字要念上声，原是指不会唱戏专门捧旦角的粉丝，因此便对不会表演的演员亦用“老斗”来讽刺。

承应有佳的学徒可称为“歌郎”，大凡被“老斗”看上的“歌郎”就好似嫁给他一样享用，如果有他人欣赏还要争风吃醋的比阔气。

《清稗类钞》中这样描写老斗对待歌郎：“老斗之饭于下处也，曰摆饭。则肆筵设席，珍错杂陈，贤主嘉宾，即醉且饱。一席之费，辄数十金，更益以庖人、仆从之犒赏，殊为不赀。非富有多金者，虽屡为伶听嬲，不一应也……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摆饭。主宾入门，伶之仆奉红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于席费犒金外，必更以多金为伶寿。簉座之客，且赠贺仪，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老斗”们对歌郎还有个更暧昧的称谓“小友”

“歌郎”作为最佳褒奖的称谓是名正言顺的，而老斗们对歌郎还有更加暧昧的称谓“小友”，这也是文人常对小孩的客套称谓，但堂子里能获得这尊称的委实不易，说明这歌郎基本上有依靠啦。歌郎还有个较中性的名字叫“相公”，这是沿用明以来对少爷公子的称谓，但后来针对京城上流社会好男风的习俗则贬义称为“相姑”或“像姑”。

侑酒是相姑堂子中的最佳营业方式，老斗们要提前预订某位歌郎为主奉，再招呼几个相互侍奉，一般在私寓的堂子中举行比较随意窥色。如果到大饭庄侑酒就要铺张摆谱儿，另有一番不同于妓女侑酒的礼仪，老斗钦点某位歌郎侍奉称之为“叫条子”，那种行为规范我们今天根本想象不到是什么色情服务。“叫条子”的术语就是从私寓堂子中传承，后来的娼妓行业亦是沿用此称谓。

《清稗类钞》中曾经这样描写老斗叫条子的风俗：“老斗与伶相识，若以数数叫条子矣，则必喝酒于其家。或为诗以纪之。中四语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资格深时钞渐短，年光逼处兴偏浓。”拿纸片者，老斗至下处，即书笺，召其他下处之伶以侑酒也。点灯笼者，酒阑归去时之情景也?

通常此种侑酒还称作“打茶围”或“打茶会”，虽说是“茶”但多半是“酒”。在相姑堂子里的侑酒并不是为吃喝，多是冷荤佐酒，最多不过上个“盒子菜”。这与堂子不开火有关，据说经营男色情行业最拍“明火”，因此至多不过由“老斗”出资到饭庄叫几个菜。《清稗类钞》中对侑酒有这么段描写：“老斗饮于下处曰喝酒。酒可恣饮，无热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酒罢，啜双弓米以充饥。光绪中叶，酒资当十钱四十缗，赏资十八缗，凡五十八缗耳。其后银价低，易以银五两。银币盛行，又易五金为七圆或八圆，数倍增矣，然犹有清益者。”

私寓是八大胡同里妓馆的前身

众所周知京城前门外八大胡同是旧日的红灯区，但在1900年以前却是相姑堂子的兴盛处。可以说这里是先有好男风的相姑堂子，后随着时代变化才逐渐被妓馆继承，其实明清帝制时北京的“色情业”一直受严格限制，并不像清末民初那样风靡，所谓八大胡同灯红酒绿的花界开放，是北洋执政时期。而文雅的歌郎们使官员士大们大解肉欲的时代则是在先，这与政界的修养程度以及文化程度有极大关联。

“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这是晚清以来京城梨园行的顺口溜，表明这里就是依靠唱戏开设相姑堂子起家的聚居区。四大徽班的三庆班进京最先住在韩家潭，而后的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也是在周边的百顺胡同和陕西巷、李铁拐斜街等几条大胡同中，这是距离前门外戏园商业区较近的缘故，而且这里开设相姑堂子由来已久。晚明时期昆曲男旦兼营色情业的相姑是最高规格，其它从事相姑业的还有唱俚词的“流行歌手”，在说唱艺人中以及理发行业的梳头匠、洗浴搓澡的小厮,甚至小裁缝中,亦不乏其人。

康熙年间，有个风月无边的李笠翁曾在韩家潭居住，他还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著名的芥子园。他的《闲情偶记》不过是偶记尔，其实他就是个经营情色生意的老在行，与自领家班中的优伶有多少情色关系姑且不言，只在《李笠翁十种曲》中便可嗅得屡屡风骚，看那部《怜香伴》传奇中妻妾女同性爱的故事呈现在舞台，更可谓奇中之奇啦！在此还有他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老骥伏枥，下联是：流莺比邻。如今这“老骥伏枥”仍在常用，而“流莺”之意却有一丝龙阳之兴……

目前，公开认定的八大胡同是指前门外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寡妇斜街（王广福斜街）、猪毛胡同（朱家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大力胡同）等，其实樱桃斜街周边的几个胡同也在这范围中。

道光八年刊印《金台残泪记》中记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昭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

这其中的“粉坊街”就是位于虎坊桥的“粉房琉璃街”，而“北顺胡同”则是“百顺胡同”，“广福斜街”则是今“王广福斜街”。而后的一段形容可见当时这个老斗对青春年少时的无限眷恋，也可以当做一段相姑堂子最红火时代的文字介绍。

齐如山先生也在回忆中说后来的妓院是在相姑堂子之后发展起来的：“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馆，可以说都是私寓。”

从这位亲眼见证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豢养优童在相姑堂子中学习侑酒唱戏在八大胡同占主流，多是在庚子年后才被娼妓业逐渐取代。因此，后来北京出现的一些骂人的脏话，也离不开这数百年来的相姑堂子文化，骂某某是个“相姑”，或是“私房出来的”，或是“后头院儿长大的”，以及最为难听的两字——“兔子”！因流传已久，其它地域也有用“兔崽子”或是“小兔崽子”来骂人。

歌郎都是偶像型演员

相姑行可追溯到明代，跟男演女的昆曲旦角及豢养优伶成风有关，也与官员不得狎妓的禁令相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清代欣赏相姑表演绝对不能与当代泰国“人妖”表演相提并论，中国的歌郎完全是以写意形式表演，利用古雅的戏曲艺术用以假代假表演来反映本真，此种审美是东方中国一种无以言表的独特文化方式。

在《梦华琐簿》中是这样描写歌郎们如何演戏的：“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即嫖客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演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在大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虽然此段对老斗们以及歌郎们有些风气上的批评，但可见“站条子”的传统习惯由来已久。这种站台的程式化要求在金元时代的勾栏中就曾出现，不过那时都是以姿色取悦于人的女伶表演。此种站台在旧京梨园行中称之为“站堂”，相姑们多数在心理上希望被有大钱的“老斗”选中，他们还会觉得是自己生意上的荣幸，堂子的老板以及班主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而后，相姑因有人捧就会发迹成为“明星”，在此基础上还会有更大的“老斗”摆阔攀比，而明星既然造就何愁日后没有金银享受。可见，旧时听戏捧角与当今欣赏偶像型演员一样，大凡是粉丝必定要花钱，不过是色艺双全的欣赏习惯。

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穆儒丐先生这样描述：“当日北京花界，实无今日之盛。席面上的应酬，全赖像姑活动，写张条子，一招即至，佐酒侑觞，备极旖旎，然不能久坐，旋即他往。像姑每出，必随健仆一，手握山胡桃，稜稜作响。像姑入席，健仆鹄立室外，时间长短，一听仆命。仆以为时至，则故使胡桃发声，像姑闻其声，立即起席。”

通过以上资料可看出，相姑作为偶像型演员被叫条子侑酒有很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亦是艺术化的色情生意罢了。如果能到堂子里成为熟客那还需老斗们努力投资，而那种“花酒”就不是一般听戏的小花销啦……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繁衍子嗣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以儒家教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支点，几乎没有一个相姑不结婚生子。这与当今社会里同性恋现象有所不同。此行业既能养家又能从事艺术，他们在文化上也并没有自卑心理。

那时，培养相姑要从年龄上有界定，一般是招收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立下关书契约，入籍后就要由师父监护一切。一般待到年满十八岁或生理发育完全时，就要脱籍成婚，去经营长久职业了。因是学唱戏的旦角出身，自然是轻车熟路。还有就要改唱适合自己的家门行当，实在没有天赋的就做跟包或检场、衣箱等差事，另外还可以学习文武场面做演奏员。早年，有些京剧名艺人的名字与表演行当极不相符，大概多是自幼在相姑堂子学艺的缘故，如汪桂芬也是相姑堂子侑酒歌郎出身，脱籍后唱老生仍沿用“桂芬”这个富有女性含义的名讳，如此范例不胜枚举……

私寓堂子的废止之时

清末到改民国后的西化治国观念随之而来，官员们也多是外来的没有此种文化根基，欣赏异性娼妓在八大胡同盛行成顺理成章之势。

清末，有一位以表演见长专门演唱粉戏著称的名旦田际云，他也原是常用很风骚的表情打动众多“老斗”，原来艺名为“想九霄”，后改名为“响九箫”，最后随性改为“响九霄”，曾在京城素有声望。此人在“百日维新”时与进步人士素有交往，后来掌握京城梨园行会精忠庙实际工作，“辛亥之变”后，他积极追随时局支持新政，想借此机会将一些毁辱梨园的事儿革除，故曾经两次上报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求废止私寓，最后一次是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查禁前门外韩家潭一带私寓，优童令其安心唱戏或另谋它业。

后经外城巡警总厅例会研讨，终于在二十日发布告示：“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此后，有些刚从相姑堂子出身搭班唱戏的旦角备受歧视，有些开设相姑堂子的生意人对“响九霄”有怨言。不过那时的法令不过一纸空文。有些人明着不做了，却在暗地里依然应酬交往达官贵人们。表面上不用索取什么费用，童伶旦角却照样被文人墨客的老斗们包养，甚至为心爱的歌郎们买房子、组班子，请老师在艺术上加工提高使其在戏业上发迹。

此时的梨园行中还有个俗语，叫做“十旦九不清”，可见此种好男风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随着时代变迁，早期政客及遗老仕宦们的离去，新的权贵们对玩乐习惯有变，这与民国初年执政者多是行伍出身的军阀有关，再有北京曾被日伪统治民不聊生。此时的人多是崇尚洋派艺术，京剧依靠女伶演唱《大劈棺》、《纺棉花》的新时代到来，几乎从政客到大学生以及商人们，无不欣赏此类艺术，而电影、流行歌曲等行业也是女演员盛行，相姑堂子行业即便是犹如暗娼经营也不可能复活啦！

本版供图/张卫东